第一节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会师黔东
当红三军转至黔东，于1934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沿河县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特区政府，开展全面工作的时候，迎来了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两军在黔东会师，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困苦的过程。在王明“左”倾路线不断影响和危害下，我中央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屡战不利，党中央和军委不得不开始退出根据地的准备。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从湘赣根据地出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转移西征，其目的是“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创立湘中新苏区。中央同时还令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随红六军团的行动；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为红六军团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命令中又具体规定红六军团第一步到达湘东南桂东地区，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第三步是横渡湘江，向湘中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黔东时期已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
八月七日下午，红六军团所部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省遂川横石等地出发，开始突围。全军指战员日夜兼程，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于十一日上午进入桂东的摇篮坑。同日中午，红六军团主力到达寨前圩。次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红六军团的神速突围，震撼了湖南军阀。伪省长何健急调刘建绪为“第四路前敌总指挥”，驰驻衡阳，刘一面命令敌两个师尾追我军，一面调动各路正规敌军、保安团等对我形成包围，妄图聚歼我军。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改变了在湖南停留的计划，从寨前圩出发后，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县城，占领新田，由于敌重兵拦堵，使红六军团在零陵地区渡湘江已不可能。于是又从嘉禾附近折转西进，过浦口进入蓝山的土桥圩。通过与敌辗转周旋，九月二日进抵湘、桂边境的蒋家岭。九月三日，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敌人又集结兵力企图阻止我军由此渡过湘江。红军针对这一情况，乃改变行动计划，于文村击溃尾追的敌第十六师、第十九师约八个多团，便立即在全县以南的兴首，顺利渡过湘江，进入了西延。
九月八日，红六军团在西延的车田，接到中央军委训令“……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红六军团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旅以下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尔后，“应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达贵州的锦屏、天柱、玉屏、铜仁。然后转向湘西于凤凰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协同红三军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发展苏维埃游击运动，并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后方则靠贵州以吸引更多的湘敌于西北方面。”训令的主要目的，要红六军团牵制大量敌人，直接配合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行动。当红六军团按计划准备在绥宁以西地区打退西进的湘敌，前卫部队红十八师刚过小水时，湘敌逼进绥宁附近，桂敌由绥宁向北急进，黔敌也向黔东调动，三省敌军将集结于靖、绥以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迅速改变计划，突破驾马，夺路南下。十七日乘虚袭占通道县城，兼程向贵州前进。
湘桂军阀判断我六军团去黔东地区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除以一部分兵力尾追我军外，其主力李觉部和廖磊部，由廖统一指挥，经靖县、广平向贵州锦屏地区急进，贵州军阀王家烈也急调榕江的周仁芳到黎平设防。企图阻止红军渡江入黔，强令驻守铜仁的第二师白辉章部和驻守思南的李成章旅，协力加强沿河、印江方面对红三军的封锁。切断其南进接应红六军团的路线。十九日，我红六军团根据敌情，组织了新厂战役以歼尾追之湘敌，胜利地向贵州黎平、锦屏前进，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
红六军团渡过清水江后，打算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与在印江、沿河附近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但敌湘，桂军主力已先到氵无 水以北堵截。于是在二十五日我军撤回氵无 水南岸，准备西向黄平，绕过氵无 水，寻敌空隙渡过氵无 阳河，再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二十六日我六军团在清水江广大地区击退湘、桂追敌后，一路上艰苦辗转，避实就虚到达传余庆、瓮安间的猴场。红六军团在猴场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我六军团接到此命令后，十月五日从猴场挥师向东北方向前进。这时，湘、桂、黔敌代表正在施秉的兰桥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我红六军团不会西渡乌江，必经余庆、石阡去黔东和我红三军会合；并商定对我红六军的配合作战计划，企图将我红六军团消灭于石阡地区。上述情况，红六军团毫不知晓。十月六日，我军进到石阡的走马坪、廖家屯一带。七日（甲戌年古历八月二十九日）拂晓，我红六军按照前进序列继续东进，准备当日在石阡县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间，穿过石阡、镇远之间的大道，进入江口。当我军先头部队刚进入甘溪街上时，敌廖磊部十九师亦到甘溪东北方向平望一带，与我军遭遇，即展开激战。我军仓促应战，处于不利的低谷地带，三面受敌。我前卫部队五十二团被围压在山沟里，与敌激战达三昼夜，全团战士虽然英勇奋战，但子弹打光，刺刀拼弯，终因寡不敌众，许多战士集体跳岩，壮烈牺牲。
甘溪遭遇战斗中，红军被敌截为数段，部分损失严重。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率领下，在石阡县本庄三口坳等地向思南县的文家店区的神筐岩、瓮须、三间店、三口坳一带，随又折入石阡本庄，通过上河滩、上馨口一带，渡乌江进入凤冈县境。当红五十二团最后带至黑滩河一带，又遭到湘、桂、黔敌人合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师长龙云带领少部战士，突围向南行进，至岑巩县龙田沟（龙颈坳）殊不知遇敌被俘，后被杀害于长沙。
甘溪遭遇战失利后，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机关人员及机枪连约六、七百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和团政委晏福生、苏杰等率领下，临时组成特务团，凭着国民党报纸上披露贺龙在沿河一带活动的消息，在丛林中转战数日后，至坪贯、石（阡）镇（远）大道，十日经地印、客楼、闵孝等地。于十一月到达江口县的茶寨，又从德旺以北绕过梵净山，终于十月十五日下午，李达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越过了白果河到黑岩门，被住在水田坝的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发现后，不识红六军，立即进至黑岩门半山埋伏起来，准备战斗。军部通讯员跑来报告：“情况不明！”这时贺龙同志亲临阵地，叫司号员回号，红三军各团都吹起了敬礼号，六军团吹起了还礼号，部队一下子欢腾了，双方的号声清脆嘹亮，一问一答，特别亲切，欢呼声、号声、口号声震撼山谷，“会师了！”……贺龙同志命令各团迅速集合上山去迎接六军团，红三军战士边走边唱起了歌：
冲！冲！冲！
冲上前去保弟兄，
怕什么机关枪、迫击炮，
把我们的勇敢提起来，
向前进！
杀！杀！杀！
杀尽反动派，
怕什么国民党狗奴才，
把我们的勇敢提起来，
苏维埃！
十月十五日，红六军团一部与红三军七师二十六团在黔东特区革根据地的沿河水田坝最先会师，贺龙同志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详细汇报，得悉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后，全然不顾湘西军阀陈渠珍，贵州军阀王家烈等部的拦阻截击，十月十六日，贺、关二同志亲自率领红三军部队主力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由李达同志率领的先遣部队当向导，二十三日在梵净山下江口县的苗王坡会合了郭鹏、彭栋材率领的五十团。然后奔向石梁、木黄两地。
十月二十四日凌晨，红三军先期到达木黄，随后红六军团到达。十一时许，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六军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贺龙、关向应以及先期会合的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在木黄街口热烈迎接。两军团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贺龙同志首先介绍了黔东根据地的情况，肖克同志介绍了六军团的情况。两军团领导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交换了意见，围绕着是否留守黔东根据地，还是进入湘西寻求新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双方领导人认为，黔东根据地活动范围窄，部队给养困难，且冬天临近，部队过冬有困难，到湘西发展比较有利，黔东梵净山一带可作为必要时的退路。这就初步定下了会师后的发展方向。当日午饭后，两军团一起向松桃的石梁进发，晚上两军团（包括黔东独立师）在蒋家大田举行了会师联欢会。二十五日凌晨，二、六军团会师后关于两军行动方针的问题，向中央军委发了请示电文：
“甲：二、六军团昨日在印江之石良（应为松桃石梁），明日进至酉、秀、印间南腰界，离苏区四十余里，拟在该地休息一短期。
乙：贵州苏区在印江、沿河间，正在（乌江）东岸，北岸无苏区，以风（枫）香溪，惟（谯家）铺、云（铅）厂坝为中心，南北一百里，东西六、七十里，人口×万，西靠乌江，东南北均系徒涉场很少的小河、粮食很缺乏。地方武装有独立师约千余人，两个独立团×余人，五支游击队三百余人。数日前黔敌三团进至不及中心，现未退。……
丁：腾（任）与夏贺会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成三个团，独立师编一个团，共四个团。六军团暂编三团。两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
庚：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
通过电台和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命令：“可以休息，但是情况不许可，敌人已接踵而至。”
十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保部队，由木黄、石梁两地出发，陆陆续续地全部汇集于酉阳南腰界，我红二、六军沿途得到各族人民热烈支持和拥戴。
二十七日，晴空万里。吃过早饭后，二、六军团所属各部队开往南腰界猫洞大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师庆祝大会”。亦叫“转战湘西誓师大会”。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时刻，两军团庆祝胜利会师，人人兴奋激动，鼓舞欢腾，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两军指战员互相慰问，交流战斗经验，洋溢着高度的阶级爱和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在一阵雄壮的军号声后，大会开始。任弼时同志首先宣读了党中央为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然后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兴奋地说：“今天的大会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胜利会师了。我们从江西出发，天天盼望与二军团会合，今天我们真正会师了！第二个意义是，我们这两部队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以打胜仗来庆祝我们的会师。”接着，贺龙同志讲话。他说：“我首先向红六军团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到了根据地，让六军团的同志们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黔东根据地是新建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然后他很幽默地说：“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最后，由任弼时同志宣布关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名称的决定。还宣布了部队的整编。至此，二、六军团会师宣告完成。
第二节 黔东独立师——一曲悲壮的颂歌
会师以后，二、六两军团面临的紧迫战略任务，就是策应红一方面军的突围，并争取创立新的根据地。当时，两军团会师共八千多人，力量单薄，如果分别行动，都不足以单独完成中央指令的任务。只有从实际出发，要求两军在一起，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南腰界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八日，二、六军团领导同志又给中央发去一电，再次说明两军团在人员、枪枝、弹药等到方面都不充足，即使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去对付一个支队也无必胜把握。建议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打开局面，为将来分开行动创造条件。因此，军团领导向党中央提出把两军集中在一起，回到湘西，向敌侧后进攻的建议。接着，又部署了黔东根据地的工作。两军会师后，为了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又重新组建了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新的独立师由六军团部分指战员和伤病员及红三军的一个游击大队和沿、德、印、松的地方武装组成，约七百余人。由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任师长，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段苏权任政治委员。同时还建立了中共黔东特委，段苏权担任特委书记，统一领导黔东根据地的斗争。当时黔东独立师的条件很差，只有重机枪一挺，步枪三百余支，特别是弹药奇缺，处境十分困难，但为了掩护主力进入湘西，策应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段苏权、王光泽同志代表黔东独立师全体战士，向成立统一指挥机关的贺、任、关为首的领导同志表示：“留守苏区，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军接踵而至，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向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对黔东独立师进行疯狂的“围剿”。
四川军阀刘湘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将酉、秀、黔、彭划为“特区”；国民党中央军委还调来“马日事变”的刽子手王东源率部接管酉、秀一带的防务；由重庆行辕派来别动总队第十五中队进驻酉阳，加强特务统治，阻防红军再次入川。黔敌李成章旅所属戴玉堂、周湘魁两个团，王家烈的特务旅、傅衡中旅，川敌达凤岗旅及敌总指挥王天锡的两个团，白辉章的教导团，也相继向川黔边汇集。
在红二、六军团主力挺进湘西的同时，黔东独立师也离开了南腰界，向西南迂回，经甘家堡、土门、晓景、三合等地，到达特区中心区域铅厂坝一带，并指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带领特区保卫队以及各区、乡苏维埃干部、游击队、自卫队紧密配合，伪装主力，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东进。十一月八日，黔东独立师一部在沿河枫香溪一带与黔军作战，一直将黔敌击溃退到袁家湾一带后，我军再返回，当晚退至耳当溪。九日，黔东独立师又与敌在沿河印山堡激战，基本完成了迟滞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之后，此时，敌人又以二十六个团的兵力进行合围黔东独立师，鉴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黔东特委在铅厂瓦厂坝召开紧急会，决定撤离沿河。独立师撤到梵净山，利用天险以图存发展。十一月十日，在离开沿河铅厂坝之前，川敌达凤岗旅逼进了晓景，特区政府和黔东独立师面临被夹攻之势。王光泽师长通知各部到沙子坡集中，由黔东独立团团长秦贞权与川黔边独立团马吉山带领的两个独立团的部分兵力先后赶到。十一日，黔东独立师主力在段苏权、王光泽带领下，到达木黄。然后黔东独立师及各团陆续进至梵净山。
此外，在独立师主力于沙子坡集中，向梵净山转移时，掩护独立师主力向梵净山撤退的另一支部队，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和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升率领的特区保卫队，红军伤病员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二百余人，从沿河土地湾特区所在地出发，实行转移。到达印江茅草盖，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秦育青在会上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大家要多带点干粮，到南腰界去追赶大部队。”于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大包苞谷饭。十一月十七日，秦育青率部行至毛坝，殊不知遇上地方匪区长陈文澜带领的“清分队”夹击。在突围中，沿河独立团政委胡宏升和二十多名战士当场牺牲，二十四名战士被俘，后被残酷杀害二十一人。其余突围而出的一部分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经苦竹坝辗转到达松桃化石坪和秀山坝芒，又遇地方团防的袭击，除少数战士冲出绝境外，其余同志，全部遭害。这时的黔东独立师主力，已相继遇敌伏击，师政委段苏权脚骨负伤，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等同志阵亡，德江独立团潘团长与部队失去联系。
十一月二十八日，师长王光泽带领独立师余部进入秀山县境的川河盖，独立师冒着大雾准备跨越川湘边界进入湖南到达大坝场。行至太平坝附近，遭地主武装文代章、王尊禄、王西之等部伏击。由于大雾弥漫，我极度疲备的独立师余部战士与以逸待劳的优势之敌展开了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突围后在涌洞吴华兴家住了两天的王光泽师长，后化装去湖南时，在上川路上被地主武装抓住，押至川军事家田冠五之旅部，王光泽师长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后被杀害于酉阳县龙谭镇巫家坡，时年三十一岁。仅有黔东独立团团长秦贞权和曾任沿河旧寨坝游击大队长的红军干部邓吉星带领四十多人，冲出重围，向湘西方向寻找主力红军。独立师余部战士，约一百人，被俘至秀山县城。这些红军战士被俘在秀山关押了四十八天，还照了所谓“集体相”，经受了敌人各种刑逼考验。后经四川省主席刘湘批示，分别予以发落。也有少数战士，巧妙地射过了敌人的搜捕。此时，黔东独立师大多伤病员不能走动只有留下，余部只有数十人，战胜千难万险，经过曲折转战，终于在湖南的野猪坪找到了二、六军团主力。
对于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悲壮的一页，川军旅长田冠五喜出望外，急忙编造“战功”向蒋介石以邀功请尝。
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虽然失败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敌我悬殊的条件下，人少、枪弹也少的独立师，实在是难于坚持到底的。但他起到了牵制、吸引、迟滞大量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顺利东进湘西的战略作用。在黔东根据地最后时期的艰难日子里，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表现出了英勇卓越的斗争精神和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从战略上看，黔东独立师并没有失败，他们的鲜血，他们的殊勋，为黔东特区的革命史、党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光辉的一页。
第三节 英雄的黔东人民
红军离开苏区后，黔东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使黔东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人间地狱。
据《沿河县志》武备志载：“团务之整理，……红军余党秦少波、蔡海华[1]尚据鹿井溪、谯家铺、铅厂坝一带肆行劫掠，人心惶恐。爰由县府召集地方人士议决，遵章组织。保卫团、指挥部组成后由省府指委县长杨际唐兼县指挥，刘其璋为副指挥，成立常备队十四，特务一，每队人枪三十。”地主“清乡队”猖狂反扑，日夜清剿，大肆烧杀，真是逢山便烧，逢屋便毁，奸淫虏掠，无所不为。“别动队”、“暗杀团”、还乡团张牙舞爪，群魔敌舞，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想砍就砍，许多村寨变为瓦烁。如毛田坪原为二百户人家，其房屋被白匪所毁达一百余家之多。许多党的基层领导同志被剜眼、割耳、剖腹掏心，其惨状令人发指。
沿河铅厂坝区副主席谢龙光和八个游击队员，由于叛徒何帮奇的出卖，在铅厂大水塘边被敌人一起杀害。猫阡坝两位红军伤病员，为了使群众不受害，他们从苞谷壳堆里挺身而出，最后自己跳岩。跳岩时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红军万岁！”接着，又回头对乡亲们说：“乡亲们，贺龙军长领导的红军会回来的！打铁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沿河淇滩区游击队员蔡海生，红军走后，在与“还乡团”的战斗中，因腿部受伤，不幸被俘。被敌开肠破肚，将内脏挂在树上，让鸟叼走。沿河甘溪乡主席兰辅廷，正在稻田里埋头割谷，被“还乡团”突如其来砍下头悬挂在树上，夜间，乡亲们才收尸埋掉。
六井溪、白石溪、沙子坡、洪溪一带，过去因闹神兵，曾被反动派骂为“神匪之区。红军走后，又被斥为“红匪区域”，不少游击队员和群众头上戴着“神匪”、“红匪”两顶帽子，惨遭迫害。一般群众，被勒索用一二块光洋领取一张“良民证”。毛坝匪区长和匪首陈沛然、陈文藻率“清乡队”把被俘的二十四名红军伤病员和小战士，当即用马刀砍死九名，剩余十五名红军战士押至狮子山营盘，先将三个年龄较大的红军捆在树上杀害。众匪又把红军马医生脚捆住，倒悬木卷 子树上，下面再烧火熏烤,并用烧红的杠炭烫胸膛和腹部，直至活活折腾而死，其余八名红军战士押到猫猫洞匪区长陈文南之子陈茂龙（被我军镇压）的坟墓前，逼迫八人跪成一排，陈文南亲持马刀，将八名战士的头皮剥破，用迷信钱纸依次蘸血，搞所谓“挂红祭坟”。
红木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香等人的魔掌，匪徒们把何的头盖骨敲一洞，灌上桐油灯草，然后点火焚烧，谓之为“点天灯”，其痛苦之状，惨不忍睹。在喻家岩区政府，“清乡队”打死正在站岗的游击队员王国维，红军战士周明义被“清乡队”捉住，匪徒们用草绳把周全身捆绑，推下了十几丈深的猴子洞坑。
在各地土豪劣绅和区、乡、保长的勾结下，实行了坐地“清扫”。敌黔军刘翰吾旅进驻枫香溪，对人民施尽了“斩尽杀绝”之计。枫香溪红军代表陈之南、袁凤林同志，没跟上部队，隐藏在丝茅坝二郎岩小井坑内，被“清剿队”杀害。区政府保卫队长王邦俊，他参加了红军任副队长，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被群众称为“王得劲”。他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王邦俊在枫香铺后山麻岭陷入敌魔掌，在大地主王观品处遭到了惨不忍睹的酷刑。王观品先用尖刀刺通了他两只手心和两肩锁骨，然后将他送刘旅部。最后被敌杀害于枫香溪新街西头猪市坝。敌人对王邦俊死后不饶，掏了他的心肝，割了他的舌头，不让安埋，暴尸荒野。
当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完成阻击任务，向梵净山挺进，后卫队为了掩护独立师，李庚平等二十八被俘后，杨卓之、杨吉阶交给永安乡长张云梯处理，关在火烧桥罗启贵家谷仓内，后李庚平被杀害于火烧桥桌子石，女红军战士张吉兰被张云梯索钱逼嫁到甘龙老木树。
特别是参加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转战四川秀山川河盖，因作战失利后机智脱险回家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被“清乡队”杀害。匪徒们都是统一的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掰桩”，二是“灌辣椒水”，三是“打风摆柳”。据不完全的统计，红军主力撤离后，游击队员、地主干部被国民党摧残的人员就有六百多人。
但是，富有革命传统的黔江人民是不畏强暴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越残酷，人民的反抗就越激烈，斗争就越坚决。许多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怕死，不苟且偷生，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黔东人民的崇高气节。
在晓景至南腰界的路上。十一名红军战士掉队不幸被俘，任凭敌人怎样折磨，他们个个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在一个晚上被国民党军集体枪杀于红椿坨（现酉阳蚂蝗乡红军坨）。
红军撤离苏区后，淇滩游击大队和各乡自卫队集合起来，与敌军进行游击战，坚持半年之久，转战上坝、铅厂、晓景、南腰界、甘龙、秀山一带。但因可耻叛徒反水，勾引敌人放火烧山，以秦少波同志为首的革命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各地游击队也相继冲散。在敌人疯狂反攻倒算的白色恐怖中，川黔边人民仍然坚信红军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沿河水田乡（蛟岩）苏维埃政府代表，在红男走后，被“清乡队”抓去。敌人对他捆绑吊打，“上滚筒”等酷刑，他始终没有屈服，抬回家后拖了一年半，病情日重。他自知生命垂危，便把儿子孔永安叫到床前，由他口嘱，其子代笔写下也一份气壮山河的遗嘱：
民国甲戌年，水田坝火烧宅孔朝庭任农会主席代表。红军去后，孔朝庭被黄仁佑吊去。考（拷）问朝庭当代表：“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明庭说：“没有强（抢）。”又问：“红军有多少人？”孔朝庭说：“枪有理（的）是。”黄仁佑、黄仁照说：“将孔朝庭捆去吊打。要认你们有多少人抢我们的东西。”孔朝庭死都不承认。黄仁佑要孔朝庭培常（赔偿）捌拾元钢洋……川（倾）家破产。孔朝庭本身受伤了回来。一年半就死了，死的时间是丙子年三月十二日。死的时喊：“我儿孔永安你来，我与你说，你把房门关上。我一（已）不得好了。我的田地都卖光了。借的钱有五百多吊，每年利息一斗还二斗。孔永安你今后头好好读书。我红军贺（炳炎）团长队武（伍）很多，他们坚决不提（投）敌人的祥（降）。孔永安等到我红军回来，你一定要你（替）我伸冤报酬（仇）。孔永安，你要与土毫（豪）彻底斗争下台。永永（远）不要忘记，我死之后，你要与我打一个卑（碑）。你衣（依）准我说，你子孙发达。”
民国丙子年三月十二日
孔朝庭这份遗嘱代表黔东人民对敌人的控诉和赠恨，对红军的热爱和无限怀念。
为革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何止这几例？被倾这荡产追逐异乡，至今仍杳无音讯的，何止成百上千！为了坚持斗争，黔东的优秀儿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国民党残酷屠杀面前，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失去对苏维埃革命的坚强信念。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量的红军文献和文物。沿河彭家山游击大队长彭德英、彭仕国，把贺龙同志发给的委任状一直保留下来。凡红军活动过的区、乡都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黔东苏区党的秘密建设》等文献，是黔东的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解放后，陆续捐献给国家。沿河傅怀忠还巧妙地保存贺龙同志的怀表，铅厂的群众还保留乡政府的公章。这充分体现了黔东人民对苏维埃革命和红军的怀念与忠诚。红军在黔东播下的革命种子，如星星之火始终在黔东的山山水水闪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