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卓
中国青年研究 2008年01期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的中国道德教育领域，“交往”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在cnki的“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上搜索“交往”，查到文章963篇（截止2006年10月31日）。大部分研究者在分析问题时，倾向于站在理论的绝对高度，用一种近乎纯美的眼光，对“交往”的内涵提出多种界定，对“交往”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诸多理想化的阐释，许下种种诺言。
例如：“将交往引入教育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人与人之间意义的同构，人对人的理解，企图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一句话，教育中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交往的角度看，正是两个主体（如学生和老师）的共存才形成主体间的‘共生’与‘同构’，从中生成教育内容。”[1] 道德教育是人类在“生活世界”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交往行为。即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主体，根据一定社会和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共同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及有效性的道德规范，以语言符号形式的教育资料为媒介而发生平等的相互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对话沟通而达到他们之间对道德教育目标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共同提高双方的道德、思想、政治和法制几方面的素质。[2] 道德交往作为一种精神交往，具有一般精神交往的共性，但我们更重要的是研究它的独特性。它具有实践—精神性、特殊的规范性、广泛的渗透性和整体性。[3]“将交往理论引入德育中来，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德育，从人与人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从高扬人的生命性的哲学理念来探寻德育理论研究，为德育理论研究寻找一个新的生长点。这恰是从哲学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变，是从主客二分向主—客—主转变，是传统德育体系向现代德育体系转变的哲学和人学基础。”[4]
可见，在道德教育中，“交往”大势所趋，“交往”势在必行，“交往”势不可挡！“交往”已经被当作了万验灵药，具备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效力，立竿见影、百试不爽。然而，这种纯美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用它来审视和指导道德教育，在老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往往还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交往”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时髦词语，的确很能吸引眼球。但问题是：理论的美仑美奂并没有阻止现实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低靡。“交往”是高悬半空的明月，可望而不可及。在交往理论畅行天下的时代，我们在现实教育中看到的往往是种种不成熟的交往、不成功的交往，甚至是变形的、变相的交往。我们不能再仅仅满足于“理论要高于实践”、“理论要观照实践”、“理论要指导实践”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了，我们不能再仅仅停留于一种又一种完美无瑕的“交往”理论的玄思建构之中了，我们不能再固执地抱着“不怕现实有多残酷，只怕理论不够完美”的坚定信念一味抬头望天而不管脚下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现实与理想两种维度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道德教育中的交往问题做出层次上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层次及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四个交往层次的划分
1.第一层是以客观自然为基础的交往层次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的相关问题。“自18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的凯歌行进之中，人们以为这个世界已毫无神秘性可言了，实际上，无限的大自然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现代人的张狂。”[5] 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人只能、而且永远只能扮演仆人的角色。即使是我们常常说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遵循和利用”，这也绝不是我们“征服”自然的佐证。它只不过像讨好主子的奴才得到主子一份小小的赏赐一样，根本不值得张狂。大自然是不可征服的，还记得恩格斯的那句话吗：“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 自然是人类永远无法征服、无法操纵的无限存在，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从而永远具有惩罚人类的力量，人类永远不可能在自然中为所欲为。对于大自然，我们只有保持奴仆般的敬畏，——这种敬畏并不可耻。
2.第二层是以感性欲望为基础的交往层次
这是现代社会个体间交往的主要特点。现代价值谱系中处于最突出地位的三种价值是：快乐、物质财富、金钱。后两者实际上是实现前者的手段和条件，而感性欲望的满足、感官的快乐在时下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之下，所有的精神价值，从哲学层面来说，如上帝和乌托邦等等，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说，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都失去了魅力，被排挤到价值空间的角落。”[7] 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从社会流行的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文化就可见一斑。大众关注的是表面的、外显的、快速的东西，那些“面壁十年图破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与为人态度，遭到了无情的哂笑和嘲弄。现代社会的核心是钱和性，而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为人们的欲望膨胀提供了快捷的途径。这种以感性欲望为基础的交往必然要追求物质功利而排除道德精神。“现代性的教育重视的是生活娱乐化的能力，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和生活目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和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实质上并不在现代性的教育的视野之内。”[8] 在这种情况下，“当个有钱人”成为男生们的目标，“嫁个有钱人”则成了女生们的梦想。[9]
3.第三层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交往层次
感性欲望与工具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中间有物质作为连接，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现代人任意地把自己置放在祛道德化的生活中，方向感的失去和价值感的物化使得道德生活成为偶然性的作为。这可能对他人、对自我的存在隐藏着危害。这就是现代生活失去道德意义即‘祛道德化’带来的道德危险性。”在“祛道德化”的今天，人们看重的是行为（更具体一些说，就是“动作”）本身。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具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制的新加坡，出现了以希特勒为偶像的中学生[10]。既然道德已经缺席，为了避免“不良因素”先入为主，教育者就只能投靠市场了，今天的中国从小学到大学以致社会涌现出的“道德银行”就是一例。“道德银行”把志愿者服务、做好人好事都量化成“道德币”，存入“银行”，让道德成为不断积累、不断增加的财富，也可备将来之需。它将个人的志愿行动、奉献情怀变成了可以存取、生息、交换的经济行为，用符号代替了精神。这是只有在今天社会才会出现的“独特”的风景。这道风景，就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恶果。
4.第四层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交往层次
价值理性的涵义很复杂，不过，它还是有一个“家族类似”，就是韦伯说的，价值理性指的是一种信念和理想的合理性，实现这种信念与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这种层次内部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家族类似”，例如同样是以某种理论作为信仰，“皇上万岁”与“科学万岁”就不一样，“上帝至上”与“理性至上”就不一样，“地球中心”与“人类中心”就不一样，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不一样。道德教育中提倡的价值理性一方面是与世所公认的美德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美德包括了自强、自立、坚韧、勇敢、善良、朴实、正义、真诚、关爱、责任感等德目；另一方面是与对包括这些德目在内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后者更加重要。但无论怎样，价值理性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中，“外化”到现实的生活中来。
总而言之，道德教育中关于交往的四个层次，第一个是关于人与自然的，虽是新兴研究领域，但不是研究的重点；后面三个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第二、三两个层次是密切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石。第四个层次是理论工作者呼吁和提倡的，但它的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进一步做深入分析。
三、前提：肯定四个层次的相对稳定性及差异性
上面说的四个交往层次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为表现，体现的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雷锋的精神性与葛朗台的物质性追求两者的区分是确定的。其实，无论是从单个的人还是一个群体，四个层次的划分都是清晰可见的，如果连这种稳定性都不承认，就只能陷入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完全的混乱无序中，一切的建构都将成为泡影。
同时也要看到它们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道德方面，就是四个层次对应于不同的道德水平。具体而言，第一个交往层次基本上是与传统的道德无涉的，——因为它关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人与人的关系，第二和第三种交往层次则是一个级别的，而且必须肯定第四个层次的优越性。这是道德教育有所作为的理论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底线。
如果不肯定四个层次的相对稳定性及差异性，在道德教育中，就很可能停留于扣上“欲望的奴隶”、“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权力的奴隶”以至“理性的奴隶”、“精神的奴隶”之类的笼统的大帽子，进而放弃积极建构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人，‘被决定的’太多了，以至于到处都是麻木意识、奴性人格。当自己处在深刻的不幸中，却还以为别人不幸；当自己在别人赐给的幸福中作陶醉状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嗟来之食’；自己陷入可怜的境地，还以为别人可怜；自己已经成为奴隶（物质享受的奴隶、金钱追逐的奴隶、权威人士的奴隶、两性情爱的奴隶等），还以为自己是主人，还以为自己多么的解放。一句话，精神奴隶是人最后的奴隶，也许是最高贵的奴隶。”[11] 最后一句话是最为关键的，它道出了不同层次上交往的高低优劣以及教育者应当坚守的底线和追求的方向。
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12] 当年被宣传为无私奉献的雷锋仍有自私的本性，——雷锋也爱美，也戴手表，也有自己私藏的皮夹克。今天我们反观这个案例，可以看到纯粹如雷锋这样的榜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常人所不可避免的“缺点”。只不过这些“缺点”与他的优点比较起来，显得不重要了，或者说淡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就像是傅雷所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13]
正因为如此，虽然四个层次的道德交往在雷锋身上都留下了印记，但它们的比例和程度是有区别的，前面三层的影响的确存在，但并不占主要地位，最为突出的是第四个层次的内容。也正是因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价值理性追求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雷锋才成其为雷锋，我们赞扬的雷锋精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多的问题是无视道德教育这种层次的稳定性和差异性而带来的后果：在“祛道德化”的今天，剥离了道德教育的精神性，片面强调外显的行为（更具体一些说，就是“动作”）本身，从而使道德教育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诚如有论者指出的，“把一个事件用某种大众容易接受的语汇报道，事件就成了流俗意识形态的注解，当事人的真实处境或情感被歪曲或遗忘，从而扭曲了人性美好的质朴性，耽搁了大众对人类本真之善的理解。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校教育往往造成这种情况——孩子们在有意识的‘做好事’时很积极，因为他们从小被告知这是‘学雷锋’，但当有人真的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况时，他们却表现得很迟钝，有时即使发现了也尽量逃避”。[14] 道德教育必须把着眼点放在人心（即精神）而不是人身（即行为），这是道德教育中良性交往关系得以建立的第一步。
四、关键：提升交往的层次
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必须在肯定交往的层次性的基础上有所固守，固守道德教育的精神意义。即不是只要求学生“自主”“选择”“对话”“交往”了就完事，至多加一句“要对你的选择负责”，这不是值得提倡的道德教育。这种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道德教育在西方已经风行了数十年，但效果却不令人满意。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道德教育中价值澄清理论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式微、“品格教育”的回潮，以及时下十分兴盛的“关怀教育”理论均提供了佐证。道德教育需要一种“超越”。[15]
早在1994年鲁洁先生就正式提出了道德教育的“超越论”，她的眼光不失准确而犀利。但是，历史的发展自有其惯性。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教育被边缘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道德教育不仅没有超越，反而越来越陷入“现代化的陷阱”中迷失了自我。“道德的无力、品格的平庸、善恶边界的失去以及新的奴化状态其实就是现代人所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道德困境。”现实的道德教育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困惑。提升交往层次是必由之路。
“说明总要在某个地方终止”，[16] 要想实现道德教育的超越，就是要对“说明终止的地方”进行审视，把“河床变成河水”。关键点就在于打破当今交往的基石，打破以感性欲望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层次，上升到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层次上来。
道德教育中充斥的享乐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交往，最终导致了非道德的、非人的因素成为主宰，一系列的问题正根源于此。所以，当初风风火火的“道德银行”今天已难以为继。可见，在道德教育中，外化只能是手段，一旦成为了目的，则道德就不成其为道德。这一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样。
今天青少年的许多口头禅反映出感性欲望和工具理性的交往在他们身上的根深蒂固的作用。例如在价值观选择中，“我选择，我喜欢”作为新兴一代的口号被叫得震天动地，仿佛已经成为了他们不言自明的真理。在道德教育中，作为一种信念，“我选择，我喜欢”，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不可辩驳的，从这样一个基础出发，要使受教育者朝教育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成功率是很低的。因为建立在“喜欢”基础上的道德教育，本身就暗示了精神性在道德谱系家族类似中的缺席。2005年12月9日《郑州晚报》报道：在随机调查中，曾有一多半的中学生不选择“感动中国的大学生”洪战辉做偶像，在问他们原因时，竟有一半人反问，洪战辉的行为能让自己得高分么，能让自己在社会上混得开么。而一位女生则好奇地问：“他帅么，如果帅的话还可以考虑。”面对这样的学生，教育者该如何是从？
要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就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今天人们生活中的以感官、物质、金钱、享乐为基石的价值观，提升道德交往的精神性。今天的教育者，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总是在“我选择，我喜欢”的河床上和学生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就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上翻筋斗，总是跳不出已有的框框，最终还可能把自己箍死。——造成这一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者自身也认同了这样的前提，因而就像尹建庭所说的那样，“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既然教育双方在功利享乐的舞台上惺惺相惜、相濡以沫，配合得如此默契，那么，他们的“交往”所造成的就只能是现代主义道德华尔兹——外观、动作、技巧的娴熟融洽是近乎完美的，但仔细一看，就是没有精神和德性的立足之地。这样的道德教育，何时才能走出尴尬呢？
五、落脚点：付诸道德实践
不管争论得是何等激烈，道德教育问题最终都要落到实处。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教育学是一门实践之学，道德教育的落脚点是实践，是行动，是做。这个普通的道理已无需赘言。然而，关于道德，许多人连脑子都不想动，更何谈行动呢？或者换个方式说，他们的许多行动根本就与道德无关，要他们做出有道德的行为从而过有道德的生活，这岂非对牛弹琴？
当今社会，“拒绝崇高”的观念已经洋洋洒洒、浩浩荡荡，遍布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呈现滥觞之势；与之相比，主流的声音倒显得孱弱无力了。风靡一时的《Q版语文》的作者林长治坦言：“什么是严肃什么是娱乐，孩子们心里也有个秤，相反则还能帮助孩子们扩散思维，有开创性。”有学生说：“太好笑了，我一直看背影只会感动，可是看这篇的时候却是捧腹大笑。”他觉得作者轻松调侃的笔调值得学习。就是在这种“开创性”和“好笑”中，道德消失了。我们所熟悉的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中的父亲在书里唱着《双截棍》，在月台上做起了托马斯全旋：“突然，老爸向后退了两步，左手叉腰，右手向天空一指，唱道：‘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17] 读了这样的文字，哪里还有半点令人感动的亲情，留下的只是玩世不恭、无聊戏谑。
在这样一个拒绝崇高、解构经典的“祛魅”的时代，道德教育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可想而知，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于观之类的一批人物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也正是当今社会中诸多“顽主”的理直气壮的追求“庸俗点”的态度，这种“祛道德”化的行为，造成了今天学生的自私麻木、冷酷无情。2005年6月18日《羊城晚报》报道：“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太嚣张了”，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刚满14岁的初中生就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杀了。杀了人后，他仍若无其事地在学校里上了10天课。6月17日，广州天河区东圃天河广场附近，发生一起中学生持啤酒瓶、匕首等集体打斗悲剧：双方各有十几个人参与“火拼”。打斗中，有4名学生被刀捅伤，因伤势严重倒地后被送到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抢救。记者在向一名在打手机时称自己参与了打架的学生询问打斗情况，不想这名穿着学生服、嘴里叼着支烟的学生极不耐烦地反问记者：“又没有死人，你说有什么好讲的？”据统计，全国平均每天非正常死亡的学生人数几乎达到一个班。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实践”本身就是个实践问题，那些如此之多的嗜杀如命的“不怕死”学生和更多的“生不如死”的学生，他们难道不在实践么？问题是，他们的实践不是道德的实践，恰恰相反，是祛道德的。对此，我们的教育者还有什么理由心平气和地“不谈道德”呢？付诸道德实践是当务之急。
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毕竟还是有人在行动。不管他在人群中占多大比例，也不管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从实际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在行动，我们需要像他那样去行动。
在超女已经成为上世纪80年后新生代精神生活和精神偶像的一个固定符号的时候，23岁的洪战辉在公众面前被逐渐推上一种榜样的位置显得有些突兀。超女和超女迷们大概不知道洪战辉是谁，整日忙于学业和照顾妹妹的洪战辉，在偶有的闲暇里也会被困乏击倒，无暇理会超女们的演唱会与走秀。他（她）们都在行动。然而，行动并不代表无声，听听洪战辉的声音，这声音自然比不上超女的歌声动听，但却足以感动每一个把道德与头顶上的星空并提并对它充满敬意的人：“大家不必要说三道四，也不必要感天动地。我作为普通的人，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去尽我该尽的义务和责任，平和、静心、无悔、无愧地走完这一生几十年，不是很好吗？”
作者介绍：陈卓，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