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社会福利思想是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独有的历史背景为这种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个性的福利思想。孔、孟、老、庄等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福利思想，他们的此类思想看似零散，但指向一致――改善或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这个一致性指向给未来历史提供了对其进行进一步整合的可能。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孕育的社会福利思想已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从宏观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孕育的福利思想具有与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紧密结合的特点。如，孔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可视为其“仁”学体系的自然拓展，他为实现“德治”而倡导仁学，即通过个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那么其中仁者爱人是较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对统治者相互间的要求，此乃一。推广到被统治者，统治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仁”之极致。因此，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做到“因民之利而利之”，此乃二。
从发展上来看，诸子思想中孕育的福利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探讨社会福利问题时，基本上因袭了诸子百家的观点。（1）对特殊社会群体的福利思想，包括由偶然性原因所导致的疾病患者、伤残人员、生活无保障者的关怀和非偶然性原因老、幼、妇的关切，涵盖了今天所讲的济贫思想、安老怀少思想、残疾人福利思想、社会优抚思想；（2）救灾救荒思想，既有灾前预防又有灾后救助；（3）社会教化思想，虽然以孔子为代表所倡导的礼教内容力图塑造的是为某特定阶层所用的人格品质，但也正是他们使私学勃兴，无疑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文化传播对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无可否认。
从总体特征看，思想家们的“宗族保障色彩浓厚”也成为这之后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一大特点。福利思想之应用在春秋时期是由国家和各国中的大贵族来完成的――即所谓国施和家施。《管子》中提到国君要亲自探问重病之人，这是大宗族的福利保障，此其一。然而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战争所致的动荡，国家实无法凭借少数人的力量来恤民，《周礼》一书中就强调要教民相恤，“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洲为乡，使之相宾”，不能相恤者还要受到处罚。正是大家族的解体，个体家庭普遍化促使了这种变化的到来，于是墨子也积极勾勒了一幅邻里互助的小农经济蓝图，到战国时，以里社为单位的民间互助自救占了主导，此其二。在后世，依靠协调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与家庭间的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成为执政者的一个取向，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
从思想现实性看，春秋战国时期孕育的福利思想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老子》的“小国寡民”论最典型，不赘述；墨子无视阶级差别的激进民享民安的社会模式，那时统治者并不欣赏，《墨子・贵义》中记载墨子游至楚国，拜会楚惠王并献书，惠王只说是“良书”，并不用；孟子采用后视的眼光，以西周井田制为蓝本，设计一个“百姓相亲睦”的方案同样不现实，对广大民众来说，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有限的动荡中要安居乐业是奢望。反映在福利思想中的类似空想色彩有《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社会”论，汉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此种思想又有发展，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思想等。
与上述特点相伴而生的是它们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从消极面来讲，主要是过分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政府实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的同时，这会导致区域内的自给自足、地方保护主义。在工业化社会全面到来后成熟的西方福利思想，在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既基于道德原则，又未忽视其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我国自春秋战国始就未有质的飞跃的福利思想与西方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的借鉴与援引必不可少。从积极面来看，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缘关系的特有功能，在个人福利需求的满足上，认为个人、家庭、民间组织负有主要责任。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相关福利思想得以切近而平易地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宗族内部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皈依；既有宏观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是中国社会的超强稳定的重要保证。西方社会没有这一方面的传统，因此，现今力图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过分强调引进，作为中国典型传统福利思想生成的春秋战国之五百年应重点关注。
（作者单位 湖南省娄底市杨市镇涟源三中）
编辑 张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