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近三年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的系统研究，尽量客观、准确地揭示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我们的反思。 关键词美国陆战学院 中国问题 军事力量 国家安全政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27-35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美国人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中国说成是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威胁。这种现象又在我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许多人批评了美国将中国“妖魔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不少人从理论上剖析了中国威胁论的来源；此外，还有一些人着重讨论了克服中国威胁论的方法。毫无疑问，这些研究都为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做出了程度不等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本文仍想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即通过对美国陆战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2005―2007年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的系统研究，分析其作者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他们认为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也就是说，我们想尽量客观、准确地揭示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我们的反思。 美国陆战学院是美国陆军的最高学府，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其下属的战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SSI）是从事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研究的专门机构。它除了为学院提供服务外，还直接向美国陆军和国防部提供各种战略性分析，并在美国军方与民间战略研究界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该所聘请了军方和非军方的研究人员，还与世界各国知名的战略分析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是各种研究成果的主要体现，它们反映了美国对各种国际问题的看法，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 进入21世纪后，当美国逐渐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地区时，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对这些成果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有军方背景或与军方有联系的专家和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的对策。根据作者的检索，从2005年至2007年11月，该所共有出版物199份，其中与中国相关的有27份，占13.6%。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在所有研究成果中的比例呈现出一种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一）。 从内容上看，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主要涉及到这样五个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及其使命、中国对安全环境的认识与危机决策、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与影响、中国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其安全含义、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及其使命 可以理解，由于美国陆战学院的性质，我国的军事力量必然是其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关注的重点，而这种关注又主要集中在解放军的现代化及其未来使命的问题上。 1. 解放军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关出版物的作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美国亚洲研究局项目助理加斯汀•B•利昂（Justin B. Liang）与高级项目主管莎拉•K•斯奈德（Sarah K. Snyder）指出：第一，中国在持续、大规模地增加军费。第二，随着军费的不断增长，解放军实施了“令人吃惊的”现代化计划，而且这种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尤其是在那些解放军的能力尚未满足国家要求的领域。第三，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解放军的人力资源问题将变得更为关键，如教育、训练、人事管理等。[1] 彼得•W•罗德曼（Peter W. Rodman）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中国在一些领域中已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能力，如现代化的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等。他还说，近几年中国对外宣布的国防预算正以每年17-18%的速度快速增长，而其真正的开支应当是所宣称数字的两到三倍。[2]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受到了经济发展要求的制约。美国自由撰稿人安迪•贾德吉尔（Andy Gudgel）认为，解放军在获得新的技术装备方面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必然要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竞争资源。[3] 2. 军事力量的使命 与解放军的现代化问题相比，它的使命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从有关出版物可以看出，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一些研究侧重于在宏观和原则的层次上进行讨论，认为应对美国的威胁和实现大国地位乃是解放军的两项最重要使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埃里斯•乔佛（Ellis Joffe）在一篇文章中对解放军的使命做出了长期和短期的区分。他声称，其长期目标是为中国的大国地位奠定坚实的军事基础，短期目标则是能够攻克台湾并应对来自美国的干涉。[4]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总结了解放军现代化发展的四个动力：遏制台湾独立；实现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取得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对于美国威胁的认知。乔佛认为，最后一点是关键的动力来源，因为在中国看来，美国正在从事以中国为敌对目标的大规模军事建设。虽然中国不会与美国竞争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但会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以确保自身的海上安全利益。[5] 还有一些研究则侧重于在比较具体的层次上讨论解放军的使命问题。 首先是解放军在应对台海问题方面的作用。曾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助理、目前供职于美国一家防务研究机构的苏珊•普斯卡（Susan Puska）强调，中国把台湾的分裂企图和美国的干涉视为对其主权的重大威胁，这也是中国军队要实现现代化的紧迫原因。由于解放军认为美国将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因此他们正在加紧训练以抵抗或击败美军。[6] 其次是解放军在塑造安全环境方面的作用。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谭慎格（John Tkacik）、美国乔治敦大学客座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沃泽尔等分别研究了解放军对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安全环境的影响。谭慎格认为，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发生动乱，但解放军仍然要作好守住边界以防止数百万朝鲜人涌入东北的准备。萨特认为，解放军将会更多注意安全和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谢钢指出，由于中国把南亚看作是由印度主导的地区，因而解放军继续发展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缅甸的军事合作，以制衡正在崛起的印度；与此同时，解放军也扩大了同印度军队的接触。沃泽尔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它的海军投放能力，是确保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因为这种力量使得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把中国的安全利益视为它们应当加以考量的问题。 再次是解放军在冲突管理以及赢得战争方面的作用。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防务情报官员韩力（Lonnie Henley）就着重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放军的目标之一是降低战争风险、管理危机、预防非预期的升级；一旦战争爆发，解放军则将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使中国处于有利地位，并确保各种军事行动能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目标。[8] 在赢得战争方面，有学者对中国的导弹部队赋予了特别的关注。沃泽尔提出，中国的战略家们将美国看作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解放军的主要威胁，为此他们探索了常规导弹部队与核导弹部队在战争中的关系，发展出了关于导弹部署的新方针。沃泽尔还认为，中国内部正在进行关于中国是否应当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的辩论，一些战略家主张放弃这一原则，在反击敌人的常规武器进攻时首先使用核武器。他并声称，中国的二炮部队将同等级的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置于“互相接近”的位置的作法加大了发生意外核冲突的危险；此外，由于中国具备一定的太空作战力量，美国观察并迅速分析有关解放军发射导弹的信息的能力大大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导致核战争的错误判断。[9]
二、中国对安全环境的认识与危机决策 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关注的另一重点。具体来说，这也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对安全环境的认识，二是中国在危机形势下的决策过程。 1. 中国对安全环境的认识 美国陆战学院的研究者们相信，一个国家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决定了它可能采取的安全政策，中国也不例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联合情报作战中心红队的领导人苏珊•L•克莱格(Susan L. Craig)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具有过分强调传统安全威胁而忽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倾向。克莱格提出，在中国的观念中，传统安全的威胁是指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包括军事威胁在内。中国的国家安全包含了三个要素――主权、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因此其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能够而且可能试图在这些方面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美国、日本和印度。它们同中国在意识形态、历史和领土问题上有着很大分歧，拥有就这些问题同中国竞争的军事、经济和(或)外交手段。中国一方面担忧同美国、日本、印度的直接军事对抗；另一方面更为担心这些国家单独或联合起来对中国实施遏制的可能性， 这种遏制更多的是以外交、政治、经济的方式进行，较少是军事性质的。克莱格声称，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禽流感、恐怖主义、核扩散、毒品交易、艾滋病、盗版等等。她还特别强调中国正面临的三个问题：经济的脆弱性、社会贫富悬殊，环境恶化和能源供应不足。但是，克莱格认为，中国的领导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认识不足，因而不可能将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努力当作政策重点；实现这种政策转变需要进行内部改革。 [10] 2. 中国的危机管理政策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为安全和稳定的时期，但仍时有危机发生；而在几乎所有的危机中，解放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他们相信，对在紧张和压力下中国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对解放军如何成为其中一个要素的研究，对美国来说相当重要。[11] 一些研究者分析了中国危机决策的特点和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麦克•史文（Michael Swaine）声称，中国的危机决策高度集中于党的高层，他们努力形成一致意见，但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和情报体系严重割裂了信息流通，限制、有时甚至歪曲了在危机情况下高层领导接受到的信息。[12] 沃泽尔则认为，党的“谋求一致意见的领导方式”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危机管理的要求，只要这个体制继续存在，很可能将会损害、而不是帮助未来的危机管理。[13] 曾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的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和安德鲁•斯科贝尔（Andrew Scobell）将危机分为三类：编造的、预期的和意外的。他们声称，北京对处理第一种危机驾轻就熟，应对第二种危机也一贯高效，但在处理必须作出快速反应的第三种危机时则慌乱无措；为此，在特定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识别出中国面临的危机性质；这样，中国的行为就变得很好理解，甚至是可预测的，外部行为体也能作出相应反应。[14]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危机管理政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罗•戈德温（Paul Godwin）以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和2001年美国EP-3间谍飞机事件作为个案，详细比较了在处理这两件事情时中国的决策过程，声称中国同样使用了拖延、非对称的谈判战略，以便从中得到美国的让步，胜过美国，同时又不致严重破坏或永久中断中美关系。[15] 布斯卡在分析2003年中国对SARS的反应时提出，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制止了疾病的传播。[16] 三、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与影响 由于地缘战略的原因，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在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中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具体来说，这又涉及到中国构建海上通道以及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的努力。 1. 海上通道的构建 一些研究者特别强调中国构建海上通道“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的政策。美国五角大楼空军参谋部中校克里斯托弗•J•珀尔森（Christopher J. Pehrson）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声称，中国通过获准进入东南亚国家的港口和机场、发展特殊外交关系等手段，能将军事力量从南中国海投射至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甚至阿拉伯湾。构建“珍珠链”的努力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否与中国所宣称的“和平发展道路”相一致，或者是否有一天中国会寻求地区主导权。这是一种复杂的战略情势，可能会决定未来中国与该地区邻国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17] 2.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 从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可以看出，它们普遍认为中国有效改善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但在对其影响的看法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伊恩•斯多瑞（Ian Storey）对中国在东亚的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作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认为，近年来东亚最令人鼓舞的现象是东盟与主要外部大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树立起了地区政治中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对东南亚成功展开了“魅力攻势”。他认为，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对美国带来安全挑战：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良好关系强化了地区稳定，而稳定的东南亚明显符合美国利益，尤其是当华盛顿聚焦于中东问题时。另一方面，尽管东盟与中国的关系相当积极，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丧失了对东南亚的影响力，或者东盟国家会“搭中国的便车”。事实上，它们通过使美国介入并促进持续的美国军事存在而采取了一种“两面下注”的战略。[18] 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克瑞松•珊德沃•弗雷（Corazon Sandoval Foley）则持相反观点。他声称，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日益视东南亚为“战略后院”，通过不断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积极在这一地区拓展势力，并努力削弱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安全联系。[19] 更多的人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喜忧参半。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东亚不扩散项目主任袁劲东（Jing-Dong Yuan）既肯定了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积极作用，又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他说，在中国与东盟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并使因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的可能降至最低程度的同时，这一关系的未来将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长远影响，尤其是如果它演变成为一个在中国主导下的竞争性甚至是排他性的地区贸易集团和地缘政治安排的话。[20] 美国加利福尼亚陆军国民警卫队中校皮埃尔•E•马萨（Pierre E. Massar）则强调，正在经历着令人瞩目的经济和军事变革的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几乎有着支配性的影响，而这造成了中美之间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两难境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并提出，中国还会对当前的地区现状提出挑战，导致各种冲突的发生，迫使美国及盟国作出反应；为此，美国应当有决心、有远见，明确积极地介入东南亚事务。[21] 四、中国在拉美、非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活动及其安全含义 尽管美国陆战学院是一个军事学院，但是其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经济活动却相当敏感，认为这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1.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一直被美国视作自己的后院。对于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既对美国形成了挑战，也向美国提供了机会。R•伊万•埃里斯（R. Evan Ellis）是博思-艾伦和汉密尔顿公司（Booz, Allen & Hamilton, Inc.）合伙人。他提出，中国同拉美的接触将会使它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有力竞争者和潜在的伙伴：一方面，由于在拉美有着大量的投资和对拉美原材料的依赖，中国有可能对减少这一地区的政治动荡、武装叛乱和犯罪活动感到兴趣，而不是加剧激进的民粹主义和叛乱；另一方面，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日益增加最终将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需要考虑自己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中国在拉美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2]
一种比较偏执的观点则声称，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对美国造成了纯粹的威胁。贾妮•赫尔斯（Janie Hulse）是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撰稿人。她声称，中国的企业正努力在阿根廷的电信部门拓展自己的势力，即便在2001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其它国际企业陆续撤出后，它们依然如此； 中国还竭力争取在阿根廷航天和卫星工业中有所作为，积极为阿根廷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卫星部件以及通信卫星平台，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从拉美地区的航天工业中撤离。赫尔斯断言，如果华盛顿不阻止中国在拉美国家中的电信与航天部门壮大势力，美国的国家安全将会遭到严重削弱：中国将不仅可以更为容易地对美国全境实施卫星监测，而且可以更容易地攻击美国的卫星，此外还能通过那些过去曾与美国进行过合作的国家近距离地了解美国的航天技术和实践。[23] 2. 大洋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洋洲逐步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澳大利亚更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几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进行的所有主要战争。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动引起陆战学院有关研究者的疑虑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经济顾问莱弗•卢森贝格（Leif Rosenberger）提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从而削弱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安全联系。例如，2004年8月当时的澳大利亚外长就曾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发生战争，澳大利亚不一定会协助美国保卫台湾。[24] 3. 非洲 对美国来说，非洲既是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又是美国的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为此，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由来已久，陆战学院的一些研究者对当前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活动依然十分担心。多诺万•C•周（Donovan C. Chau）是密苏里州立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系兼职教员。他认为，正如过去一样，中国正在对非洲大陆施加影响，并把一种可称为政治战的大战略作为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在战术层面，政治战包括经济援助和发展援助，对军队和警卫部队提供训练及装备，以及交流访问等。政治战的特点是可行性高，而且很经济。周还进一步声称，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这四个地区“支柱”国家广泛运用政治战的战术，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政府合同，签署了大量协议，并发展了双边关系；在肯尼亚，中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信息、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在尼日利亚，中国影响了其社会的所有方面，促进了自身的利益；在南非，北京削弱了它与台湾的联系，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同时赢得了与其在科技领域的合作。[25] 五、如何应对中国 前面提及的那些出版物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出版物就此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 1. 要警惕中国的威胁 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主流观点，但是其主张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有人强调要提防中国的军事力量。保罗•戈德温典型地表述了这种观点。他说，解放军能力的日益增强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潜在威胁，中国发展自给的军工复合体的努力也应当引起美国的重视 。[26] 也有人强调要警惕中国的非军事竞争。斯蒂芬•D•比德尔（Stephen D. Biddle）是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他提出，经济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起着重要作用，商业贸易则是柄双刃剑。美国把促进开放和经济相互依存作为自己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而这也会使美国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操控。日本和中国现在拥有8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战略性地利用其作为美国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地位这一杠杆，结果将能对美国起到某种强制性的作用。[27] 还有人强调必须注意中国的外部制衡努力。这也是比德尔的观点。他提出，内部平衡是指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边界之内通过更大规模的资源动员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一个国家也有可能形成针对共同敌人的同盟，以实现外部的制衡。比德尔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当前美国往往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内部制衡努力，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同等或“近乎同等的”竞争对手的前景。但是，中国的内部制衡努力实际上并非主要威胁：一方面，这是因为内部平衡是长期性的，即便是中国，在几十年内也不可能在经济或军事力量上赶上美国；另一方面，挑战国进行内部制衡的努力往往是代价高、风险大的。为此，特别是从近期和中期看，中国通过结盟等手段进行外部制衡的挑战更大，它所需时间较短，也较少有前兆，且代价较低。 2. 应当以理性的方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不过， 在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出版物的作者中，也存在一种虽然微弱但却更为理性的声音，彼得•W•罗德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提出，中国在拉美、非洲以及其他地区推行更为积极的外交，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是中国能力和经济成功的证明；中国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军事问题，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在军事方面，美国应能在台湾海峡维持遏制性的均衡，防止任何误算的发生。他还强调说，美国及盟国能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这也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加以适应的环境；美国政策的其他方面――经济、外交――将会有助于促使中国沿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罗德曼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事情是预先注定的。美国完全有能力以理性的方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28] 3. 既要同中国进行合作，又要对中国维持必要的压力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美国海军供给部队的中校吉姆•库尼(Jim Cooney)指出，中国依赖海外能源加速其经济发展的努力对其国家战略产生了新的影响，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中国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的目标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影响以确保石油供应的努力，则既与美国推行民主化和防止核扩散的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又会对地区的稳定产生破坏作用；中国要确保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的立场，与美国根据海洋法解决有争议的海洋资源问题的主张也是不一致的。对于美国而言，应该看到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提供了两国合作的机遇，同时又要准备运用外交压力和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以应付冲突大于共同利益时的情况。[29] 美国欧柏林学院副教授希拉•三吉•杰格(Sheila Miyoshi Jager)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认同上的分歧和矛盾给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新挑战。他提出，美国应对统一原则和民主原则同时作出可信的公开承诺，既要全面履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又要确保统一必须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加以实现。[30] 结论 通过对2005-2007年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出版物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转移，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的问题――在美国已经引起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有关中国的出版物的增加及其内容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具有相当代表性，他们所表达的关注其实也是美国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一种情绪的缩影。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既是全面的， 又具有重点。说是全面的，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问题性质上都相当广泛：空间上从中国大陆本身到台湾海峡，再到东南亚，最后到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几乎涵盖了除欧洲、北美以外的整个世界；时间上是从中国近期的发展再到中国未来可以逐步实现的目标；问题性质则包括了中国在军事、外交乃至经济领域的各种活动。说具有重点，是因为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于：第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它在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因为军事力量一直被视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又被认为构成了扩张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的危机管理政策。这与中美关系仍然缺乏稳定性以及美国对台海地区可能发生的武力冲突的担心有关。前几年台独分子疯狂推行的旨在分裂祖国领土的活动已使美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第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该地区是东亚的重要一翼并连接了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美国怀疑中国有控制这一地区的意图。第四，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经济活动。这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一种更加长远的担心， 即认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将会加剧有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而最终使中国获得一种可以影响这些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的杠杆，挑战和削弱美国的影响。
再次，美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们对中国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不仅表现为在不同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担心，而且体现为在同一问题上都可能存在分歧。换言之，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非都是一片漆黑，并非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妖魔化或视为纯粹的威胁。确实，从我们所分析的那些出版物可以看出，在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问题上，总体上来说比较消极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调解放军的发展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危及到美国的现有地位和（或）长远利益。但是，也应当承认，在涉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等问题上，不少出版物的作者还是采取了比较积极、乐观和理性的态度，相信中国的发展同时向美国提供了挑战与机遇，甚至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与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他们就中国的政策提出的建议也有可资借鉴或值得我们反思的合理成分。 最后，在看到少数人的偏见和固执的同时，应当尽量做出努力以限制和减弱他们的影响。应当承认，美国少数人之所以对中国怀有疑虑甚至偏见，这与他们想象中的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固有的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有关。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加与美国的利益是全然相悖的，对美国是一种天生的威胁。就这部分人而言，可以认为，无论中国未来如何发展，也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与进行什么活动，他们的疑虑和偏见都是不可避免的，并非靠中国改善形象的努力就能避免。与此同时，也应当相信，积极加强同美国各界专家、学者的交流，以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深入客观地了解中国的立场与政策，认识到中美两国和谐共处的意义，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结束本文以前，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仅是一个个案研究，只是对美国陆战学院2005-2007年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麻雀”所作的解剖。我们相信，由于陆战学院以及它的战略研究所在美国的重要地位， 由于它的研究人员的广泛性和专业性，其出版物的观点在美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尽管如此，个案毕竟只是个案，自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期待广大同行能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进行更深入、更广泛和更系统地探索，从而也能在我们心目中构建一个更真实的美国。 注释： [1] Justin B. Liang &Sarah K. Snyder eds., Exploring the “Right Size” for China’s Military: PLA Missions, Functions, and Organization,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4. [2] Peter W. Rodman,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Geopolitic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3. [3] Andy Gudgel ed., The PLA Shap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 [4] Ellis Joffe,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Beyond Taiwan?”,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35-46. [5] Ellis Joffe, “The ‘Right Size’ for China’s Military: To What Ends?”, in Roy Kamphausen &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559-571. [6] Susan Puska, “Assessing America at War: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49-80. [7] Andy Gudgel ed., The PLA Shap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pp.1-4. [8] Lonnie Henley, “War Control: Chinese Concepts of Escalation Management”,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81-104. [9] Larry M. Wortzel, China’s Nuclear Forces: Operations, Training, Doctrine, Command, Control, and Campaign Planning,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42. [10] Susan L. Crai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63. [11]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258. [12] Michael Swaine, “Chinese Crisis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entative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in Ibid., pp.5-54. [13] Larry M. Wortzel, “Public Protest, Urban Warfare,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bid., pp.55-84. [14] Frank Miller & Andrew Scobell, “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or ‘Crisis Management’?: In Lieu of a Conclusion”, in Ibid., pp.229-248.
[15] Paul Godwin,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The Unintentional Bombing of China’s Belgrade Embassy and the EP-3 Collision”, in Ibid., pp.161-190. [16] Susan Puska, “SARS 2002-2003: A Case Study in Crisis Management”, in Ibid., pp.85-134. [17]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37. [18] Ian Stor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30. [19] Corazon Sandoval Foley,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Views on a Rising Chin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 [20] Jing-dong Yuan, China-ASEAN Relations: Perspectiv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75. [21] Pierre E. Massar,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act of China’s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61-176. [22] R. Evan Ellis, U.S.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Latin Americ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4. [23] Janie Hulse, China’s Expansion into and U.S. Withdrawal from Argentina’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Space Industr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 1-62. [24] Leif Rosenberger,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Commercial Threat or Blessing?”, in John R. Martin ed., A Nation At War,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5-124. [25] Donovan C.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75. [26] Paul Godwin, “China as a Major Asian Power: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105-136. [27] Stephen D. Biddl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9/11: an Assessme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4. [28] Peter W. Rodman,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Geopolitics, pp.1-13. [29] Jim Cooney, “Chinese Oil Dependence：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Pierre E. Massar,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act of China’s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th in Williamson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pp.103-122, 161-176. [30] Sheila Miyoshi Jager,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Prospect for Peace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55. （作者简介：朱明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潘亚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