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了全国约6成的总人口，创造了约9成的GDP，城市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财富、创造和消费的核心。
2005年，中国外贸实力强劲的100个城市合计进出口高达13723亿美元，占全国总体外贸规模的96.5%，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为99.5%。这100个城市无疑是拉动我国外贸的主导力量。
在外贸推动下，城市及以之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外延相应扩张，在彼此间依赖度增强的同时，对业已存在的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纷争鏖战也愈加激烈。
一个城市的外贸竞争力不仅仅局限于规模和速度――单纯追求贸易输出的巨额增长往往以牺牲宝贵资源及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同时会带来诸如初级产品定价话语权长期旁落、高新技术产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等并发症――它集中体现为要素间的合理配置，即利用内部资源，吸引、控制外部资源的效率和持续性。
剖析一个城市的外贸生态，不仅仅在于估量其现有的竞争力，更在于思考这个城市的未来。
综合篇
城市外贸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
我国城市对外贸易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势头依然强劲。2005年，前100名城市合计进出口高达13723亿美元，比2004年大幅增长24.1%，净增2662亿美元，占全国总体外贸规模的96.5%，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为99.5%，是拉动我国外贸的主导力量；与2001年当年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城市相比，2005年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的城市平均贸易规模为137.2亿美元，比2001年的平均进出口值扩大了近2倍，其中有13个新入围外贸城市；而最低入围底线也随着中国整体外贸飞速发展而同步提升，由2.6亿美元迅速上升至8.1亿美元。
外贸格局集中化趋势日渐显现
在物流业和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的成熟发展下，2005年我国出现了上海、深圳、苏州、北京4个进出口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大型外向型经济城市，上海、深圳稳居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前2位，深圳则是全国首个出口突破千亿美元的城市。以上4者合计进出口6353亿美元，“十五”期间净增4307亿美元，比2001年（下同）增长2.1倍，快于同期全国增速31.4个百分点，对同期总体外贸增长贡献度高达47.2%。
区域外贸各具特色，当地产业发展与适宜的国际分工方式相辅相成
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本地产业的辐射作用带动外贸扩张，区域特征日益明显：上榜的百强城市中东部地区占据逾7成比重，在水平、结构、发展和区位4个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遥遥领先（图1），基本囊括其余分项竞争力的前10名；在剩余的三分田地里，中、西部地区上榜城市数量旗鼓相当，中部省区工业聚集度高，加工贸易比重小，出口市场和产品多元化水平参差，个别省份在贸易结构和效益上已开始具有一定的竞争潜力；而城市规模偏小、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单一决定了西部省区在贸易结构、效益、发展分项指标中的位置相对偏低（“十五”期间进入外贸百强的城市只有14个，且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无一城市进入），但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地缘优势和改革开放给予的市场机遇，给部分西部省份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相对封闭的经济模式逐步成为过去，国内外投资者纷至沓来，内蒙古、新疆等省区目前逐步形成出口先导的边贸经济新格局。
水平篇
“十五”期间，东部省区总体外贸取得不菲成绩，以上4个指标值普遍高于前百名城市平均水平，出口产品对国际市场适应性增强，当地出口部门吸纳的社会资源愈加丰富，个别城市外贸代表性突出；实施贸易兴边政策以来，中西部沿边城市出口驶入快车道，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尔塔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黑龙江牡丹江均首次上榜。
东部外贸水平居强势地位
环渤海外贸规模分布不平衡，内陆城市水平弱势明显，沿海港口城市欠缺带动力。
环渤海地区间各自为政现象尚未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总体横向发展相对迟缓，“十五”期间的外贸进出口总值9977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9％，比九五期间快13.8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同期水平2.7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比重21.9％，比“九五”期间相应减少2.1个百分点：一是，北京市一枝独秀，天津出口增长最快。仅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挤入外贸水平排名前20之列，“十五”期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超过100%，其中，2005年有中央在京单位支撑的北京进出口1255亿美元，增长32.7%，均居环渤海地区首位，天津市水平竞争力排名提升2位跻身前10，增长势头明显，大连、青岛的进出口增速均低于同期全国总体外贸的扩张速度，青岛的出口步伐已显著缓于全国总体水平5。6个百分点，使水平竞争力位次下滑。二是，河北、辽宁、山东等内陆城市经济外向度较低。作为我国传统的原材料及重型制造业基地，环渤海内部各地多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为支柱产业，外贸出口相对滞后，“十五”期间辽宁、山东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41.4%和33.6%，河北省更低，仅为12.8%，人均出口额和出口份额均落后于总体平均水平。
长三角出口水平稳中求升，珠三角的外贸出口导向特征明显。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十五”期末，长三角有6个城市进入水平竞争力前20位，凭借苏州工业园区的产业聚集优势，苏州吸引大批境外企业，推高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规模。2005年苏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逾9成，达655.5亿美元，外贸水平竞争力5年内由第7位迅速攀升至第3位；宁波、无锡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基础好、市场开放度较高，近年来在保持民族产业特色优势同时，开放型经济各项指标不断攀升，利用外资、外贸出口均超过年初预定目标，两市排名分别上升5位和10位。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珠三角是我国早期参与国际分工的重点地区，其顺应“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战略和比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使得当地产品供应、加工、装配能力迅猛发展，形成了以电子资讯产业为支柱的外向型经济，在承接了香港、台湾制造业的转移后，上下游产业链条衔接更加紧密：一方面，出口规模以超出人口增长的速度不断扩张，除清远、肇庆外，人均出口额均达万美元以上，深圳、东莞前3项指标得分均遥遥领先，并始终处于高位；另一方面，主导出口的加工贸易多属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十五”期末，出口上百亿美元城市中东莞和惠州加工贸易比重最高，价值分别为391.6亿美元、99.9亿美元，对当地总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达93.2%和91.3%，“两头在外”属性吸引了外地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力、生产资源消耗难以维持高基数高增长态势，人均出口增速缓于上年22和10.1个百分点。
中、西部省市两极分化突出
部分沿边城市变差优势显著，出口水平扶摇直上。
在周边国家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西部省区搭乘向西开放战略全方位实施的“快车”，贸易兴边政策效果显著，“十五”期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尔塔拉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下简称“伊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黑龙江牡丹江年均出口增速分别高达86.3%、88.9%、46%和48.4%，以远高于全国30.1%的平均增速向前疾驰，在外贸水平位次上实现跨越式增长。除伊犁外，均由入世初期的榜尾跃身挤入2005年的前20名。以牡丹江市为例，伴随中俄贸易方式的根本转变，2003年外贸出口实现两个“首次”（即出口首次超过10亿美元，首次扭转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逆差现象），2005年出口增速在上年29%的基础上继续加快了41个百分点，高达33.2亿美元。
个别内陆城市出口势头骤减。
近两年来政府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限制“三高”产品外流，能源资源丰富而本地制造产业落后的中西部内陆城市出口规模受其影响显著下滑，变差水平转优为劣，例如，煤及焦炭占据太原市出口的半壁江山，“十五”期末出口价值10.8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9%，拉动同期全市整体出口下降26.1个百分点；而有色金属也是焦作市主要创汇商品，同期出口价值2.2亿美元，占38.6%，较上年下降1.4%，以上2市分别低于全国同期出口增速47.7和2.5个百分点。
结构篇
综合竞争力前20强优势显弱。2005年我国外贸综合竞争力前20强中，进入结构竞争力前20位的城市数量不到一半，综合竞争力前5强的深圳、东莞和北京外贸结构指标分别落后22、18和36个位次；而长三角优势依旧，占据一半席位，其中，宁波市、温州市和金华市位列三甲，分别高于综合排名5、14和17个位次。尽管当前各城市出口发展具一定规模，但产品和市场格局不尽合理，相比之下，高度化指标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前20位居优城市仍主要集中长三角（5个）和珠三角（8个）。
出口产品技术高度全面升级
“十五”期间，国家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促使整个外贸结构逐渐优化。2001年，我国百强城市全部产品高度指数平均值为64.3，至2005年，这一平均得分上升到67.3，同期，一般贸易产品高度指数平均值由59提高到63.2。2005年，全部出口产品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指数平均值大于70的百强城市数量分别增长37.5%和50%，为44个和27个城市。
一般贸易技术升级过于缓慢，削弱加工贸易对整体带动作用
加工贸易是带动出口产品技术升级的主要因素 ，2001年全部出口产品分值比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5.2，尽管到2005年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缩小到4.0，但一般贸易技术升级缓慢，削弱了加工贸易的带动作用。2005年，一般贸易明显低于全部产品技术高度的城市占据上榜城市的87%，其中，42个城市的技术差距5年内有拉大趋势。以最早开展加工贸易的珠三角为例，各城市一般贸易升级均处于滞后状态，惠州、深圳和东莞的一般贸易技术高度指标值分别比全商品低11.2、8.4和7.9，说明加工贸易技术优势尚未同步渗透到国内产业上，本地产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尚显不足。
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技术领先
浙江省着眼于国内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源， 2005年，一般贸易技术高度高于全部产品的13个城市中浙江省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温州、金华、宁波和台州一般贸易技术高度指标得分名列前茅，一般贸易项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均不到2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国4.5个百分点，如机械及运输设备就占台州出口总额的36.5%，对全市“十五”期间出口增长贡献度高达38.6%，单位产品附加值大、资源消耗小，避免了加工贸易因“大进大出”而无法掌握核心技术的弊端，对于改善外贸出口结构更为有效，相比综合排名同样靠前的东部其他省份更具长远的竞争优势。
西部沿边外贸向纵深发展
在睦邻关系日益修好的大环境下，双边经贸合作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由边境小额贸易单一形式向多种贸易方式并行转变，资源性产品的长期主导地位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倾斜，由初期的纯贸易行为发展到投资建厂，涉及范围包括石油、纺织、机电、建材、食品加工等众多领域：据测算，2005年伊犁在哈萨克斯坦就有30余家投资企业，投资金额2646万美元，占新疆对外投资总额的45.3%，全市每出口1美元，将相应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0.15元人民币的贡献；与2001年相比，乌鲁木齐、博尔塔拉、牡丹江的产品高度化指标得分（即全部产品和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化指标分值合计）在2005年上榜百强城市中排名实现高于30位的显著提升，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分别增加30.6个、24.7个和6.1个百分点， 尤其是纺织品受限欧美后，鞋靴、服装及其衣着附件等对西部沿边地区出口呈强劲增势，带动商品加工技术含量升级，以上2种产品合计分别占3座城市出口总额的42.1%、41.3%和59.2%，对整体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50%、41.2%和57.2%；重庆在中西部城市中外贸结构竞争力得分最高，出口主体由过去的猪肉、猪鬃等资源型产品，转变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十五”期间，工业制成品出口以年均40.7%的速度大幅增长，2005年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23.8亿美元，其中，摩托车为最大出口商品，价值5.89亿美元，增长18.7%，约占全市出口总值的1/5；汽车和汽车底盘出口翻番，高达1.31亿美元。
整体外贸城市出口市场和产品等价数目此涨彼消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外贸出口渠道和产品种类进一步拓宽：2001年，我国平均每座上榜城市的出口市场等价数目为8.9个，至2005年该指标值已上升到10.4个，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大于20的城市数量5年内净增5个；同期平均每座上榜城市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下降8.8%，为39.4个，大于50的城市数量也相应由33个减至24个。
中西部内陆城市出口趋于分散、沿边城市市场单一
多元化指标显示，中西部内陆城市并未受资源单一、国内市场规模限制影响，形成个别市场、个别产品垄断出口局面，部分省会城市产品结构趋于分散、市场开拓后劲十足， 2005年重庆、合肥、郑州、成都、长沙、南昌的市场多元化指标值居于全国前15位，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分别达到25、21.7、21.4、17.7、19.7和18.9，是江浙两省之外的又一大亮点，而重庆、成都的整体外贸结构竞争力也因此一路飙升，成为新入围城市；而除重庆外，其余城市的产品等价数目分别为96.6、93.5、157.2、51.8和46.4，居全国第8、第9、第2、第24和第26位。
受地理区位、口岸物流及其贸易辐射能力限制，与邻国接壤的沿边城市出口市场单一，等价数目分值均在3以下：黑龙江牡丹江市地处东北亚，毗邻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出口以上3者合计达到出口总额的83.5%；广西防城港市东南濒临北部湾，是大西南地区出海要道，与越南接壤，对其出口集中度高达81.3%；新疆伊犁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拥有长达437公里的西部边境线，设有3个国家一类口岸，为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2005年出口9.9亿美元，5年内飙升11.7倍，对同期总体出口增长贡献高达67%。
长三角及周边多元化优势显著，珠三角依旧集中
尽管广东长期以来是全国出口的龙头大省，城市外贸综合竞争力得分与浙江省、江苏省也不分伯仲，但近年来江苏、浙江民营企业日渐壮大，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对国际市场变化反应敏捷，出口产品种类、层次的不断扩展带动商品结构逐渐优化，所辖城市在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上更具多样性：“十五”期末，以上2省所辖城市平均市场等价数目分别为15.6和12.1，其中，温州和绍兴长期雄踞榜首，目前“温州货”已销往全球157个国家和地区，在2001年基础上继续扩增25个，出口额过1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个；而同期广东、福建2省该指标值相差甚远，仅为6.7和9.1，深圳表现最为突出，作为我国首个出口突破千亿美元的城市，市场等价数目却位列倒数第7，分值仅为4.0，可见，深港高效物流业与产业间深度依附融合，使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地位难以撼动，市场集中度高达44.4%。此外，浙江、江苏2省所辖城市平均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为77.1，常州市、金华市和嘉兴市位列前5强，相比之下，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所辖城市平均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仅为41.6、48和32.5。
出口产品种类和最终目的地的单一性，是我国对外来风险承受力脆弱的主因，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军国际市场步履维艰。以屡遭冲击的纺织品为例，全国约1/5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集中在广东省，且大部分最终输往欧美市场，2005年，在经历配额取消、出口征税、“特保”风波、人民币升值、出口征税取消、贸易谈判、配额竞标等一系列波折后，欧美也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主战场。
效益篇
“十五”期间，城市效益竞争力排名变动较大，2005年，新入围城市占据表4所列数目的1/3强，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和外贸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的飞速攀升，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出口起步晚、发展快，净出口增幅远超本地GDP增长水平，2005年外贸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位列榜首。从各城市效益指标排名情况看，外贸总体规模较小的沿边城市优势依旧，内陆城市也从中受益，外贸盈利规模有所扩大，但高端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乏力。
出口增值率整体趋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水平下降
我国开拓外部市场始于对外部资源的直接利用，以出口创汇为初衷的加工贸易企业使有限的生产生活要素难以支撑粗放式外贸增长，尽管近年来开始致力于扩大国内采购比例，延长国内产业加工链条，但从中实现的最终收益并不理想，百强城市平均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由36.3%下降到33%，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大于50%的城市个数也由25个相应缩减至17个，主要分布于资源密集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一些技术含量低的机电产品及零部件，而在一般贸易比较劣势产业发展而来的加工贸易对资金、技术要求严格，因科技水平、经营管理理念和资本积累上存在差距，尚处于涉足阶段，不利于城市外贸效益的提高；“十五”期间，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渐近式的对外开放进程带动更多企业以一般贸易方式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我国上榜外贸城市全口径进出口最终收益实现良性上升，城市外贸平均出口增值率从2001年的15.8%提高至2005年的17.6%，产品质量及其销售渠道得到有效改善。
增值率指标是效益竞争力排名有别于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一）出口增值水平具优势
第一类特征表现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与出口增值率的同步正向发展。2005年，全国出口增值率高于50%的百强城市有12个，浙江省出口获利水平最高，占据其中5个席位，顺利入围效益竞争力前20名，全省所辖城市的平均出口增值率5年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达54.1%，远高于广东省的20%、江苏省的21%和福建省的35%，这与全省高达78.4%的一般贸易比重密不可分，且一般贸易项下出口商品技术得分均高于70（除舟山外），其中，金华的全口径出口增值率最高，达85.8%，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翻两番，达43.2亿美元，占98.5%，高出2001年3.4个百分点，其项下三分之一的出口份额被资本密集型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据，价值13.2亿美元。
第二类特征表现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但出口增值率相对较高。内陆地区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降低了对国外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导致出口增值率相对提升：一是，自身资源的简单利用，以部分中西部边远城市为代表，当地初级产品及经过简单加工的低技术密度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相对较高，例如，钢铁、有色金属、制成肥料、金属矿砂及废料分别是包头、洛阳、贵阳和西安的主要出口商品，2005年分别达到1.8亿美元、2.4亿美元、1.4亿美元和6.3亿美元，年均增长54.8%、81.1%、56.1%和91.7%，拉动全市出口年均增长12.6、20.3、7和10.6个百分点；二是，传统产业特别是纺织行业的梯度转移，拉大了具有产业基础内陆城市的出口增值空间，但劳动密集型高端产品仍聚集于沿海发达城市。由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高昂的产业成本和有限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传统产业市场转战内地，缓解了加工制造能力与能源产地、就业岗位与劳动力所在地之间严重脱节现象，本地资源利用度加大，例如，石家庄纺织品占据总体出口的半壁江山，其服装生产基地已开始着手创建，“十五”期末新上榜的保定、沧州地区纺织品出口比重也几近4成，以上3地该产品出口价值分别为15.9亿美元、3.6亿美元和2.1亿美元；新疆化纤加工、纺织品服装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也在酝酿之中，充分发挥棉花资源优势，鼓励国内外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嫁接和改造区内纺织企业形成优势棉纺产业集群，“十五”期间乌鲁木齐和伊犁的纺织品出口分别净增2.6亿美元和5.9亿美元，对总体出口增长贡献22.4%和43.2%。
（二）出口增值水平具劣势
第一类特征表现为，具净进口特征的大型外贸城市和中西部落后城市。2005年进口比重过半的城市仅21座，占据前百名上榜城市的五分之一：一是，以上海、广州、珠海为代表的大型外贸城市，以1999年起连续７年保持贸易逆差的上海市为例，这种逆差状态与本地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相吻合，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加工贸易并非进口主体，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以转口贸易为代表的其他贸易各占上海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可见，除自身对进口商品的吸纳消化能力较强外，其口岸和金融、贸易优势对周边及内陆地区的辐射带动，在进口表现中越来越突出；二是，中西部部分城市由于自身产业落后、内部资源限制而陷入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这些地区产业起步晚、技术水平落后，无法满足因国内经济发展下带动的旺盛需求，对外部资源的单纯依赖性增强，2005年外贸百强城市中进口占比最高的呼伦贝尔、防城港、金昌3个西部城市分别为95.2%、88.3%、87.4%。
第二类特征表现为，珠三角加工贸易增值效益（包括全口径贸易方式）处相对劣势。加工贸易高度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在增值水平上未见改善，引入资源、技术并未对本地经济产生明显的传导作用，甚至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2001年，珠三角所辖10个城市加工贸易增值率均在40%以下，落入前50位开外，每个城市该指标平均值为32.9%；“十五”期间，6个城市的加工贸易增值率仍在下滑，其中，珠海降幅最为明显，减少了11.6个百分点，2005年仅为22.5%。
整体出口创收能力增强，但外部资源利用程度高，与出口规模排名结构差异显著
我国整体出口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十五”期末，百强上榜城市的平均收益由2001年的4.3亿美元攀升至10.7亿美元，同期实现百万美元的城市数量相应净增8个，阳江、柳州出口收入实现零突破，分别创汇1.1万美元和1.4万美元。出口收入指标是在出口规模中剔除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实效不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更体现了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直接创收能力，与出口规模的正向相关性较小，海关数据显示，在2005年出口额最大的20座城市中仅上海、深圳、苏州、北京、绍兴出口收入跻身前20名，其中，上海、深圳仍高居榜首，成为全国仅有突破百亿美元城市，分别达到198.7亿美元、116.7亿美元；而出口规模列第70位、89位和44位的莆田、呼和浩特、太原，出口收入排名紧跟上海和深圳，说明具一定出口规模外贸城市尚未摆脱粗放式增长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吸引下加工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增值环节短，造成大部分收益外流，即便是出口收入位列第2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输出中仍有83.7%的份额掌握在外商投资企业手中，对当地经济效益的实质支撑和促进有限。
中西部外贸导向不明显，对当地经济传导力度微弱
主导西部内陆省区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密集度产品迂回度低，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的外溢功能较弱，据测算，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鞋类产品的带动度仅2.4，较之高端机电产品、成套设备3.9的带动度相去甚远。新疆省对外经贸交流合作体制相对成熟，外贸传导作用相对明显，在2005年外贸增长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超过50%的28座城市中，西部地区仅博而塔拉和伊犁被涵盖此范围内，其余8市（除乌鲁木齐外）外贸增长贡献度均小于20%。
座落东北亚贸易大通道的牡丹江出口变化最为突出，多年来仅限于品种单一、实体实力较弱的民间边贸活动，出口额一度徘徊在10亿美元以内，“十五”期末中俄贸易方式根本转变加快了牡丹江市外贸的繁荣。目前国际贸易已辐射169个国家，占据全省进出口总值的半壁河山，许多大型企业已涉足双边贸易，寻求更为长期稳定的合作、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其外贸领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当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远超其他上榜城市水平。
发展篇
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竞争力均占据绝对优势，前20强城市中，6个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6个集中在长三角经济区、7个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区，剩余一个名额被福建省厦门市占据。
东部优势5年不变，区域不平衡依旧突出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3项发展指标均占据绝对优势，表中除厦门市外，6个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6个集中在长三角经济区、7个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区，全部是东部沿海城市。“十五”期间，东部地区内部发展格局也有所变动，依托长三角经济区的发展，大规模外商投资形成的大规模生产能力逐步释放并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可持续发展蕴藏充足的能量，2005年苏州已超越上海、深圳跃居发展分项排名之首，上海也保持着发展分项第2的排名；以山东省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发展竞争力增势强劲，新入围的烟台和威海“十五”期间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大幅提高，烟台的发展竞争力排名一跃上升了27个位次；而大连、福州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以年均10.7%和13.1%的速度下滑，具出口贡献的龙头企业数量均减少10家，退出2001年发展竞争力前20位之列，目前暂居第22位和第33位。而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尽管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中，但吸引、利用外资的力量依然薄弱，产业内部缺乏领军企业，无法形成产业聚集的核心。2005年，中西部地区省市无一进入发展竞争力前20名，绝大多数城市的投资进口设备价值和大企业数量低于上榜百强城市的平均水平。
利用外资能力整体趋强，局部位次发生变化
全国对外部资源的吸引与利用力度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规模中所占份额从无到有不断得以巩固，2005年已达58.3%。 “十五”期间，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进口设备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城市招商引资的能力及其在政策、环境或其他方面吸引外部资源的优势，及进一步扩大资源利用的潜力。其中，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是相对指标，剔除了城市规模的影响，2005年上榜城市的平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56.9美元，增长18.2%，高于该指标平均值的城市数量则在2001年22个的基础上净增11个；而投资进口设备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是衡量各地方对外商产业转移吸引力大小的绝对指标，折射出国家外贸鼓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十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整体竞争力增强，2001年百强城市中投资进口设备过亿美元的城市占据外贸百强的3成，过10亿美元的城市仅上海和苏州，截至2005年，投资进口设备价值过亿美元的37个城市中7个为过10亿美元的大型外贸城市，平均每座上榜城市5年来净增1.2亿美元，由1.4亿美元提高到2.6亿美元。
长三角发展气势逼人，珠三角吸引外资后劲不足
“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区域的城市在吸引、利用外资方面开始出现差异。在长三角版图上，苏州发展气势 “咄咄逼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连超上海、深圳、东莞，投资进口设备更是以9.4亿美元的优势反超上海暂居首位，上海则以36.1亿美元位居第二；而珠三角在地理位置和物流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上榜前20强的7座城市除东莞保持第4位外，其他城市排名均有所下滑，深圳则因土地资源储备相对紧张在吸引国际制造业大规模投资项目落户上明显处于劣势，与上海和苏州相比，投资进口设备价值差距分别由2001年的19.1亿美元、7亿美元迅速拉大至20.5亿美元和30亿美元。
山东省成环渤海区后起之秀
环渤海地区正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其中又以山东省最具代表性。“十五”期间，山东省对外商投资吸引力排名普遍爬升，推动对外贸易逐年高涨，其所辖地级以上城市有12座上榜百强城市，其中四分之三的城市发展竞争力上升明显，仅济南、临沂和日照三市排名下降。在发展竞争力上升的城市中，烟台以1133美元的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青岛以647.2万美元的投资进口设备价值在省内排名遥遥领先：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烟台的外商直接投资5年间累计达60.4亿美元，外资主要来源地由传统的韩国、日本拓展至韩、日、欧美等地，涉及领域从工业迅速延伸至现代服务业和农牧渔业，百盛、沃尔玛等外资零售企业和韩国中小企业银行等金融企业相继落户，在外资推动下进出口贸易从2001年入世当年的34.2亿美元一路飘红，2005年达到114.8亿美元；而青岛的投资环境也日益改善，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青岛引进的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就达到180个，实际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50％，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5家。此外，尽管济宁和莱芜原有基础薄弱但引资力度提升迅速，“十五”期间投资进口设备年均增速为40.9％和1.2倍，高出同期上榜百强城市平均增速23.4和103.7个百分点；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速为27.6％和55.4％，高出同期上榜百强城市平均增速23.3和51.1个百分点。
外贸大企业汇聚个别城市，正负效应共存
外贸企业做“强”、产业集群做“大”，说明该城市具有全方位吸引上下游企业的优势，有利于推动外贸产品的相对竞争力，这里引用进入出口500强的企业个数作为衡量标准。经过20多年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规模，产业聚集优势明显显现：“十五”期末，列入表的城市集中了86.2%的全国出口500强企业，企业数目最多的前5座城市（包括深圳、上海、苏州、东莞和北京）比重过半，其中，苏州进入出口500强的企业数目5年内翻番，净增26家。从集群效应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集中趋势将在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推动城市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但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在上榜百强城市中贸易条件指数低于100的57个城市拥有三分之二的出口500强企业。其中，拥有出口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前5个城市中，除上海外，深圳、苏州、东莞和北京的贸易条件指数都低于95，表明它们的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而大企业数量增长最快的苏州，其贸易条件指数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城市。可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贸易市场上，在企业众多的外贸“强”市中，引入高新技术产品、输出低附加值产品甚至低价竞销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将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外贸发展的“软肋”。
区位篇
过去5年中，各城市凭借自身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国内、国际间区域合作，百强城市出口企业数量迅速扩容，净增7万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以下简称“特殊经济区”）也相应由2001年的99个增至2005年的118个。区位优势如同助推器，不断转化为外贸强势，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力量。
环渤海区位优势突出
环渤海经济区地处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四大经济区的交汇处，近30个大中外贸城市在长达5800公里的海岸线上遥相呼应，包括天津、大连、青岛等大型商贸港口和秦皇岛、黄骅两个全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的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区位优势显著。“十五”期末，共6个城市进入区位竞争力20强，其中，青岛出口企业数量增长2.1倍，推动区位竞争力名次由原来的第6位提升至前3强；天津国内外运输网络发达，货运总量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北京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05年末共拥有包括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出口加工区和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内的7个特殊经济区，发明专利申请量目前仅次于广东省。
但“十五”期间，环渤海所辖29个城市范围内仍有16个特殊经济区建设保持零记录，多分布在河北、辽宁、山东省，上述内陆城市出口企业数量有限，除唐山市和保定地区外，其余均不足过千家，平均每座城市仅容纳487.3家，辽宁本溪和锦西最少，分别为55家和63家。
长三角优势稳固，上海市全面领跑
新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带动液晶显示器、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等产业群在长三角地区迅速集聚，在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的同时，吸引现有产业群在稳定存量的基础上继续加速发展，以上海为龙头不断延伸。5年来外贸区位各指标发展齐头并进，除常州和杭州略有下降外，其余各城市分项竞争力均稳步提升，占据表5所列城市数目的三分之一，其中，南京和无锡均首次跻身20强，出口企业数量分别增长2.3倍和2.8倍，苏州拥有2个出口加工区，直接参与国际制造业投资转移使加工贸易发展如火如荼，进出口值增长5.9倍，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可见一斑；而上海区位项下3级指标全面发展，庞大的国内外运输网络使货运总量得分遥遥领先，并以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个保税区、3个经济开发区和5个出口加工区的强大“阵容”，拉大了与其他城市整体优势的差距，享受通关优惠政策的特殊经济区域吸引的出口企业数量稳居榜首，在2001年5222家的基础上迅猛增长1.6倍，达1.3万家。
珠三角优势弱化，但深圳市港口物流对外吸引力巨大
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地区，珠三角仍保持稳定的经济活力，但区域整体优势正逐步弱化。由于区内城市密集度高、地理位置相近、企业类型相似，城市间竞争加剧，不同城市对企业以及港口、交通等各类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十五”期间进入区位20强的城市数量缩减2个。跌出5强的广州、跌出20强的佛山和珠海，“十五”期间，出口企业数量增长相对偏缓，分别增长43.5%、44.9%和37.2%，与百强城市1.1倍的平均增速相差甚远。
较为特殊的是，深圳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越的通关环境以及“十五”期间投资650亿元建设的6大物流园区为出口加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广东一带投资设厂的跨国公司与保税区物流配送和产品分拨业务两者拓展相得益彰。仅广东省内非深圳市企业同期自境内净进入 保税区、保税仓库和出口加工区的累计货值就远超出深圳本地企业，高达89.4亿美元。按规定，保税仓库吸引的大量入仓外地货源应计入本市保税区外贸企业出口统计。“集群效应”使“十五”期末深圳成为继上海之后唯一拥有上万家出口企业数量的城市，区位竞争力排名相应升至全国第2。
中、西部外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上榜城市寥寥且位次下滑
尽管就地缘特点来看，西部地区覆盖了中国12个省市、自治区，是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蒙古的重要通道，且与接壤国家均有公路和铁路相连，边境贸易潜力巨大，加之自然资源丰富，在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中占有先机，其中，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是我国“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机械、电子等行业都拥有较雄厚的基础；而中部地处内陆，本身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充裕，具有企业偏好的投资环境与低营运成本，但中西部的工业体系、交通通信、科技教育整体落后，相比开发较早的东部地区，产业规模小，物流起步晚，市场容量有限，中部11座城市和西部9座城市尚未建立诸如保税区、加工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支持促贸的相关基础设施，导致对出口企业缺少吸引力，迄今为止还未出现年出口企业数量突破千家的城市。
在区位分项排名前20位的中、西部城市中，重庆保持原位，成都、武汉分别由“十五”期初的第9、13位分别下降5位和2位，3个入围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均低于上榜城市的总体平均水平。与东部的宁波相比，虽然4者具有等同的特殊经济区个数，成都更是拥有首批获准试点的出口加工区，甚至货运总量处于领先的情况下，外贸区位优势并未得以改变；而宁波的区位竞争力5年间持续强劲增势，已超越重庆市，跻身前10，主要区别在于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成熟的运作体系，削弱了对企业的“群聚效应”，同期重庆拥有761家出口企业，仅为宁波的15.8%。
值得一提的是，在货运量超过1亿吨的38座城市中，中西部占据1/3，其中，部分省会城市增势迅猛，“十五”期末包头、太原、长春和西安货运量分别为2亿吨、1.8亿吨、1.2亿吨和1.6亿吨，快速增长88.7%、17.1%、14.6%和1倍；而货运量亿吨以下的哈尔滨和合肥，其绝对变化量高达7327万吨和3231万吨。尽管本地企业出口力量薄弱，但内陆城市拥有密集的国内运输网络和强大的货物输送能力，是降低出口成本、增强出口力度的有力支撑。
各指标的解释力度
城市外贸竞争力各分项指标对总方差的贡献率代表了该指标对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影响力，贡献率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竞争力排名结果的影响大，反之亦然。
各指标对当前外贸综合竞争力的解释力度
城市外贸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可提取为5个主成分（见下表）。
第一主成分指标解释性最强
经旋转后的因子特征向量矩阵显示出，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所有指标变量总方差的51.1%，代表性最强，涵盖了发展和区位两个分项竞争力指标，集中体现为目前阶段城市拥有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开发区等与物流业、区域性产业集群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收益能力，以及当地招商引资力度对外贸增长的积极拉动，是决定现有城市外贸整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紧随其后的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15.9%，直接表现为当前各城市外贸水平的相对规模。
出口效益指标解释力较弱
其余3个主成分均体现为贸易结构和效益方面，重要性依次为产品高度化、增值率和多元化指标，多元化指标考察某地区是否存在由于出口产品或市场的单一性，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与出口产品平均技术高度指标一起，构成某地区生产结构、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衡量标准。
这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达13.9%、10%、9.1%，说明我国现阶段尚未摆脱粗放增长的贸易模式，各城市进出口规模逐步扩大的相对优势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出口绩效所处的绝对劣势。出口增值率、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度等，对整体方差的解释作用最小，表明出口效益的改善远不如出口额增长乐观。
“外贸竞争力排行”指标与样本体系说明
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在构建城市外贸竞争力指标体系之前，首先，要明确反映外贸质量的指标选取准则，并对评价角度从表现和解释两个方面（即当前我国外贸的表观特征和导致外贸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加以理解、把握。
本排行依据科学性、完备性、实用性、简洁性和成长性原则，最大程度地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和指标数据的可度量、可获取性，在各城市外贸水平、结构、效益基础上引入体现产业链、物流业辐射下城市外贸张力的发展和区位概念，构建由5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综合而成的显示性指标体系框架，旨在从不同维度显示外贸竞争力，并通过指标分解捕捉导致进出口表现发生变化的各个细节。
样本选取
研究对象
为保证海关统计中进出口企业属地与行政区划的一一对应，先提取海关进出口经营单位编码前4位（即地区、省直辖行政单位）的样本数据，依据行政区划的范围进行汇总，选择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作为外贸竞争力的评价对象。
为进一步体现区域外贸特征，将以上百强城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其中，根据分析需要继续将东部细分为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选取时间段
为方便对比，2001年研究对象与2005年保持一致，即入围城市仍是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的城市，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名，旨在突出时间特征，综合考察我国“十五”期间分阶段大幅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贸易市场的格局下，各城市及区域配置本地资源要素的能力。
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
由于选取指标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各指标计量单位不一致，为消除由于计量单位对综合评价的影响，首先要进行无量纲处理，采取标准化方法，假设指标值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计算该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由于18个指标与综合竞争力评价中取值的影响方向一致，无须进行正向化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标准化变量=（指标值-均值）/标准差
注：标准化后指标变量服从（0，1）的标准正态分布
研究背景及权数确定
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目前国内外盛行的综合评价方法以主观赋权的模糊评价法，客观赋权的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在系统动力学基础上衍生的层次分析法为主。与模糊评价法相比，尽管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更注重考虑数据本身的内在规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仍需要凭借经验对指标间相互影响的力度强弱进行判断，主观性不可避免。同时，以上两种赋权方法容易忽视的是，研究者在实际问题分析中总是希望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以便更加全面、完整地把握和认识事实。然而，描述实际经济现象的指标间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每个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地反映研究问题的某个侧面信息，易造成信息重叠和冗余，对问题的综合分析带来一定困难。而主成份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典型的数据化简方法，在力保数据信息丢失的最小原则下，通过从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入手，寻找潜藏的少量能够起决定作用、控制所用变量的主分量，以每个主分量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构造综合评价函数。
本文运用主成分方法，旨在寻求外贸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以每个原始指标对整体方差解释力度确定其权重大小：首先，经过无量纲处理的原始变量，通过KMO测度和巴特立特球体，检验是否符合主成分分析的假设前提；其次，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入手，使用线性组合来解释多变量方差―协方差结构，达到对高维变量和空间的降维目的，通过因子负载矩阵再现原始变量与主分量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即，将每个原始指标变量表示为主分量的线性组合，因子负载就是该线性组合的权数；最后，利用原始指标变量对每个主分量的相关关系，和该主分量对整体方差的贡献度，计算还原出原始指标变量的合理权重，确保进行评价具有足够的客观性。
竞争力排名具体计算过程
标准化后的指标得分与相应指标权重的乘积得出分项竞争力分值，在此基础上，将5项竞争力得分简单汇总即为综合竞争力的最终排名。
分项评价指标释义及计算方式
水平篇
出口规模的全面、快速扩张是入世以来我国城市对外贸易最显著的特征。在反映外贸水平的指标体系中，我们引入了人均出口额、城市出口占全国总出口份额、外贸依存度、变差优势4个相对指标。
人均出口额：城市出口额/该城市同期总人口数
外贸依存度：城市进出口额/该城市同期生产总值
进出口份额：城市进出口额/同期全国外贸总值
变差优势：城市出口速度－同期全国出口速度
结构篇
鉴于现阶段我国明显的出口导向型外贸特征，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二级指标主要体现为出口商品和市场的合理结构，由产品高度化指数和多元化指数合成：多元化指标分别从市场、产品两个角度入手，采用等价数目来度量城市出口市场开拓能力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能力，及应对风险、抵抗外部冲击能力；而出口技术高度变化对整体出口结构竞争力的代表性相对较强，权重较高，反映城市输出产品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同时，相应牵动最终目的地结构发生变化，更深入地，还将引起进口结构和国内生产体系的变化。
全部产品高度化：产品高度化指标是城市所有出口产品技术高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高度指标值越大，产品附加值越大，单位产品所消耗资源就越小。出口技术高度变化对整体出口结构竞争力的代表性较强，权重较高，它反映城市输出产品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同时，相应牵动最终目的地结构发生变化，更深入地，还将引起进口结构和国内生产体系的变化。
在计算方法上，按SITC分类标准，对各章节出口商品进行高度化赋值，再根据该商品出口份额进行加权。考虑到SITC标准主要针对产品的加工程序进行分类，依照章节顺序赋值将高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水平，因此，对部分章节的正向赋值顺序做出调整：将81-85章的杂项制品插入至69章之后，依此类推……，达到降低分值的目的。
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化：为排除加工贸易及进口料件经保税区、出口监管仓加工后出口等因素影响，为更精确地反映该城市出口结构，实际测量时有必要引进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化指标（计算方法同上）。
市场等价数目（针对出口市场的个数分析）：在反映外贸结构的多元化指标体系中，我们分别从市场、产品两个方面，采用等价数目来度量城市出口市场开拓能力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能力，及应对风险、抵抗外部冲击能力。
市场等价数目代表具有相同出口额的出口目的地数目，市场等价数目越大，则市场多元化程度越高。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j 为第j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额；x为出口总额
产品等价数目（针对产品种类的个数分析，计算方法同上）
效益篇
对城市外贸竞争力效益的评价，基于以下4个指标：出口增值率、加工贸易增值率、外贸对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和出口收入，前3者均为相对指标，在效益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净出口增长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由于分子分母均为相对数形式，增添了该指标结果的不稳定性，对分项竞争力排名的解释力度减弱。
出口增值率（全口径指标）=
出口增值率-进口增值率/出口增值率+进口增值率
加工贸易增值率：分子为加工贸易出口－同期加工贸易进口- 同期自境外运往保税区、出口监管仓、加工区又转为加工贸易料件部分；分母为加工贸易出口。（由于对国内料件无法量化、无法计入方程，这种算法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比分析的参考意义）
外贸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突出“国土”概念）：衡量三架马车之一（除投资、消费外）的净出口对当地GDP的贡献，即城市净出口增长率/ 该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
出口收入（突出“国民”概念）：衡量某城市从出口中所获得的收入占该市国民收入GNP的比重，这里剔除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金额对出口实效不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
XR=X-PX-sX(FX-FPX)
其中： XP为出口收入总额；X为出口总额； PX 为加工贸易进口额；
FX 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FPX 为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口额；
s为外商投资企业股本中的外资比例，这里按50％*（外商合资企业＋外商合作企业）粗略估算
发展篇
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更多体现为外贸发展潜力，是拥有可持续性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由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进口设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进入出口500强的企业数量3个指标构成。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进口设备、进入出口500强的企业数量在整体外贸发展中的代表性较强，赋予其较大的权重。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设备：某城市属地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包括中方投资）所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其他物料指建厂〈场〉以及安装、加固机器所需材料），以及根据国家规定进口本企业自用合理数量的交通工具、生产用车辆和办公用品（设备）。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某城市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该城市年末总人口
进入外贸500强大企业的数量：在某城市属地范围内，当年进出口规模排在前500位的企业个数。
区位篇
中国城市外贸区位竞争力着眼于评价城市相关外贸环境建设，它不仅指生产要素优势，还涵盖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地方外贸和税收政策等因素，由该城市出口企业数量、开发区和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域、货运总量3项绝对指标构成，其中，前2项具有较大权重，对城市区位优势的解释性较强，是衡量城市商贸物流、产业带动等因素对外贸发展辐射力、带动力和宏观承载能力的重要因素。
“十五”期间百强城市出口企业数量迅速扩容，5年间净增7万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也相应由2001年的99个增至118个；而城市货运总量包括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水运货运量和民用航空货邮量，它涵盖了内、外贸两部分因素，且未将交通里程数考虑在内，同时受地区大小限制，因此影响度偏小。区位优势如同助推器，它不断地转化成为外贸强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出口企业数量：在当年某城市属地范围内参与出口的经营单位个数。
货运量：某城市各种运输工具全年实际运送的货物数量，是反映运输业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也是综合衡量内、外贸发展的数量指标，其中，货物不论运输距离长短、货物类别，均按实际重量统计。
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