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此时，他的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谈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在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收录的大都是
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
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像《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
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