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
同样重要
虽然我国GDP的增长率属于世界前列，但大家还是不太满意，有很多有识之士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本文把我国GDP增长和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结合起来分析，试图以此解析我国GDP增长的缺陷；并提出改进之道：在考核各级政府经济方面的政绩时，把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提升到和GDP增长率同样重要的地位。
一、 政府主导经济之下GDP增长的特点
其一。
假设（仅仅是假设）2000年全国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为9千亿元，经过01年一年全国人民人力方面的辛勤劳动，同时耗费了一定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到01年底实现了1万亿元的GDP，那是不是表示说全国人民能享受到的物质财富增长了1千亿呢？不是。因为可能这1万亿的GDP中有一些是企业没有卖掉的存货。笔者查到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96年是1.33万亿，五年后累积为3亿元，再过一年（02年）累积为4亿元；而02年我国的GDP总值是10.2亿元①。这当然不是说10亿元GDP中有4亿元是没有卖出去的存货，这4亿元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但这也毕竟不是小数字，它表示出我国一些企业的效益较低（主要是国企），同时也表现在以国企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银行的坏帐率较高上。
如果一年增加0.5万亿存货，虽然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了，也记在了GDP增长中，但却对国民的生活没什么意义，甚至基本可以算作浪费。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程度会轻很多；因为各个企业的所有权明确，投资硬约束；老板看得最重的就是投资效益（而不是GDP增长）；一旦发现销售情况不对，会立刻改变经营策略，实在不行就申请破产，决不会任存货增加、亏损增加。但我们的国企是投资软约束，反正投资的钱也不是企业老总的，老总对企业效益没那么紧张，甚至不时出现“庙穷了方丈却富了”的情况，结果就是存货越来越多。所以说，不能反映存货问题显然是GDP指标设计时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得到了有效抑止，却在我国的国企中变得较为严重。 其二。
让我们不考虑存货问题，假设01年全部的1万亿元都是销售出去的，所有的企业得到了总值为1万亿元的收入，那么如何分配呢？大致上分到三方面：员工、企业和政府；员工主要以工资奖金的形式，企业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再投资和利润，政府主要是以税收、收费等形式收取。目前的问题在于：员工（也就是国民）的收入偏少，政府的收入偏多。
从97年到04年，政府收入共增长了204.7％，平均到每年大致是18、19个百分点②，所以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说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多出GDP增长速度的一倍③。就最近来说，03年GDP增长8.5％，税收增长20.3％；04年GDP增长9.5％，税收增长25.7％④。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为5.2％⑤。简单说就是，虽然每年GDP增长8、9个百分点，但其中分配给政府的比例越来越大，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的一倍；相应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小于GDP增长的一倍。去年《福布斯》杂志将中国评为世界税负第二高的国家，激起国内一片热议。是不是第二高可能说不太清，但我国税收很重应该是个实情；而且还要加上各种预算外的收费，更要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从01年到03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达到9100亿⑥。我在以前关于房地产的文章说过，香港房价贵是因为政府拍卖土地的价格贵，但是香港的税负属世界最轻之列，香港的财政收入就是靠卖地；但是我国国民既要交很重的税，又要交很高的土地拍卖金（政府收了开发商的土地金，开发商自然会将其放在房价里。）。
国民拿到手里的钱较少，自然购买力就低。当然如果政府收取了较多收入后，能拿出很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方面，也就等于增加了国民消费力；遗憾的是，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得不够；于是大家抱怨上学贵医疗贵还要存钱防老防意外。结果就是从00年到04年，我国国民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61.1％下降到53.9％，也就是“内需不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9％。所以罗伟忠（中央党校理论部）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而日本、韩国等高增长二十多年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我国GDP的高增长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⑦，他说的当然是实情，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GDP增长速度除以2，并不能算很高。
政府收取的钱较多，其中用回到国民身上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部分又较少，那么大多用在何处呢？一是自身运转的开支，二是固定资产投资。
在自身运转方面，目前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年增长率为17.7％⑧，这恰好也是多出GDP增长率的一倍。现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是百里挑一，说明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的待遇很好。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工业项目和公共基建项目上。这也很容易理解。各级政府在投资时会有几个基本考虑：其一，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有很多行政管理工作要做，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把握很多中小型项目，所以会集中于大型项目；其二，各级领导由于不可能拿出很多精力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所以往往“凭感觉”决策，所谓的“拍脑袋”决策。于是我们看到前些年的彩电冰箱，现在的汽车钢铁电力，都出现了“过热”“重复建设”的问题；其三，大量投资于基本建设，因为基本建设不太会出现亏损问题，起码不会立刻出现，“总是有用的”，而且十分“现眼”，容易作为政绩。当然在投资方面还有国有银行，国民由于缺乏保障感，而且因为是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节约的习惯，所以储蓄率很高；而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也是政府办的，于是其投资也是集中于大
的工业项目和基建项目。附带地，这也就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因为第三产业虽然和国民生活息息相关，但其投资特点是项目众多、规模不大，恰恰不适合政府投资。总之，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偏多，由于高储蓄，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自然偏高，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一般为35％，近年更上升到50％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7％。有很多论者提出要降低投资率，可是在政府收入偏高，而投放在教育医疗福利保障上的量又偏少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要进行投资；否则，巨量的财政收入难道锁在保险柜里？难道再给公务员加工资？
以上我们分析了“2001年”（假设的）1万亿GDP的分配情况，所谓“分配决定生
产”，那么这种分配状况对第二年的生产会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显然，第二年开始时各个企业会生产那些能销售出去的产品。其一，国民的收入增长得不多，购买力自然不旺，那么这方面产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很旺，大概比上年增加生产4、5个百分点即可。其二，政府运转费用增长较快，达17.7％，那么这方面的产品会生产得多一些；于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高档酒家应运而生，还出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还进口了很多洋酒，当然还有其他种种高消费场所；在这些方面公款消费占了很大比例。其三，政府需要将巨量的财政收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那么这方面产品就高速生产出来，大量的高速公路、城市广场、港口、开发区、磁悬浮列车、“市标性”摩天大楼等大型工程不断涌现，全国像一个大工地；而这些工程的上游行业如水泥、钢铁等同样增长迅猛。
那么，如果说“2001”年的GDP是1万亿，到了“2002”年上升为1.09万亿，增长率为9％，它的确意味着经过一年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全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加了9％。可是，在其中，国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猪肉、啤酒、公交汽车、服装、住房面积、药品等，总量并没有增长这么多，只增长了4、5个百分点；而“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却增长了20％左右。也就是说，虽然总产出的确增长了9％，但其中有较大部分是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关系不大的。国民们对“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的高速增长，对公款吃喝、对公车消费等，抱怨很大，因此政府对这方面当然应加以控制；而对于“高速公路型”产品的迅猛增长，同样有许多论者认为过于超前，比如很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是很低的，笔者也很同意这种观点。打个比方，一个马路边的“发展中家庭”，日子不算富裕；但大门盖得金壁辉煌，由家中通到马路的路径规格也非常之高，甚至是磁悬浮的，我觉得这就是超前了。不是说大门和那条路径不该建得非常好，而是说建设项目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不能畸轻畸重；不能一方面盖起世界顶级的摩天大楼，建起连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建的磁悬浮列车（太贵了），另一方面有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无疑，经济建设一定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问题一方面是投资额太高，更重要的是投资主体是政府。财政投资固然是各级政府做决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实际上仍然是政府行为。由各级政府进行投资，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出现公共基建项目超前建设，出现
政绩工程；而能够直接有效地提升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则相对较少。杨启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指出：“我国现在经济效益低下，主要低在国有企业。现在我国全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大约只占1/3，非国有经济大约占2/3。但在每年所消耗的资源和资金中，其比例正好相反。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仅相当于非国有企业的1/4到1/2.”⑨非国有企业效益好，不仅说明它们自身赚钱多，还说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比高，更说明它们的产品适销对路，能够满足国民的生活需要；所以这是一种“双赢”“共赢”的状况，政府最应该支持它们的发展，应该把投资向它们倾斜。遗憾的是，它们从银行贷款现在仍较为困难。
前面我们说“分配决定生产”，分析了“2001年”的分配如何决定了“2002年”的生产方向。那么，如果“2002年”的GDP仍然按政府收入偏多、国民收入偏少的方式分配，就会使得“2003年”的生产进一步向“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倾斜。这种“螺旋式上升”显然不是国民乐于见到的，可以认为，这种“螺旋式上升”在方向上出了一定的偏差，应该加以纠正。
单就GDP而言，它在统计时对所有的消费品（不管是国民消费的还是政府人员消费
的）、所有的投资品（不管是能否有效提升国民消费品生产能力的），一视同仁，这显然是它的一个重大缺陷。但在民主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国民们对公共财政的监督较为规范，那么这一缺陷会得到较好抑止。而在我国，因为民主法制的建设尚不够健全，所以GDP的这一缺陷会凸现出来，于是形成国民消费产品增长较慢、能直接提升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投资品增长较慢；而公款消费品增长较快、和消费品生产的关系不直接不密切的投资品和基建项目增长过快。
二、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03年底以来，公共舆论对GDP的反思逐渐加强，政府也有了若干举措，这既表明了国民公共理性的增强，也表明了政府的从善如流。有识之士们提出了绿色GDP等等建议，以修正GDP的缺陷，秋风更是提出“与其不断修补GDP，在GDP前面不断地增加形容词，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⑩
我想秋风的这一建议偏激了些。他的观点是政府应把精力集中于维护法制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上，发展经济主要是市场的事。但即使在美国，总统也负有提升经济的职责，克林顿即使有私生活问题，但因为任期内经济增长较快，所以得以连任；更何况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生活有着很大的指挥权；有权就有责。因此政府应该把经济搞上去，责无旁贷。而GDP指标在设计上虽然有种种缺陷，却仍然是全面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最佳指标。 但我们又不能忽视上面所谈到的GDP指标的缺陷。在我国目前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GDP增长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会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最高目的发生偏差；若不及时加以纠正，这种偏差会越拉越大。现在一些人在观念上甚至把GDP增长作为最高目的，而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促进GDP增长的手段。比如有人认为“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拉动内需，更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农民的绝对收入低，会把增加的收入立刻进行消费；这样内需起来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有了保证。”按这种说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仅仅是手段，是提高GDP的手段；那是不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GDP，农民收入不升也无妨？或者说，如果压低农民的收入，从而使得积累增长，从而能更有效提高GDP增长，那就也是可取的？收入增长和GDP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可如果非要分清两者谁是目的谁是手段，我会选择收入增长；因为收入增长最直接地意味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所以我的观点是：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比如政府提出，要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我很希望同时再加一项：人均收入也翻一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样，既能继续督促各级政府努力搞好经济建设，更能把这种建设严格纳入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轨道上。当然，这样会给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加大难度，因为全力以赴做好一项指标，总是比做好两项容易一些；但这两项指标毕竟都是政府分内之事，政府责无旁贷。如此，如果人均收入增长快而GDP增长慢，则表明可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如果快慢情况相反（现在就是这样），则表明可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和国民生活关系不大。所以两项指标应该基本保持相同。当然，为此我们的GDP增长可能要比现在下调一些，因为要分一些力量用于提高国民收入；可是这样的下调是值得的，我认为国民会对此充分理解，并和政府更加同心同德。
再者，把人均收入增长率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之一，能有效消除国民对统计数字的疑虑。现在不时有人提出GDP的数值在统计上可能有“水分”，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可能会夸大一些自己地方的GDP数值；但是各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则每个居民都会有亲身经验，这样，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还想夸大数值，则会有所顾忌。所以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统计数值就会可信度更高、水分更少。
要同时实现人均收入和GDP的较快增长，意味着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第一就是降低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做到“还富于民”。有很多论者都主张降低预算内税收水平，更降低预算外收费，但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改革。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减少财政收入势必减少政府运转开支。前面说过，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年增长率为17.7％。政府公务员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主动减少收入开支，总是不太情愿。所以吴敬琏最近说：“关键是现在许多改革触及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了阻力。”其二，减少财政收入会减少政府的投资额。那么为什么政府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投资额呢？一方面原因是认为这样大的政府投资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对于这一点如上文所论，笔者认为有商榷之地。另一方面原因是政府人员不愿降低对社会发展
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追求自我实现，在社会中实现更大的自身价值。企业家希望自己的产品畅销全国，导演希望自己的影片有口皆碑，教练希望自己的球队年年夺冠。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都应该在自己最擅长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应该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张瑞敏应该把精力都放在海尔的经营管理上，而不应该去想拍一部中国的《断背山》，张艺谋同样也不应该去管理一家电器公司，姚明在篮球场上固然叱诧风云，可要是上了足球场可能会一筹莫展。每个人、每种社会单位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能力，但也各有所短，按经济学话说叫作应该各自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政府这种社会单位的长处在于公共管理，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进行投资。因此，把财政投资额降下来，乃至对政府办的国有银行进行改造，可叫作政府的“归位”。 而对于必要的公共基建项目的建设，则应该更多地听取国民的意见，因为这些钱说到底是国民的钱，国民有权作决策：这一地铁项目、大学城项目、磁悬浮项目要不要上？是不是现在上？投资额定在多大？
第二是大幅提高财政收入中用于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比例。
第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企业投资效益的提高。我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一文中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进行战略收缩，把更大的金融空间交给民营银行乃至外资银行。原因就在于前者的经营效益难以提高，股份制改革和海外上市也难以治本。其实现在很清楚，国有企业（不管是否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也不管是否上市）除了行政垄断性的之外，效益是普遍较低的，国有商业银行也难以例外。而当外资银行逐渐进入、民营银行逐渐兴起时，金融的效益将逐渐提高。民营银行外资银行会仔细寻找效益高的、也就是国民需要的投资项目，从而把生产引向和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同时，如果政府能降低税收和各种收费，企业留利将增多，更多的投资额将由企业决定。各个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将根据自己对行业和市场的深入细致的信息把握（比市长部长们在这方面深入细致多了），来决定投资多少，投资什么；它们会认真仔细地调查把握消费者们的需求何在然后进行生产，这样国民的消费更好地满足了，企业的收益也提高了，乃至就业率都得以提高。因为企业要提高效益，就既要找对消费者需求，又要充分利用生产资源，而劳动力就是我国的一种丰富的生产资源，所以我们看到像浙江那样民营企业发达的省份、像广东那样三资企业多的省份，就业都很充分。可是如果政府是投资的主体，由于政府投资对效益问题没那么紧张，就既不会殚精竭虑地为投资找需求，也不会全力以赴地想着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生产资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几年固定投资高速增长，但就业人数却增长很慢。
总之，一国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是有一个“理想值”的，问题在于这个值由谁去寻找把握。十三亿国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极为复杂，信息极多，只能由上千万个自负盈亏的生产决策细胞（公司）各自去把握，才会较接近这个“理想值”。如果是由几百个省长、部长、市长来作决策，那只能是粗线条的。打个比方，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就是一个由政府投巨资
建成的城市，整个城市十分规整，看上去十分壮观，但居民生活却十分不便。所以说，当投资率和投资项目更多地由讲效益的银行和企业来定，这样每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是有效益的增长，是能满足国民需要的增长。也许这样的增长比8％、9％要低一些，可这是更加实惠的增长，国民们会更欢迎的。
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同样重要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shu1000.com 注释：
1．《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12月26日，《GDP的三分之一供养人口总数1％的富人》
2．《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11月7日，《中国经济失衡：政府富百姓穷》
3．《经济学家论坛网》，04年3月1日，《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热点问题》
4．《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6月13日，《中国税负到底高不高》
5．《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4年1月5日，《为何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6．《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巴曙松文“政府介入房地产的三条边界”，该数据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
7．《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4年7月2日，《要GDP，但不要中国式的GDP》
8．《中洲学刊》，2004年第一期，王丽莉、高键，《廉价政府：内涵、建设措施及其评估系统》
9．《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11月18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相当严峻》
10．《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6年2月6日，《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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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11.4%，为13年来最快水平，但由于美国需求走软，中国第四季度明显出现了出口减速现象，预计这将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放缓。 大多数中国分析师预测，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9.5%，持续旺盛的投资，以及中国从紧的信贷政策可能在年末放松，将抵消美国经济滑坡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昨日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经济在2008年“还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但增长速度如果出现“缓慢或适度回落”，也应该是“我们所期望的。”
经济的缓慢或适度回落将在很多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因为它可以使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降温，同时减少容易引发政治争论的贸易顺差。 这一适度回落在2007年最后几个月表现明显：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1.2%，而前三个季度的数字分别是11.1%、11.9%和11.5%。
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仍然高企，涨幅为6.5%，低于11月份的6.9%，但经济学家们表示，涨幅回落主要是基数效应的结果。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高于2006年的1.5%。
谢伏瞻表示，他相信中国国务院近期做出的监控“生活必需品”价格过快增长、控制能源价格的决策将开始抑制消费价格。他表示，“在2008年，我们的物价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即使没有任何新涨价的因素，仅仅是2007年的物价上涨翘尾影响，我们都面临着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政府担心，几乎完全由食品价格走高引起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会扩大到其它经济领域，最终超出控制范围。
中国领导人在平衡首要问题方面面临两难压力：一方面要维持高速增长，以便每年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又要应对不断加大的环境和资源约束以及近来走高的物价。
国网2008年1月24日电 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介绍200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中国网进行了现场直播！
2007年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2007年，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运行态势。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加快0.3个百分点，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增长11.9%，三季度增长
11.5%，四季度增长11.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增长3.7%，回落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增长13.4%，加快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增长11.4%，加快0.6个百分点。
1、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比上年增产350万吨，增长0.7%，成为历史上第4个高产年，这是1985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4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1534万吨，比上年增长1.3%；早稻3196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秋粮35420万吨，比上年增长0.6%。
2、工业生产增长加快，企业效益提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5%（12月份增长17.4%），加快1.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3.8%；集体企业增长11.5%；股份制企业增长20.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7.5%。重工业增长19.6%，轻工业增长16.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8.1%。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229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7%，增幅同比上升6.0个百分点。39个工业行业全部实现盈利。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68.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1.4%，化工行业增长51.5%，煤炭行业增长49.1%，钢铁行业增长47.2%，电力行业增长39.0%。
3、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7414亿元，增长
25.8%，加快1.5个百分点（12月份16809亿元，增长19.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825亿元，增长19.2%。在城镇投资中，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1466亿元，比上年增长31.1%；第二产业51020亿元，增长29.0%；第三产业64928亿元，增长23.2%。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21.0%，中部地区增长34.0%，西部地区增长28.2%。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加快8.4个百分点。
4、市场销售增长较快，增速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提高3.1个百分点（12月份9015亿元，增长20.2%）。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增长17.2%，加快2.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799亿元，增长15.8%，加快3.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增长16.7%，住宿和餐饮业增长19.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大类商品零售中，石油及制品类、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化妆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均增长20%以上。
5、消费价格上涨较快，房屋销售价格上涨较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12月上涨6.5%），其中，城市上涨4.5%，农村上涨5.4%。食品、居住价格上涨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0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4.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6个百分点。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品上涨31.7%，蛋上涨21.8%。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8%（12月份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4%（12月份上涨
8.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3.1%（12月上涨5.4%）。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7.6%，涨幅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6、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回落1.5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加快0.8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全年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
7、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就业增加较多。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7253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967亿元。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4万人，比上年多增加2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比上年末回落0.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