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
王韬(1828—1897)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生平
王韬(1828-1897)清代江苏长州(今苏州吴县)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后改名韬,别号天南、遁叟等。王韬祖先原籍昆山,系明代巨族,明末兵乱,迁至甫里。其父王昌桂乃一个儒生,以授徒自给。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184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中新阳县秀才。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后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一事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改名王
韬，受到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的赏识，协助其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便创办了《循环日报》。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于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晚年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著述，刊行了《经学辑要》、《西学辑存》等书,继续致力于改良主义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同年他东游日本,较早亲眼目睹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世界新气象。1893年，孙中山拜会王韬,王韬为其修改了《上李鸿章书》,推荐到《万国公报》上发表,并代为向李鸿章的幕僚加以引荐。1897年病逝，王韬走完了富有传
奇色彩的一生。
二、办报活动
王韬在近代新闻出版事业上是有特殊贡献的：
首先在出版方面，从1849年夏出任上海墨海书馆编辑起，中经1872年创办香港中华商务总局，1885年在上海又创办弢园书局，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中华商务总局和弢园书局完全是他本人和朋友集资创办的，非外国资本，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的民族出版业。据今所知经他手先后编辑出版图书达60余种，这些图书除社科书籍外，还有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图书，对中国传
播新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他编辑出版了名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较早介绍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他重视言论，对郑观应编的《易言》手稿即予出版，郑后来修订成《盛世危言》传世较广，影响较大。还有名家邝其照的《华英字典》、《英语汇腋》。他与西方学者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合作编译的《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等也极为重要。在他编辑出版的图书中，有他自己著作二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一本是1870年著《普法战纪》14卷。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日本学术界翻译出版，视为又一本魏源《海国图志》。该书中第一次编辑了世界名歌——《马赛革命歌》。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一首外国歌曲。第二本书是1883年王韬著《弢园文学外编》，全书12卷20万字，收录王韬主持《循环日报》时发表的政论，其中不少篇章在国内其他报予以转载过。这些政论，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旗帜鲜明提出向西方学习，走变法之路，这些观点堪称中国近代史第
一。在写作上，“纪事述情，自抒胸臆”⑴，语言流畅简洁，推理严谨、缜密。《中国文学史》评论：“文章画俗记，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⑵此著已被当代新闻学界定为中国新闻代表作之首。
其次创办新报卓著成效。王韬除在上海编书时，参与编辑中国第一个中文刊物《六合丛谈》之外，还曾担任过《华字日报》主笔。旅欧返港后，他与朋友黄平甫创办了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大型日报《循环日报》。并任主笔。《循环日报》1874年5月创刊于香港，报纸取名“循环”，是因为王韬认为，“弱即强之机，强即若
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⑶“循环”意味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天体运行）。王韬选用此名，明显的反映了他那循环史观的深刻背景，也说明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⑷为办报宗旨，《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它不仅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次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而且也是这个时期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评论洋务，鼓吹变法自强，重视言论，开我国政论报刊之先河。他主张设议院、广贸易、开煤矿、筑铁路、兴纺织、造轮船、办学报。他的这些思想成为康梁变法的纲领。《循环日报》每天有“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由王韬亲自执笔，体材广泛，诸如欧州政局、俄土战争、国内稿片贸易，洋务弊端，等等，王韬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富于感情，文笔流利、理论深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报业和以后的维新派办报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报刊政论传统。对新闻增加篇幅，扩充面积。出版晚报、发表副刊、字句加圈点，增加专电，这在当时其他报纸未曾有的。王韬是位进取型的企业家，锐意创新。王韬还提出了先进办报思想：①强调言论自由；②报纸的作用在于“上下通达”、“内外通达”⑸；③编辑素质
高，要知识渊博、品质高尚；④新闻必须真实。1884年王韬举家迁
回上海后，又继续担任《申报》编纂主任。
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罗斯威尔〃布林顿断定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⑹——他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林语堂说王韬是
“中国记者之父”。
王韬的一生是新闻家的一生，出版家的一生。在新闻出版史上是
功不可没的。
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王韬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接触西方、介绍西方文化,并亲身到国外游历考察相当一段时间的第一人，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功不可没的一员大将。他以传播西学,宣传改良为己任,潜心著述,陆续撰写了《火器略说》1卷、《法国志略》12卷、《普法战纪》20卷、《弢园尺牍》12卷、《瀛濡杂志》6卷、《老饕赘语》8卷、《遁窟谰言》12卷、《海陬冶游录》7卷、《花园剧谈》2卷、《艳史丛钞》2卷、《翁牖余谈》8卷等书。⑻这些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科技又有政论,还有方志、游记、笔记、小说等。其中《法国志略》以自己研究法国史的成果,比较中法两种制度的优劣,为中国怎样改革提供借鉴。《普法战纪》在翻译张宗良等协助下,先撰写成14卷,描述1870年秋至1871年所发生的普法战争,一发表即受到欢迎,不久再版即增至20卷。这是王韬生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
王韬这些著作为国人载来从古希腊到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法律、新闻、教育、民俗等各种新知。从其论点和阐述中可以看到王韬的人生轨迹:“他的一生深深地卷入了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他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生长和受到教育的。作为一个年青人,他很快突破了那种狭窄地域,大胆地跨进了那些因被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新区域,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几乎所有成年的五十五年生活中,在输入西方文化并使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⑼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王韬在香港期间,还与英华书院院长、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合作,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他对此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所译文笔通达、文采华美。他又常为理雅各讲解经义,对比中西文化之不同。这不但由于王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多年的译书经验,更表现了王韬传播
中华文化的自觉。
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介绍西方文化,王韬功不可没,而使华夏文化典籍得以传入西方,王韬更是首功。立足墨海书馆和香港这些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王韬得以亲身感受和放眼世界,为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改良进步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将有以成之欤!嗟乎!此岂逆料所及哉!”
⑽
王韬主张效仿西法，但并非全盘西化。正如王韬本人所说:“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⑾这充分表明了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识，不愧为中西文化交
流的使者。
四、王韬的“地球合一”说
由于亲身体验了西方,王韬展开新的全球性沉思,逐渐地超越自身的“天下”视野而形成了新的“全地球”视野。“天下”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知的狭隘的“天下”,而是包括了中国“天下”和中国以外的地球上各民族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命题——“地球合一”说：“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⑿他认识到中国固有的“天下之中央”的幻觉必然要被“地球合一”趋
势所取代，中国人应当为此而变法图强。
“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在王韬看来,中国已不可能再度将西方诸国拒之门外,而只能向全球各国开放,寻求共处。与当时的一种不加分析地拒绝西方的论调相反,王韬对这种“全球化”情形毫无保留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或乐观主义的立场。他相信,这种全球化境遇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创造性变局——“创局”。“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⒀这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各国向
中国开放及中国向全球各国开放,将给予中国以新的发展机遇。王韬甚至进一步热烈地提出“全球一家”的浪漫构想。他在《变法自强下》写道:“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报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⒁这里明确
提出了“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的全球化理想。
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在当时情境下具有一种鲜明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决不是孤独的事业,而是全球化工程,因为,全球或全世界都将是推动这一事业的能动力量。也就是说,在全球相互交往的情境中,世界各国的现代性事业都可能是彼此互利的,即他国的现
代性成果将助我成功,其现代性经验和教训能为我所用。
王韬曾说过:“夫人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⒂(《弢园尺牍》卷四)这句话说明了他的人生追求,也可视为他一生的概括。王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按传统的分类法,他既不完全属于那种革命性的进步人物,自然也纳不进落后的行列。他的身份是编辑、报人、翻译家、出版商、小说家,也可以说是华侨、新教教士。他放荡不羁,名士气十足,而又思想先进,视野开阔。如此复杂多变的身份和个性,在近代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王韬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而且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这一点得到了后世的一致公认;同时,王韬在倡导传播东西方文化的
相互交流方面也作出了超越前人、启迪来者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位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
注释：
⑴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P40
⑵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P40
⑶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出版，P38
⑷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出版，P38
⑸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P40
⑹颜得如、马振超《21世纪》，《21世纪》杂志社，2001年2
月出版，P56
⑺颜得如、马振超《21世纪》，《21世纪》杂志社，2001年2
月出版，P56
⑻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
出版，P71
⑼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
出版，P71
⑽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
出版，P71
⑾王韬《扶桑游记》，日本东京“报知社”，清光绪五年(1879)
出版,P36
⑿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出版，
P215
⒀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P40 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P42 ⒂王韬《弢园尺牍》卷四，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出版，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