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背景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6-17 11:53:14 光明网-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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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的受害者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源分配时给予最
优先考虑。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在国际人口爆炸思潮的影响下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两三个孩子）。
《NSSM-200》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而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其后，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知道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否向中国领导人推销了他的人口观点。
1978年宋健访问欧洲，东道主给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控制人口的资料[9]。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中国从此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学术的单一性（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多样性）使得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1970年代全球掀起人口爆炸舆论，中国就有宋健提出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2007年戈尔因为“人口引起气候变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就有中科院院士蒋有绪提出要征收呼吸税（减少人口当然是中国最能做到的减排手段了）。
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著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要投入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总额超过6亿美元[8]。
联合国人口基金最“伟大的贡献”是帮助了中国等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培训大量控制人口的官员，并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the United Nation’s award for the “most outstanding population control program”）[10]。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32个县级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11]。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8]
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Rafael Salas说： “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8]
Rafael Salas与洛克菲勒三世有极深的渊源。早在1969年Rafael Salas就被洛克菲勒三世推荐担任负责菲律宾人口控制计划的联合国人口项目高级官员[12]。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Nafis Sadik在CBS 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13]。她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14]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为中国主流人口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经费。1980年代初中国建立人口学科的时候，是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基础，一开始就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所主导。
联合国人口基金从来不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客观数据（比如1.2-1.3的生育率），而是采纳篡改后的数据（比如1.8的生育率）。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引导”下，中国人口学者也踊跃篡改人口数据（并且很容易发表在国际刊物）。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往往采纳夸张后的生育率进行预测，得出乐观的结论。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又将联合国的“权威数据”拿回来作为继续计划生育的理由，以误导决策层。
现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示，过去篡改的数据难以掩盖，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在必行。人口问题一旦爆发，将是一场社会大地震。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们还在用臆想的“生育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来恐吓决策层，想着用各种“过渡方案”来延误、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主流人口学家是“当事人”，心中应该有数，他们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就是说，人口学科的研究经费既受制于国家计生委，又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学术标准也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及其支持的国际主流人口学科和学术期刊）。这种经费和学术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口学科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中国人口学家畏畏缩缩，有浓重的“爬蚤心态”，不仅仅是迫于计生委的压力，也是迫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压力，还受制于国际“主流学派”形成的习惯思维。庆幸的是，中国人口学界还是冲破多重牢笼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坚石的重压之下还是露出了笋尖，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一些宗教组织的建议下，布什政府2003年开始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年估算，如果美国没有中断资金支持，过去七年中，人口基金应该从美国获得2.44亿美元），其理由是联合人口基金间接支持中国实行强迫性计划生育。但是遭到很多美国团体（包括一些宗教团体）和国会议员的反对，众议员约瑟夫.克劳利引用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立场，表明人口基金说服中国政府官员实行自愿的计划生育方式，而非强迫方式也可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并加以落实[15]。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宣布，他将与国会合作，恢复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支持，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计划2009年向人口基金提供4000万到6000万美元的资金[16]。
就是说美国至今并没有放弃《NSSM-200》，反对的只是“强制”堕胎，而认为中国应该像泰国、韩国那样温柔地控制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