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大夫就在那儿琢磨了——门没锁，这指向熟人作案。但老先生交往的，那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加上他又爱跟人家聊他的收藏，真要是哪个将军或者市长吃错了药图财杀人，也应该先拿古币，再摘御笔啊，干吗要拿手表和现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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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琢磨的卞大夫001 | 京城六扇门
“在明朝以前的瓷器上，很少见到海兽，特别是这些奇形怪状的。知道是为什么吗？”法医卞大夫小心翼翼地把一件宝贝放回柜橱里面，问我。
“为什么？”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像古董里面明朝之前的物件上确实有海兽图案的不多。
“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在下西洋以前，咱们中国人没见过海里那么多怪鱼，等到郑和回来，就把这些怪鱼附会成种种怪兽，瓷器上边，也就有比较多的海兽了。”
听着卞爷如数家珍地说起古董来，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
前些天台湾出了一起恶性案件，一辆旅游中巴起火，造成全车二十六人无一生还，想向老几位请教一下的，愣让卞爷绕到瓷器这行去了——问题是卞爷的本职工作是法医，干这个是不是有点儿不务正业？
不过大家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有一位同样作涨学问状的法医朝老萨点点头，道：“鉴定古董，卞爷那是职业级别的。”
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法医都有这个爱好？”这行当需要耐心细致，莫不是玩玩古瓷器也是这些大夫们磨性子的招数？
人家摇摇头：“没有的事儿，卞大夫的功夫别人比不了的，要不，”国大代表”被杀那个案子，也不会是他给破了。”
“国大代表”？这词儿怎么听着这么新鲜呢？
细一琢磨，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称谓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召开过“国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叫做“国大代表”，可那个时代，卞大夫应该还没来这个星球呢，他怎么会去参加破案呢，难道这世道真有穿越一说？
既然有了好奇心，便忍不住抓住卞大夫问他，结果人家想了半天才琢磨过来，说这案子是1990年的，遇害者当年是个“国大代表”，新中国之后，早就是民主人士了。
卞大夫承认，这个案子的侦破，的确跟他这个法医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多少有点儿超越了法医的工作范畴。
“能破这个案子，跟您懂得古董有关系？”我问。
“多少有点儿关系吧。”卞大夫说。
这位民主人士当时已经年过七旬，是在自己家中遇害的，推测曾和案犯发生过搏斗，但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迈体衰，最终敌不过凶手。等子女回到家中发现案情，老爷子已经回天乏术了。
和每个凶杀案件一样，二处接到报案，立即组织人马直奔现场，卞大夫便是其中的法医。
他回忆到达现场之后，看到案发地点是一座高层建筑，当地警方已经对发案单元进行了隔离。按照规矩，法医和痕迹首先进入现场，开始进行检验。
对死者的验查过程颇为正常。卞大夫断定，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简单地说就是被掐死的，是显然的他杀，有格斗抵抗伤，但没有留下凶手的什么痕迹——这指的是比如揪下对方一把头发，或者在指甲缝里镶嵌着皮下组织等。
痕迹一方的检验结果显示，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表明要么是凶手持有钥匙，要么是遇害者自己给凶手开的门。侦查方向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朝“内鬼”方向倾斜，因为如果不是熟人或朋友作案，很难形成这样的情况。
至于杀人的原因，由于房间被翻得十分凌乱，而且摆在门厅里的收录机、死者放在抽屉里的现金、金项链、手上戴的手表等均不知去向，推测很可能是图财害命——在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为收录机之类的玩意儿杀人十分荒诞，但在九十年代初期进口收录机的确还是值钱的东西。遇害者家中总的损失在两三千元之间。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殷实人家一年左右的工资。
至此，案件的侦破开始遇到了瓶颈。
▲ 高层居民楼如今几乎成了北京人居住的主要空间，便利而舒适，但刑警们对它的印象远远不如大杂院
传统北京大杂院不要说发生了谋杀案，就是两只猫打架都能被邻居学得绘声绘色，虽然这对于保护隐私不是什么好事儿，但破案的时候显然更容易发现线索。高层建筑则不同，钢筋水泥的丛林嘛，大家关起门来做邻居，连对门家里有几口人多半都不知道。这一次案发的楼里，便是这种情况。要不是遇害的老爷子平时穿得比较讲究，人也气派，邻居都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位。但也就是记得而已，案发前后没有谁注意到异常情况。
作为民主人士，老先生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但能让他开门接待的，大多是社会贤达或各界名宿，要说这里面某个将军或者市长跑来谋财害命，警察们自己都难以相信。
老先生留在大陆的亲属不多，老伴已经去世，身边只有直系子女，除了老先生之外，也只有他们有家里的钥匙。其子女和孙辈的工作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越，也没有作案时间。
难道是什么伪装成刑事案件的政治性谋杀？老先生早已离休，不在其位久矣，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十分超脱。他当年从事的是文教事业，就算有政敌，也到不了几十年后前来追杀的地步。
那么，会是什么人作案呢？
子女提供不出什么线索来，刑警们在现场继续进行勘察，希望找到一些有用的蛛丝马迹，但进展并不顺利。
此时，提供完了初步验尸报告，卞大夫就比较清闲了，揣着手看弟兄们忙活。
对房间进行检查的时候，自然不能太斯文，在家属的同意之下，每一件可能提供线索的物件都会被检查到。但当一位痕迹刑警试图在中堂悬挂的大条幅上寻找指纹的时候，卞大夫说话了：“小心点儿啊，这可是古董。”
死者的儿子搭话道：“对，我爸说那幅字是乾隆的御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卞大夫看看，说没错，真的，您父亲很有眼力。
这时候，又有侦查员打开了书架上的一排皮革制的夹子，卞大夫看看，又说话了：“这个也是古董。”
事后才知道，死者是个古币收藏家，这里面都是他的收藏品，有战国的铲形币、蚁鼻钱，甚至有清朝末年发行的金银币，以卞大夫行家的眼光看来，确实都是珍品。
听说是古董，侦查员们马上小心起来，有一位还半开玩笑地说——喂，别给人家摔了碎了，闹不好得赔几百块呢。
“几百块？”卞大夫嗤之以鼻，“一个战国的铲币就得上万，那乾隆的御笔，你没百八十万都拿不下来。”
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卞大夫说自己脑子里豁然开朗，好像抓到了什么。
说一个铲子能卖上万块，估计肯定有人以为老萨疯了。但古代的铲子，值得可的确不只这个价儿。比如汉朝古墓里挖出的一把铲子，现在是国宝，开出个二三百万的价钱来，国博也得把您扔出去——无他，这铲子居然是麻钢的，而如果只看文献记载，麻钢要到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我国，怎么会在汉朝的古墓里面冒出来呢？那时候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掌握欧洲十九世纪的冶炼技术？
这很可能是我国先民掌握穿越密术的铁证啊，两三百万怎么可能卖掉？
“国大代表”遇害案里面，他家倒是没有汉朝麻钢的铲子，但有战国时赵国发行的铲形币。秦朝统一之前，各国的货币五花八门，楚国的酷似贝壳，齐国的如同折刀，而赵国的便和铲子差不多，是秦始皇一声令下，让中国钱从此成了圆形方孔的样式，而且维持了足有两千年。赵国铲形币所存极少，这玩意儿的价格当时上万，现在，好像最近嘉士伯刚有一枚拍到了一百万人民币。
遇害的老先生是个雅人，不但收藏，而且经常拿着自己这些宝贝赏玩和向朋友炫耀，故此半个家当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在书架上，子女竟也习惯成自然，不以为意。
作为一名虽然从工作角度算业余，但从眼光角度绝对有职业水准的古玩爱好者，卞大夫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宝贝。我估摸着要是老爷子还有一口气，卞大夫闹不好会纳头便拜，跟老先生学两手捡漏的功夫呢。
但这么多宝贝出现在刑侦工作的现场，却让卞大夫的思维拐了弯。
卞大夫就在那儿琢磨了——门没锁，这指向熟人作案。但老先生交往的，那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加上他又爱跟人家聊他的收藏，真要是哪个将军或者市长吃错了药图财杀人，也应该先拿古币，再摘御笔啊，干吗要拿手表和现金呢？这完全不成比例嘛。
仔细前后想了一遍，他把负责侦破的王组长叫过来，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案子，闹不好不是熟人干的，干这个事儿的，没准是个“土贼”。
什么叫“土贼”啊？就是说这人应该没有什么文化，他根本不懂古董的价值，就认得金项链和录音机，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失窃。
王组长想了想，说有道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土贼”呢？这就不是卞大夫关心的了。反正刑警们立刻勾出了一个侦破范围，其中包括查电表的、查水表的、收破烂的、管片民警——管片民警首先被排除，此人老爹是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从小受六朝烟水气熏陶，功力上和卞大夫有一拼，要不是死磕公安学校一位师姐，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派出所里。
“要是他干这个案子，肯定弄一幅赝品带着换上。”负责侦破的刑警给同行的评价很高。
一个星期以后，案子破了，王组长带着一只鸭子来谢卞大夫。
出力是应该的嘛，带东西干吗？卞大夫客气一番。
人家说了，您猜猜这案子什么人干的？
那怎么猜啊，您就直说吧。
王组长指指鸭子说了——一个卖鸭蛋的。
原来，老先生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爱吃咸鸭蛋，而且固定从一个卖鸭蛋的人手里来买。平均一个月一次，开始是买，后来人家说可以上门来送——这样老先生肯定觉得更加方便了。一来二去，这个卖鸭蛋的，便成了老先生家一个能叫开门的不速之客。
至于杀人的原因其实简单得很，卖鸭蛋的染上了赌瘾，输了钱没法还，想起老先生平时衣冠楚楚，家里必定是个有钱的，于是经过预先观察，挑选了一个老人独自在家的时间上门作案。这是不管老先生反抗与否，能弄到多少钱，都准备杀人的，所以性质特别恶劣。
从古董谈到这样一起恶性的案子，真是有些没想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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