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大和尚（左）、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中）、 印度印度教代表Avdeshanand Giri （右）在“以色列-亚洲”宗教领袖会议欢迎仪式上主席台就坐
学诚大和尚在“以色列-亚洲”宗教领袖会议总统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
中国宗教代表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赠送中国水墨图
“以色列-亚洲”宗教领袖会议总统高端论坛现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总理官邸会见与会代表
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和与会宗教领袖合影留念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
在既古老又现代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很高兴与在座诸位共同参加以“久远的传统，当前的现实”为主题的宗教对话会议，因缘十分殊胜！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宗教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也日益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因应时代、社会和科技引发的新挑战。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和平发展，有赖于各宗教间平等而开放的交流互鉴。作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位代表，我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由衷地赞叹，并谨就汉传佛教的历史和发展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逐渐向南亚、东南亚和中亚、东亚传播，形成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其中，汉传佛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汉传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非常独特、不可或缺的影响，并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
汉传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当时，皇帝派遣使臣到西域访求佛法。3年后使臣同两位印度高僧回到首都洛阳，并运回许多佛像和经书。自此，佛典翻译、义理研究、法门修证事业次第展开，并在隋唐时代（公元581年-805年）达到极盛。
那时汉传佛教先后兴起许多宗派，呈现各具特色、相互辉映的景象，主要有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其中，中国禅宗的兴盛，为汉传佛教所独有。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师大德们高度的创造性思维和深刻的本土化意识。许多祖师大德都是自幼出家，穷毕生之精力研修教理，故能博采众长，独树一帜。
汉传佛教对印度佛教的一大补充和创新是大藏经的编写。中国历朝历代编写的大藏经多达二十多个版本、每版卷帙达数千卷之巨，堪称是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这些文献是全面认识汉传佛教经典及宗派的基础。
由于汉语系的佛教典籍向西方传译的缺乏和滞后，西方社会对汉传佛教经典及宗派缺乏全面认识，因此造成很多误解，比如不少人以为汉传佛教就是禅修。实际上，禅修只是汉传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如果深入卷帙浩繁的汉传佛教典籍，就会发现这些修行法门背后都有非常深广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
近代伴随着汉传佛教典籍的整理、寺院规制的恢复和佛教人才的培育，汉传佛教重获振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台湾、香港、大陆的汉传佛教界致力于发扬“人间佛教”的理念，注重改良社会、促进和平、建设人间净土，倡导慈悲智慧化解矛盾、消弭纷争，呼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呼吁佛教各宗派的交流互鉴，推动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合作，倡导宗教宽容，加深彼此了解与相互尊重；注重适应时代发展并致力于回应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加强佛教与现代科技文明的互动，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资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世界佛教论坛”等国际性佛教会议的成功举办，汉传佛教倡导与践行的理念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汉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的两千年里，不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与时俱进，形成了独特的大乘佛法思想和组织管理制度，积累了丰富而务实的社会化经验与理念。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特点，对于推进汉传佛教在当代的发展、对于审视宗教如何面对传统与现实，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关于汉传佛教的精神与教义。汉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慈悲智慧、平等圆融、普渡众生的精神和教义，具有亘古常新的价值。第一，宣扬众生平等的理念，平等利益一切众生。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第二，倡导“一切法皆是佛法”的理念，圆融对待一切宗教。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应机开显，“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第三，充分理解不同地域、民族的差异性，重视融入本土文明。佛陀制定出随方毗尼，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第二十二）。
其次，关于汉传佛教的寺院管理。在古代印度，佛教出家人居无定所，游方乞食。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生存方式不被中国社会文化习俗所尊重。于是，中国的出家人兴建寺院，自食其力，并将寺院发展为修行、弘法、利生的场所。因为汉传佛教这种社会生存形态的变化，佛制戒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佛教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中国古代的祖师们创立了以“百丈清规”为代表的各种丛林清规，以戒律、清规相结合的模式来管理出家僧尼。
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充当着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藏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僧侣们成为知识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汉传佛教出家人在寺庙里的这种团体生活、修行方式，适应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创造了一种珍贵的社会形态。由此带给我们一种思考和启示：在现代社会，宗教生活怎样与世俗生活接轨，宗教的制度怎样与社会管理制度结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汉传佛教的社会形态、管理模式、发展模式以及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做出怎样的开拓和创新？
再次，关于汉传佛教本土化的社会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念有：注重功德，注重报恩，注重圆融。印度佛教强调业果，汉传佛教更注重功德。汉传佛教针对中国人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心态和对现世利乐的重视，在弘法利生中更注意启发人们奉献利他的善心善行，如布施、供养。汉传佛教对“功德”的重视，既体现了大乘佛法自利利他的内涵，也为佛教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汉传佛教倡导“上报四重恩”（报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三宝恩）的教义，也就是说，佛教徒乃至整个佛教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必须同时考虑到父母、国家、社会民众以及三宝对我们的恩德，并以实际行动去回报这些恩德。
报恩的理念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也具有弥补和修正“个人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经验主义”等现代文明弊病，进而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特殊作用。“圆融”是汉传佛教最具有智慧光彩的特征。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历代祖师大德不仅使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和谐共处，而且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民情紧密结合、融为一体，随缘利益众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时代，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如何求同存异、交流互鉴，正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纵览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只有通过不断交流才能找出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异同点，进而超越各自局限，实现优势互补，而这一过程也将为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提供基础。实际上，世界范围内很多隔阂、摩擦的出现甚至战争的发生，都跟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和冲突有关，其根源就是对彼此的文化、信仰、习俗等各方面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汉传佛教所具有的圆融和平的精神，所体现的灵活务实的态度，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既是汉传佛教拥有源源不断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汉传佛教为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