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先国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3年04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2)06－0013－04
一
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的性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它以文艺实践为基础，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起指导作用。纵观已经完成的越地文学艺术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对越地文艺实践研究比较多，而对越地文艺理论研究较少。例如，《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越地文学艺术论》《越中名士文化论》《越中人文精神研究》等都从宏观上对越地文学艺术进行了研究，但越地汉至魏晋时期的文艺理论如王充《论衡》中的“文气”说、嵇康《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嵇康集》第2卷至第10卷为文论卷)等著作中的音乐理论、阮籍《乐论》中的“自然本体”论，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清思赋》和《咏怀诗》82首中的道家美学思想，明清时期影响公安派文论的形成的王畿“现成良知”说和徐渭的“真我说”、祁彪佳的《曲品》和《剧品》等体现的戏剧本体理论、王骥德的戏剧创作理论、章学诚的“文德论”以及王守仁、刘宗周等的文学思想，等等，鲜有问津或很少进行具体研究。二是对越地作家作品研究多，而对其理论与批评著述研究较少。古代作家评传如《陆游评传》《张岱评传》等，现代知名作家评传系列如《柯灵评传》《许钦文评传》等主要基于作家人生经历、创作成果等，对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序跋书评和直接的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文艺理论观点较少论述。三是对著名人物的文艺理论研究多，而对名气稍逊的人物的文艺理论研究较少。例如，对周氏兄弟的文学思想研究尤其多，对其“人的文学”“儿童文学”“平民文学”等观点的研究较为深入。仅以近30年对鲁迅的文艺思想所进行的研究为例，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从历史观念出发确定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文艺理论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通过人物比较显示了鲁迅文艺思想的个人特色；通过对鲁迅文艺思想本体内容的挖掘，说明鲁迅是一个有深厚理论基础的批评家。但是，对现代其他作家如刘大白的新诗理论、夏丏尊的文学教育思想、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和《文心雕龙讲疏》等所涉甚少。因为曾经与鲁迅交恶，徐懋庸的文艺理论研究更是少有人提及。事实上，徐懋庸1930年代陆续写成并合集出版的《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等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对文艺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唯物论的文艺思潮观，初步形成了个人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基本体系。其他如蔡元培、夏丏尊、范寿康、范文澜、胡愈之等，其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在研究者那里往往被研究对象的如美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等身份所遮蔽。当然，更谈不上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系统研究。
因此，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很有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越文化研究的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越地的文艺理论代表人物、主要著述乃至整体描述越地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种历史必然，这是一项必须花上数年的大工程。而从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入手可以为完成这个大工程打下一个扎实基础。
二是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既基于越地文学实践的历史发展，又上承魏晋时期的文的自觉、明清时期性灵派文论，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鲁迅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周作人对古希腊文明的推崇、夏丏尊所受《爱的教育》的影响、朱自清用现代解诗学和文学批评对古代诗文评的改造，范寿康对日本《美学概论》教材的直接翻译与借鉴，等等。正是在这一复杂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今日所谓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其中有许多经验与规律可以总结探寻。故而，研究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有可能为中西文论交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先从历时与共时双向坐标入手，找准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因素，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有一个整体轮廓的描述；接着挖掘整理越地现代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述和人物，对其著述形式、主要观点、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阐述，展现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生动个案与发展历史；最后总结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地域风格与精神个性以及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二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应完成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梳理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渊源。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包括在课程设置中将文学的课程分为通科和专科。通科的课程中新设了文学概论，设想讲授的是《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的影响，其所谈到的关于文体、创作、批评鉴赏的思考，都是后来的《文学概论》课程涉及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五四学者也确实意识到了传统文艺理论的价值所在。纵观越地其他文艺理论家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明显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疏，周作人对明清小品文审美精神品格的继承与发扬等可以实证这一问题。
二是探寻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时代因素。1912年(农历壬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于同年7月至8月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9月向全国颁布《学校系统令》；次年，陆续颁布各级各类学校令。这些条例与《学校系统令》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接纳了近代西方的分科观念与分类方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壬子·癸丑学制”将“文学概论”科目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相提并论，“文学概论”科目第一次明确出现在大学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中。这使得文艺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学科身份借助教育制度公开亮相，从此真正开始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话语的转换。随即，文艺理论教材、专著和译著大量出版，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景观。例如，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并将之作为大学教材、夏丏尊撰述《文艺论》、章锡琛两译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范寿康根据日本美学家阿部次郎的《美学》和伊势专一郎的《艺术之本质》两本著作编著《美学概论》、胡愈之对写实主义的译介等，还有顾仲彝编《文学概论》、邵伯棠编《中国文学指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东方杂志》等出版社和媒体译述西方理论，蔚为大观。学制的保障、课程的设置和著述的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运行的基本模式，为文艺理论由古代到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评价模式。
三是廓清越地现代文艺理论主要范畴。完成这一部分研究就能具体回答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主要贡献，也就是现代越地文艺理论研究者针对文学基本问题作出的超越历史开启未来的回答。例如，周氏兄弟、夏丏尊及各种《文学概论》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特征都作出了个性独特的解释；朱自清对创作时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原则进行了思辨；周氏兄弟、刘大白、朱自清等用创作实践更新了现代的杂文、小说、散文与散文诗等文体观念；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徐懋庸的《怎样从事文艺修养》、周作人的文艺“无用之用”等观念开启了人们对文艺功用的新认识；胡愈之的《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1921年)是我们目前看到较早在中国专门讨论文学批评的文章，周作人提出了文艺批评的“宽容”的原则；对其他文艺思潮、文艺发生发展规律等问题，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研究者也有自己的回答。
四是研究越地现代文艺理论与现代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许多研究者如此描述五四文学革命：受特殊的时代环境激发，先有文艺理论的革命，再产生和创造了“新文学”，创作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有组织地发展起来的。这是文学成熟的必然，也是时代要求的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经过五四学人的努力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后来各种文学流派纷至沓来，始终不忘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的指导，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完善和成熟起来。王嘉良先生曾经指出，虽然“文学革命”的口号是由陈独秀和胡适1917年发出，但真正脚踏实地践行这个口号的人却是周氏兄弟，他们回答了“革什么命”“往哪里走”的问题，是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者，其人学理论和“人的文学”是其文艺理论方面的重大建树。他又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个以绍兴作家为主体的作家群体，分别是“白马湖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群体”和“语丝散文作家群体”，其中后面两个成为著名的中国新文学流派——乡土文学派和语丝派。可见，越地现代文艺理论与越地现代文学创作之间是紧密联系、互动发展的。
五是总结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特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是在域外文艺理论的启发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在形态上，既保留了传统文论的影响，也有对域外理论的借鉴。在功能上，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经历了从“启蒙论”到“审美论”的变化。在目的上，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分歧与对峙的局面，左翼理论意在颠覆、警示、为人生，自由主义论者则倡导渲泄、审美、为艺术。与之相关，两派理论在关于创作方法、审美趣味、语言色彩、文本结构等方面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各有主张。总结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这些特点，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进程的认识。
总之，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开风气之先，借鉴外来文化的影响，为建立新型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奠下了基础。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的时代命运紧密相联，承担了时代赋予的启蒙与救亡的任务。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指导推动了越地现代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个案研究，要求资料翔实，既要尊重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成果，又要善于发现不为人关注的领域，力图以史实征信。二是对越地传统文艺理论资源的分析和其历史地位与影响的分析，要求视野宏阔，既在历时与共时双向坐标中定位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又反观越地现代文艺理论对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作用，注重学科发展脉络的支撑。
其中的重点是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代表性著述的挖掘与整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进行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定位与学科贡献的探寻。
难点是越地现代代表性著述的确定与深入研究。从时间上来说，为越地现代文艺理论找寻一个确定的时间起点是十分困难的。所谓现代，本可概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近现代时期。但鸦片战争后国运颓靡，又经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戊戌变法、甲午中日战争、辛亥革命等，政治变动不居，文艺理论无暇顾及，所以此处现代仅指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我们相信，任何一种学术理论、范式的转型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整个历史、时代语境催生的结果，它必然与前代有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承续联系，不可能是本质的突然断裂，也不可能仅仅是某个个人的理论使然，更不可能存在一个突变的转折点，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在这里我们截取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近现代时期的越地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并不否定此段历史的前后勾联。
从空间上来说，所谓越地，为阐述方便仅指以现代绍兴行政区划为限，即今天的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市、诸暨市、新昌县、嵊州市等地，兼涉宁波余姚市、杭州萧山区。但涉及具体人物的所谓代表性著述，又有复杂情况。第一，可以是现代绍兴出生、成长的人物的著述，尽管其著述地点可能在远离绍兴的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等文化中心。例如，周氏兄弟的多数著述、范寿康的《美学概论》、徐懋庸的《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等。第二，可以是非绍兴本土出生成长，但著述时又以在绍兴及其周边工作交游为主。其他时间地点的著述除非前后关联紧密，或者可以以资例证，余皆一般不予涉及。例如，朱自清1920年至1927年间从杭州一师到春晖中学任教时的有关著述，都可算入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表性著述。但朱自清后来在清华的大量著述，暂不考虑作为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表性著述。朱光潜虽在春晖中学时写过文艺美学起步之作《无言之美》，而他后来的西方美学研究等却不在绍兴，也暂不予以考虑。对于那些虽然祖籍在绍兴，但其本人出生成长和工作都与绍兴无多大关联自然不予考虑。科技进步，交通便捷，社会发展，交流频繁，文化的空间地域特色日益减弱。但现代越地文艺理论的地域特色因为以往人们对绍兴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的认定而逐步清晰可辨，深入挖掘当可为文艺学的地域研究创造样本。
对越地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创新之处有二。一是将以往研究者忽视的越地现代文艺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的著述进行挖掘整理与系统整合，探寻越地文化的地域风格与精神个性，从而开创越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丰富越文化研究的具体内容。二是将地域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建设相结合，避免当前文艺学研究视野开阔而著论空疏的弊端，从而在扎实的地域文艺理论研究中丰富当代文艺学建设具体内容，在深入的历史梳理中找寻中外文论交流、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生动实例。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决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是理论的生产力，理论是创作的生产力。故，选取典型地域的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可以为新时期的国家文化发展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持。
*收稿日期：2012－10－05
作者介绍：李先国，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李先国(1971－)，男，湖南常宁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