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列生
文艺研究 2010年08期
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技术要素在介入制度运行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是工具性功能延伸，只能看作物质意义上的辅助性事实，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在政策工具操作程序中，都无需过多考虑技术要素或者说非功能性物质工具的介入问题。今天，科技与社会仍显示出清晰的二元对立关系，尽管“边界的急速消失是我们所有社会关系的明确趋势”①，尽管其兼容性远非古典时代所能比拟。
然而在现代和后现代背景下，更大的转折出现了，那就是科技与社会的本体性合谋。外在的工具价值定位已经不足以描述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为社会追求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的辅助性工具手段，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本身。技术突进至少在公共生活领域里让一切技术神话失效，于是，“鉴于现代的科学导致了世界的祛魅和科学本身的祛魅，今天，一些因素正在聚集起来，形成一种后现代的有机论；在这种有机论中，科学和世界都开始祛魅”②。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宏大的转折也发生在文化制度创新的进程之中，而且是在一种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多层次结合中形成某种文化制度创新效果及其创新目标，从而使技术支撑成为文化制度创新的本体驱动力。
一
制度理性虽然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命题，但由于其所涉及的主要是现实社会的利益安排问题，或则呈现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政党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组织结构，而且可以在极为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活动。因此，它们在利益综合方面的作为也大不相同”③，或则呈现为福利政府制度的“把利益占有从阶级地位基点转换为公民性基点”④，所以，问题的重心在于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均衡性以及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这些均衡目标。即使在公共生活转型和公民社会背景下，制度理性也不可能与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立场无关，就仿佛高喊自由主义至上的美国，在其公共制度设计中既直接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政治理念的夹击，也间接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合围，导致“集团与决策者之间关系往往微妙，实施着双重影响”⑤。
技术理性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尽管它在本体性融入过程中会与利益主体甚至利益博弈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所谓“公共部门的技术创新也必须立足于公共部门服务环境的公共化”⑥，就足以表明技术理性已经贯彻于制度建构的整个过程，这种情况，在边沁、穆勒时代和洛克政府构造蓝图里完全不可想象。问题是，至少在公共政策知识域或者更高层面的政治学知识谱系里，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都不足以构成平行关系，在确定的对话结构里很难寻找其意义可换算性或者场域内的价值交往，制度理性所关注的诸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议题，同技术理性所关注的诸如技术史和科学史，基本没有知识谱系上的相关性。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而且世界市场时代里技术主体也越来越自觉地追求技术价值的社会功能转化，但技术理性的边界并没有大规模向社会领域延伸，更没有深入到与制度理性进行深度合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逻辑链接还没有从学理上有效解决。
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学理链接缺位，导致公共文化政策专家在进行文化制度设计之际，往往就在充分运用制度理性时完全漠视技术理性，认为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三种意义换算障碍：本体分离、谱系错位和价值失约。
所谓“本体分离”是指，虽然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最终都以人的主体性作为意义载体，但却分属于社会本性与自然本性的不同存在界域。它们分别来自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而这两者间的知识形态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都持此观点，波普尔更进一步阐述道：“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内在无意义的证明必须对每一种前后一贯的语言都有效，而不仅仅对每一种足以满足经验科学的语言有效。形而上学者很少会说形而上学陈述属于经验科学领域，没有人会因为听说形而上学陈述不能在经验科学范畴内（或某种适合于经验科学的语言中）加以表述而放弃形而上学。”⑦
所谓“谱系错位”是指，如果在知识操控的实际进程中同时站在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知识立场对问题进行反思，不仅在“意识的限度”允许阈限内受困于“意识中不能同时容纳几件事情”⑧，而且会在“谱系的乱麻”现象中出现诺尔—塞蒂娜那种“我们已经论证了这种转换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超科学领域中运作的社会联结的机制，而这种社会联结是由利益的分裂和利益的融合来调节的”⑨随意性知识乱伦，而且是功利主义观的乱伦。在两个种属不同而且级阶不等的谱系位置进行知识链接，不仅难以逾越知识范式的边界，而且难以形成知识点的聚焦效应，更何况技术理性乃是总体性概念，而制度理性至少只能处在另一总体性概念的四阶蔓延位置，所以任何直接谱系链接都会具有知识暴力意味，就仿佛国际关系中强行安排联合国去与斯里兰卡猛虎组织的某分支机构讨论提交一个和平方案的国际文本。
所谓“价值失约”是指，虽然人在愿望上始终追求人类一切行为的价值最大化，但制度理性中的人和技术理性中的人却往往会朝完全不同的价值向度努力，于是进程中事实态与价值态的分离就使二者难以实现价值互约。在更深层次上，这种失约很可能还是自觉排斥的价值冲突后果，技术理性会认为制度理性压根儿就是伪命题，制度思考不仅不能体现出理性甚至更多地体现反理性，体现利益至上主义乃至狭隘利益主义。反之，技术理性恪守的诸如“处在等值性良好的背景知识状况下，最简单的可能就最具真理性”⑩，在制度理性知识域就会被看作不可理喻的简单化。
但是这种传统知识背景的紧张对峙，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在不经意间自然消解。几乎所有的清规戒律甚至学理边界被颠覆，极端的主体中心主义和当下操作主义使得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都成为可供功能拼接和知识拼贴的随机性对象，从而使二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条件限制中进行意义换算。冲破旧有的换算障碍主要有三：绝对本体的消亡，知识拼贴对知识体系的置换，以及技术从奴隶到主人的地位转变。
就第一点而论，从19世纪抛弃形而上学、质疑本体论到20世纪中叶“语言本体”论，一直延伸至世纪末连语言本体论也一起颠覆的“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却了它的‘传统的价值’”(11)，在这一路瓦解的历史渐近线上，绝对的物质本体和精神本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步步离场。而当自然和社会、主体与客体乃至唯物与唯心都成为暧昧的杂处关系时，绝对本体的消亡同样会导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面互融。正是这种互融，使事实态与价值态在实用或语用的瞬间合而为一，进一步也就导致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合谋之合法性的确立，导致技术之争与制度之争密不可分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引发了早期的人类空间探索以及机器探测器开发”(12)。
就第二点而论，曾经被尊崇的逻辑缜密性开始失去其贵族地位，知识体系所拥有的德国式思想大厦及其象征性的知识霸权，或者知识谱系内置中命题真值的严格限定，如今都变成了毫无实际价值的想象中的乌托邦。代之而起的是当下效用原则主宰下的知识拼贴合法性，是在场的敞开姿态及其对真理性多元主义取向的尊重，是利益生态主义和价值效用原则下的“将力比多与经济学杂交，将数字技术与犬儒主义杂交……这样的以随意性、大杂烩、不惜一切代价（本来是绝不）偏离标准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13)。很显然，这一重大转折给公共文化政策专家以文化制度创新的极大机遇，其中包括技术理性倚重中对制度理性的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恐惧的适度缓释，既带来缓释后知识分子个体观念的“崇尚社会应建立于理性之上，在人类利益最大化中努力提供科学精神”(14)，同时也带来缓释后转型国家制度观念的“选择更多的工具以改变组织形态”(15)。
第三点可能涉及一个重大的哲学议题，即客体能否直接转化为主体并且带来主客关系的互相转化。按照康德所说的“因之吾人名之为理性之统制的原理，以与‘所视为实际存于对象中（即在现象中）条件系列之绝对的总体’之原理相区别，此种原理殆为构成的宇宙论的原理”(16)，主客间的界线既具有绝对性而且在知识描述层面也较为清晰，所以后来当马克思讨论作为资本主义后果的“异化”概念时就认为，异化劳动形态不同于自由劳动形态的地方就在于主客间的关系常常被颠倒和转换，出现诸如“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7)。正是从这个认识维度出发，传统观念无论把科学技术看得多么高，也仍然在人的关系参照中保持其对象性、客体性的奴隶地位。于是在人与技术的主客关系展开史中，似乎人的主动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技术进步的牵引力量。然而这种景观正在诸如后现代社会、资讯社会或者网络社会等一系列先锋命名里发生根本性的改观，技术全面进步的结果居然会导致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存在模式的本质变异，这种进步“较好地证明了技术创新能够在发明人和选择者不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性的形式与功能覆盖”(18)。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体生存的虚拟化，个体在被动性迷恋虚拟生存方式后容易成为技术的奴隶。
二
不管意义换算问题的纠缠究竟有何复杂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合谋在公共文化政策领域都已经发生，而且首先发生在管理技术的细节性介入。这种介入一方面使制度的权力运作在统制的强制性进程中获得某些科学性装饰，另一方面也使权力运作能够在微观层面获得增长性制度效率。正因为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诸如“文化行政管理”或“艺术管理”这一类边界并不清晰的术语，这本身也就意味着技术支撑对文化制度新的价值方式的开始。其发生的更大背景在于，“科学与社会的深刻重建覆盖着过去的三十年。这个时代处于转型之中，必然带来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带来正义和良好政府的支配性准则。其核心处就在于，科学尤其是技术科学的功能发挥和使用”(19)。
文化行政机构流行的“管理”乃是一种极不规范的陈述，语义指代也十分不严密，其所包含的管理技术非常低，而且基本上缺乏功能链接，笼而统之的“文化管理”或“艺术管理”毋宁说更是一种语用时尚。管理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一方面在于“管理”是一个有严格边界限定的概念，就在于“管理是协调工作行为以促使其效力性同时也效率化地与其他人一道完成任务。我们已经知道，协调其他人的工作是区分管理性与非管理性之所在。无论如何，这丝毫不意味着管理者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或者以任何方式从事其管理”(20)，其中包含着对意识形态无条件性和权力运作随意性的明确拒斥；另一方面在于管理科学系统由一系列定量性技术手段和技术方式来予以内容填充，就在于诸如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定比量表(Ratio Scale)同定距量表一样，在定比量表上数值之间的差异也是有意义的。但不同的是，定比量表有一个绝对的零点”(21)，或者“CDBM”逻辑模型中的“Dy=F(Dy,……Dyi……Dyn)”(22)，本身就表明具有定量精确性和计算周密性的技术范式乃是管理学的基本学科规则。进一步说，公共管理之所以能够在管理学学科成为专业知识领域，就在于学科形成之初即将管理技术引入公共行政治理的实践环节，因而公共管理学家所说的诸如“多目标模型是一种决策技术，这一技术适用于具有道德目标或者究竟是一至两个目标还无法量化的场合”(23)，不过是将管理技术手段用来解决公共行政中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理技术的功能嵌位，压根儿也就不存在所谓公共管理，其学理定位就回归于传统的“政府的本质及其权力的本质维系于原型关系”(24)。我们站在文化制度创新的叙议立场讨论“文化管理”或“艺术管理”，同样也就意味着要在文化治理这一特定的公共行政领域实现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合谋，并现实地引入一系列管理技术，当然也就相应地要求对这些利益模式和组织形态有更复杂的管理技术跟进。
虽然技术理性的细节性介入，还不足以使文化行政整体进入管理体制及管理科学水平，但作为技术理性的合谋结果，它已经使制度理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内涵并使文化制度本体储备了更多的客观价值要素，也就是事实和价值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得到了存在性拓展。具体而言，这种存在性拓展会有三种积极性后果：效力与效率的累积性叠加，体制与机制的缝合性嵌位及标准与标杆的计量性规范。
首先，效力值的获取乃是制度理性思考的传统话题，而且普通政治学对权力型制和权威地位的肯定，已经为公共文化政策知识域阐释奠定了前提。既然“政治学研究中权力的核心……存在于所有的政治进程中”(25)已经成为自明性事实，那么公共文化政策无论在制度设计环节坚守意识形态前置，还是在制度运行中内在依附于政治权威，都无疑会对制度目标的效力提供坚实的保障，所以各国政府在实际的文化制度存在事实中都能够实现“政治学家使用一些不同的理论来解读其政策制定的本质及其政策后果”(26)。但效力只是文化制度目标实现的政治功能支撑结果，对于一切现代性政府而言，其文化制度目标还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也就是在努力实现效力值与效率值同步递增的同时还必须显现为累积性叠加，而效率值的获取却是政治手段和制度理性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技术理性所携带的技术支撑恰恰就为现代政府提供了新的功能实现杠杆。既然一切科学探索最终都会形成强度不均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后果，就仿佛航海探索不仅导致“科学巨大进展的结果并且延展了欧洲文化和土著文化”(27)，而且促进了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萌芽扩散，那么很显然，一系列操作性技术将更能以其直接价值作用于社会的制度建构和制度运作，就仿佛管理技术的有效吸纳会促进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服务水平并提高其服务效率，就仿佛地缘人口统计技术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中“乃是策略性资源管理的关键”(28)。在这个问题上，信息时代里信息技术的全面介入，对提高制度效率更具意义。信息时代与人的生存关系并不局限于日常性关注，而更在于它直接为人类的整体生存提供一种全新的交往结构及沟通形式，并且这种深层次的结构和形式会通过一系列工具性的信息操控技术来支撑人类的行为效率，其中当然也就包括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效率。总而言之，效力与效率的累积性叠加，意味着文化制度创新过程中，将必须在每一个制度设计环节都从制度效率出发充分调动技术介入的要素力量，使社会制度方案与技术跟进方案保持同步协调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制度建设模式，例如在文化市场监管环节，就可以通过诸如先进的数据交换技术和视频传输技术建立起全国范围内区域分置和层级切划条件下的实时同步分析与现场处置系统，这个系统已经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技术模型或技术方式，而是充分技术支持基础上的一种监管体制或监管方式。
其次，体制的宏观性总体框架，只有在机制的微观性技术跟进的保障条件下，才有可能使政策工具的功能配置通过制度运作进程予以有效性显现，才有可能通过缝合性嵌位使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达到无缝隙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文化制度之所以热切地呼唤创新，就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结构缝隙与功能错位，如体制滞后、机制滞后、双向拒斥和双向偏离。
体制滞后对于中国文化制度而言乃是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其深层性和矛盾性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的比较中暴露得尤为充分。也就是说，既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制度效力的体制运作的功能目标距离甚远，同时也与福利社会条件下追求制度效率有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落差，所以，总体性的文化制度设计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练之后已是众望所归。
就机制滞后而论，在某些宏观性的体制目标已经极为清晰的状态下，缺乏与之相协调的微观层面的机制响应，而且尤其缺乏功能配置充分的政策工具在宏观与微观的有效价值链接中完成所有操作环节的社会意义实现和具体价值显现，这种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那些宏观体制目标的实际流失，甚至可以在更宽泛意义上理解为一种广义政策贴现。在中国文化体制事态里，至少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目标和体制框架都已经较为明晰，其明晰程度或许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某些地方的文物工作之所以常常深陷困境乃至冲突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机制创新没有达到与体制目标相吻合的制度功能水准。正因为机制滞后是政策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微观环节和差异境遇更容易使制度结构僵硬，所以行政学家在讨论“吸纳机制”之际就强调“为了达到责任分担的目的，通过志愿者协会或联合组织，使得属地居民献身于项目进程，成为组织化的操作者”(29)，从而在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中形成某种效率化的机制功能，使公民在志愿化的身份责任实现中成为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并且因此形成机制调动中的社会凝聚力量。
双向拒斥与双向偏离所描述的是宏观制度目标与微观制度手段之间双向功能作用的矢量向度与力点状态。在拒斥结构里，走向功能趋合的两个矢量间产生强烈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功能撞击，彼此间发生直接性制度摩擦并导致两个矢量向度程度不同的功能消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就是体制与机制间的双向拒斥关系。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情况则更集中地体现为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间的抗衡或博弈，体现为“尤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政党中……可能导致行动迟缓和不作为。在出现严重的危机前，例如在战前几个月的外交政策中，或者在一次严重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决策延误或僵局将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30)。在偏离结构里，政策规划网络的连接结构出现制度接口的缺失，体制所要求的政策目标与机制所呈现的功能配置不能在接口位置充分显示其对位效应，体制的功能指向与机制的功能指向由此也就处在无法交汇的游离状态。这就会导致制度结构中体制与机制间的功能方向偏离，导致功能配置无法在有效的制度接口位置实现和传递，导致适配性制度安排无法按照预定的设计方案发挥其最优化行政效能。在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价值兼容得以拓展之后，诸如所述四个方面的体制与机制间的结构缝隙与功能错位，就能通过技术层面的技术支持解决某些制度层面的问题，尽管这种解决的适用范围和解决力度都非常有限，然而对我们的文化制度创新而言却具有不可低估的选择意义。只要技术处理方案恰当，就会形成一种较强的缝合与粘贴力量，使体制与机制的功能指向得以在技术维度实现缝合性嵌位，这种嵌位使体制与机制由程度不同的功能消解走向力量互动，并且在力量互动中产生政府文化治理的制度张力。
再次，标准的精密计量和标杆的实时同步跟踪，都是与技术理性合谋之前制度理性的最严重焦虑，因为政治学家那些饱含社会真理内蕴的所有定性分析，对于进入制度设计或绩效测评进程中的公共政策专家而言常常无以实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文化政策不得不在计量性规范的必然诉求中呼唤技术理性合谋，从而诱引大规模的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技术跟进，例如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总体设计中，如何计算出一系列基本性的科学指标体系以形成这一制度框架的总体功能标准和效率标准，形成所谓政府文化治理中“明智的政策”(31)，就非常需要复杂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标准序列的确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拍脑袋”式的粗暴权力型制处置方式，从而也就意味着至少如调查取样技术、功能测值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等成为问题进入的基本知识条件，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义数学知识谱系对每一位具体的问题涉身者成为必要的素质背景。实际上，在面向全社会的文化制度创新中，制度目标必然要体现为一系列具有综合指代意义的总量目标参数和序列功能指数，通过计算程序获取并被确认为具有相对科学真值的这些参数和指数，在立法程序或者行政授权程序后，就成为某一时域文化制度创新的量化制度标准。这些量化制度标准既左右着政府文化行政的现实作为，同时也左右着公共社会对政府文化责任承诺的理想期待。也就是说，在公共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每一项具有普遍意义或全国指导意义的制度设计目标或功能指数，其标准值都应该是严密的逻辑框架下精密计算的技术后果，而非权力意志或者浪漫主义想象力的臆想物。但是，仅仅停留在标准拟设阶段仍然不足以完全实现文化行政治理的制度目标，还必须在文化制度的动态运行中具体地分解出无数能够绩效测值的标杆，从而在制度功能的普遍实现中支撑那些预设标准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在普通管理学的知识背景下，标杆管理所追求的“是一个甄别和引进最佳实践，以提供绩效的过程”(32)，至少在操作环节上主要体现为技术化演绎过程，甚至其作为创新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而言直接就是技术理性的知识产物，而这在文化制度运营和文化制度设计的诸多环节，都将会分解出一系列功能相异的有效管理工具或体制链接模式，其应用价值当极为广泛。总之，无论是宏观指数的标杆还是微观指标的标杆，无论是其设计还是其执行，都必然具有计量性规范的存在品格，都必须不断地以复杂的技术支撑为其存在的根本前提，都必定会以技术理性的力量在对制度理性融入中形成对文化制度的支撑合力。
三
技术要素介入的进一步事态还在于，在细节性介入和辅助性工具功能嵌合之后，技术理性呈现出主体姿态并构成对制度理性的压迫力量，由此而形成文化制度设计中或大或小的主导力量甚至矫正力量。
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主体性案例是网络技术时代的文化民主。因为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公共文化政策对文化民主的价值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网络技术的信息揭蔽所催生的，这意味着政府的文化民主姿态可以说是技术主体性姿态下的被动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最终往往会以主动性方式表现出来。在网络技术时代之前，公共意志的表达有时会在极端意识形态禁令中窒息并消亡，而令极端意识形态坚守者始料不及并且束手无策的是，其种种禁令居然会被网络技术及其所支撑的虚拟公共空间击溃，并且还使其颓势延展至大众生活中去。网络技术重新拷问人类的技术主体性维度，在提供极大的工具性技术便利的同时，提供新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方式，其中包括文化民主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方式。当大众文化被精英主义者指责为“乌合之众”的“强大的破坏力”(33)，官方有时就会以人民导师的身份并且以拒斥低俗文化的名义对大众文化进行制度压迫。网络技术时代的技术主体性，以一种非社会形态的瓦解力量，强烈地颠覆着制度强权所圈定的一系列禁区围栏，文化存在自主性、文化选择自由性以及文化方式多样性等，通过抵抗强权的技术渠道得以社会实现，于是技术也就一定程度上演绎为左右我们文化命运的社会主体，同时也就演绎为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命运的网络民主形态。网络与民主的关系，其意义换算程序非常复杂，远不止于所谓“当信息是自由的，专政就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网络是民主自治的大引擎”(34)那么一目了然，更不可能想当然地将个体的网络参与严格禁限于“关于市场、消费者与非消费者、自身的抑或别人的工业技术、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经济变化等”(35)，网络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在虚拟界面发生的同时也就同步性地发生在实体生存境遇，其连动性后果及其继发性社会意义驱动是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皆无法控制的力量维度。当这种力量维度牵系起文化境域，文化民主的价值诉求也就必然会构成对文化制度的引擎态势和催生压力。
作为这种催生压力的直接后果，文化民主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得以成为制度理性的思考重心，那就是政府郑重承诺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所谓“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乃是公民社会政治框架下现代公共政府的责任性命题，这个命题的实践张力在于，它对公民普适文化身份定位，既给予定性化意义给定同时又能够给予定量化的价值履约，因为在其边界内义项编序的“文化权益=文化权利(H)+文化利益(I)=文化生活参与权+文化成果拥有权+文化方式选择权+文化利益分配权”(36)中，文化利益分配乃是定量性极强的命题义项，其实践操作既涉及国家财富总量及其文化福利支出比例，同时也涉及区域财富均量及其文化利益落差，甚至还涉及个体财富支配量及其拥有的现实分配条件（包括竞争性利益获取与非竞争性利益保障）。对这三种涉及的计量，其精密性、科学性与合理性既后果影响至“通过一个复杂的转移体制的发展，每一级别的政府能影响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在政治报酬中分一杯羹，维持自治的虚幻性，并且为避免任何针对服务不足的批评找到一个很顺利的借口”(37)，甚至影响至“支撑起偏远地区并核定支付水平低和税收能力低的地区市级政府来提供相当水平的公共服务”(38)。所有这些影响因子和批评后果，都必须在一系列综合性的技术应用之后才能获得清晰性与准确性，例如都必须通过无数个案化或统计化的数据分析技术处理的诸如“贝叶斯期望损失”的所谓“直观上最自然的期望损失应包含不确定的量值，因为它正是在做决策时所未知的量”(39)等，来给予决策参数的精确定位或制度目标的可行性预设。实际上，这一催生事态现实发生的意义凸显之处在于，就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命题指向而言，其定性价值无疑远远大于定量价值，其形而上的意义纠缠性及价值迫切性更不是形而下的文化利益换算或配置所能比拟，然而，恰恰是后者在技术理性的迂回突围中，突破了制度理性中极端意识形态习以为常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都是对立的思想和意向激烈斗争的战场，每个艺术家的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形成和发展的”(40)等一系列保守主义坚甲，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姿态寻求普适社会价值目标，由此才能使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制度性命题。在文化制度创新的当代实践中，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当然会发生诸多合谋事态，但至少在这次合谋中，技术理性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并充分显示其主体性功能，对推进文化制度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作为政策工具功能取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在形而下的文化行政空间应运而生。因为，如果没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配置的诸如“投入与财政执行保障系统”、“规划与项目运行保障系统”、“人力资源保障系统”、“绩效评估与政策调节保障系统”等的强有力支撑，所谓“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会在没完没了的“扩张性组织”(41)行政内耗中陷入“因沉溺于既往而规划失灵”(42)，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就会波及到文化民主观念的价值真实性。事态一旦演进到政策工具的功能配置环节，技术支撑的细节性介入和辅助性工具功能嵌合就成为直接现实，这些介入和功能嵌合使文化民主能够“充分体现实证主义的卓有成效”(43)。成效之一，就是我们在文化制度创新进程中努力实现从精英意志走向公共意志，由公共需求决定政策取向，并且在公众取向的政策诉求中设计出服务项目序列，并且使序列中的单项项目目标总体上呈现为对日常文化生活结构谱系的有效填充，在满足确定社会文化需求中完成政府的文化责任承诺，以及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性以提供每一个体的文化利益分配机会。然而，所有这些目标在公共文化行动条件下，都必须获得精密测值技术的支持，以形成公众可以明确把握的核心指标、基本指标以及相关性指标。一旦我们在这些知识转移中消化了那些知识内存并能有机地植入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植入文化制度创新的深层机理，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在稳定性和公信力方面获得长足的进展。例如在测值技术的采样环节，适度采样对于文化项目的功能测值来说，其难度常常在于，取样会涉及到对象事实的分层性、随机性、等距性以及等群与不等群一系列非确定存在因素，这些非确定性因素的直接后果就是取样时采集点的定位困难，如同我们在东、中、西地区进行基层文化馆站年度保障性运营经费指标的取样，无论我们做怎样的条件限定或者尽量扩大取样面，都很难保证采集点的均量表征性或样本典型性，而缺乏均量表征性和样本典型性的采样结果，会导致政策分析和制度设计过程中工具化指标体系难以形成。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政策研究部门，尽管年复一年地呼吁尽快建立详尽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却一次次地在草草收兵中倍感无奈，究其原因就在于虚拟的指标体系往往是非客观性的权力意志产物。总之，越是深入到文化制度创新的谱系链接和框架结构力学的具体操作环节，由技术理性引领的标准化、规范化、计量化和科学化的技术支撑也就变得价值地位愈加凸显。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在从文化民主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再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递进式逻辑脉络里，纵观命题的深化过程和具体化呈现画面，不仅网络技术直接充当着事态发生的原始驱动力量，而且一系列的技术跟进也使事态不断地按照技术理性的牵引改变其演绎向度。无论是事态发生还是向度改变，技术理性都充分显示其主体性和主导力量，并且在规避制度理性的彷徨、徘徊甚至软弱中，顽强地冲破诸如极端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型制和官僚主义文化行政治理等诸多保守性禁锢，曲折地为文化制度创新带来普适价值、公共性空间以及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文化民主观念。
四
对于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合谋，其后果不可过于乐观。较为可取的方法是，对这一事态给予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或然性分析，在分析中决定其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意义判断和政策选择。
从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及中国文化制度现状的情况来分析，技术支撑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正面价值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可低估：在技术化过程中增强制度设计的系统张力；在技术化过程中形成制度稳定的规范制约；在技术化过程中寻求制度运行的管理手段。
首先，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化行进中的国家来说，基本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总体取向确立以后，政府在全面统辖公共事务、实施行政管理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致力于总体性制度框架的规划和分置性制度安排的设计，而对于政府的文化治理或者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具有系统张力的制度设计就成为政府文化绩效的根本保障。虽然“一种组织是一个有活力的动力学整体”(44)，但是其功能激活和动力驱动必须有赖于一个更大的制度系统，有赖于这个更大制度系统的内置平衡及其与公共社会的有效链接。这样一种宏观与微观相协调的适配性制度安排，要求系统技术应用中“设计的不断改良乃是推动实践的最基本方式之一”(45)能够在可操作层面得以充分显现。
其次，长期以来，文化政策经常在文化制度运行的实际进程中缺乏稳定性和恒常性，极端情况则是经常随着个别行政首长的工作批示而导致制度操作层面的应时性政策取向变异，导致所谓“计划跟不上变化”以及个人权力对公共权力的任意僭越。其最终的被动结果是，一个缺乏系统稳定性的文化制度系统压根儿就不存在指向清晰的系统目标以及恒量与变量有机统一的系统质。与这一描述相吻合的文化制度典型事实是，自1951年颁布“乡镇文化站条例”到2009年10月1日这一条例形式的最新形态，乡镇文化馆站的体制形态翻来覆去，局部省区甚至撤并几轮，由此导致目前大部分农村乡镇文化馆站的瘫痪抑或半瘫痪状态，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部分丧失乃至严重丧失，导致体制框架与体制功能的严重不相匹配进而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严重不相适应，究其根源，制度建设的不稳定性当是其重要因素。尽管技术化过程未必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制度的非稳定性被动局面，但是由于它在体制设计过程中强调标准和规范，强调这些标准和规范的横向参照意义与纵向延伸意义，从而也就客观上形成某种恒定性的技术制约力量对文化制度运行进行规范性制约，当然也就能够对文化制度的稳定性带来直接抑或间接的积极影响。
再次，现代管理的管理手段之所以有效，在绝大多数环节都是与技术支撑密不可分的，管理手段与管理技术的意义换算关系，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具有等值性。一系列相关的先进技术正在一系列相关的制度运行环节中成为有效的管理手段，或者成为这些管理手段的辅助性功能配套方式。所谓“e-government”概念的语义指向，并不是一种政府存在理念的本体位移，而是指政府获得了一种支撑性的技术管理手段，是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合谋的典型语词表征，汉语组词的“电子政务”甚至缺乏意义链接关联和清晰的语法粘结。如果说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法则》问世开启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的话，那么很显然，整个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技术化和不断地寻求新工具的过程。在这个进程的起点处，尽管他首倡“科学管理”，但从案例叙事的“泰勒的科学管理，也许最著名的例证是亏本经营实验……”(46)来看，其管理实验的技术含量之低显而易见，但是延展至彼得·德鲁克，就非常看重“作业研究和其中包含的技术——数学分析、现代符号逻辑、数学信息理论、博弈理论、数学或概率等……可以超越管理者有限的视野和想象力，找出企业和环境中潜藏的行为形态，因此导出更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47)，这实际上也就足以说明，技术化对于促进管理手段的有效性乃是现代管理史的发展脉络之一。这种进展在文化制度运行中的积极后果，首先体现为降低运营成本。因为从福利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际情况看，这种供给发展至一定水平其成本矛盾就日渐凸显，从而文化制度运营的效益最大化就不得不被效益最优化所替代。其次也体现为增强功能配置。因为在文化制度的权力型制中，所谓管理主要是权力意志的执行或组织化实现，也就无所谓适配性功能配置，但在必须依靠相应管理工具的公共行政、尤其是服务型政府的文化制度条件下，一系列能够嵌位的工具及其这些工具的功能配置，对确保文化制度运营目标的实现就变得极其重要，而且在高科技时代，这种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也就转移到对技术化进程的依赖。
然而，技术支撑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负面价值同样不可轻视，如果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在文化制度设计中自觉地加以规避，就有可能导致负面价值对正面价值的部分消解甚至整体淹没，其中较为严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过度的技术理性会导致文化意义与文化事务的混淆，进一步也就因为这种混淆而出现严重的文化制度功能错位；二是过度的技术理性会形成文化利益对文化价值的遮蔽，进而也就因为这种遮蔽而出现严重的文化制度目标迷失。
一方面，人们容易因崇尚技术带来的工具价值而认为由此可以管理文化，而实际上不管技术如何发达也不能帮助管理者管理文化，所能管理或者推进有效管理的只不过是文化事务，也就是说，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管理的对象，作为管理对象的乃是日常层面的文化事务。文化的意义是不能被管理的，这不仅是因为“一切符号对象，或者它们任意的一个成分，都有着双重的存在，即同时具有真相态和幻象态”(48)，而且还因为“隐喻在其自身转动，但却是按照一种离心的运动在转动：意义在向着无限喷溅着碎屑”(49)。有关部门先后操作的一些文化工程之所以投资巨大却收效甚微，根本说来就在于对文化的意义生成进行技术化的管理模式，这与文化规律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情形就仿佛无论政府倾资而为去求取怎样的深厚文化意义及其这些意义的标志性符号表现，都不可能获得《红楼梦》的政府制造版本。与此不同的是，文化事务是可以管理的。这不仅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容是福利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物品供给，而且还因为在世界市场时代和文化消费方式里，文化利益分配及其过程中的复杂博弈必须置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和积极干预之中，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文化市场无序状态，因为文化消费者消费的是文化商品而不是文化，指涉对象只能是文化商品的命运和文化消费时代的生存逻辑，当然在间接关系中也存在着对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进攻，但那已是管理性可控空间之外的议题。在当前的中国语境里，恰恰就是“文化意义是不可管理的”和“文化事务是可以而且必须管理的”这样一些朴素命题，却在观念层面和实践领域都显示出歧义和混淆，而且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将基本的语义厘清之前就非自律性地高谈阔论和无的放矢，其所造成的文化制度负面后果在于，不仅文化制度设计重心移位，而且跟进的政策工具也功能错配，导致一方面常常堂·吉诃德战风车般致力于诸如呼唤“大师”、打造民族文化标志性成果、“速成”培养跨世纪文化人才以及实施各种门类艺术振兴工程，管理我们管理不了同时也不应该管理的文化意义领域，另一方面又常常在投入不足的开脱中淡漠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在非制度化中弱化公共文化服务水准以及严重缺乏对日常文化生活秩序、质量、丰富性与多样性等的行政干预与服务覆盖，放弃了很多我们应该管理而且也能够管理的公共文化事务。一句话，功能错位使文化制度显现为，本该是技术理性逞强之处，技术理性却平庸无为。
另一方面，人们容易在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和高额回报面前认为文化利益实现就是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利益的物质性与文化价值的精神性粗糙地结合在一起，技术理性通过计量化利益膨胀的诱惑，使政府和社会都来不及客观冷静地确立起互动前提条件并促成双赢局面来临，于是文化价值的严重遮蔽在我们所处的文化消费时代就成为非批判性合理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说过：“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止着对每件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工业所刺激和操纵以及悄悄腐蚀着的需要。因此，它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装作与艺术相处得很好。”(50)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文化批判的逻辑脉络里，其实也隐含着诸多深刻的分析与有益的警示。换句话说，文化产业本身隐埋了一系列合法性危机，只是在肯定性呼声高涨之下，这些危机被狂热声浪暂时淹没罢了，一旦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常态或者理性化轨道，所有这些危机都会爆发并会给所在时域带来价值调整的冲击波。危机之一就是，无论文化消费如何能激活文化市场并改变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方式，无论文化产业如何能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无论文化制度在文化治理和文化服务方面显示出多大的制度效率，它们都是日常生活形态中的形而下事实，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终极需求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等形而上命题。就像从前极端文化价值主义对文化利益的遮蔽挤压了人类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一样，如今极端文化利益主义对文化价值的遮蔽同样会挤压人类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而就在这一遮蔽和退化事态中，如果文化制度在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下以文化利益为制度选择的基本功能取向，那么无论是发达的文化生产还是完善的文化服务，都将无补于更高价值层面人类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或者民族对文化精神的坚守。因为在技术化、标准化和文化的物质符号化的生存境遇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简化着他们的生活，彼此很难区别，大家同出一辙。所处仅仅是专业性环境，以至我们完全没必要思考和展露，因为别人的文化经验也源于共同的刺激”(51)。在我们的文化制度过度倚重技术理性去管理文化之际，就容易导致文化利益功能取向远远大于文化价值的功能取向，因而也就在提高文化制度效率的同时放弃了制度对人类终极文化价值担当的神圣使命。一句话，制度目标迷失使文化制度显现为：技术理性充分出场，制度理性却完全缺乏主见。
结语
在对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进行粗略的梳理之后，事态已经变得总体上较为清晰，那就是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技术支撑，乃是一把可喜可忧的双刃剑，其效果积极与否取决于我们对事态的认识和决断，取决于公共文化管理中制度与工具的适配性以及文化制度建构中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协调性。为了预防极端状态和负面价值的过度出现，政府在文化制度创新中就有必要对技术支撑做出合理的选择，并努力使合理选择至少恪守如下原则：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合谋深化原则、主一客关系结构功能嵌位原则和文化价值非控制性原则。
强调这些原则，其目的不在于限制文化制度创新中技术支撑的巨大正面价值和工具功能，而在于更加自觉地确立制度理性的合谋主体性以及技术理性的合法性限度，确立诸如文化制度建构中“在一种自组织时尚中使制度能寻求其专属功能”(52)。总而言之，我们在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合谋事态中讨论技术支撑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正面价值指向和负面价值预期规避，根本出发点在于使技术有效地为文化制度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在功能僭位中让制度理性受到各种技术暴力主义的伤害，导致文化价值在技术神话时代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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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列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