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有关的那些人和事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王明析
摘要
我想，今生我肯定会与书相爱到永远；因为与书亲密接触，的确不是个体力活。所以，每次看到家里的那些藏书，我都有某些没出息的帝王坐拥后宫饱览三千佳丽的那种惬意和自得。
我在《悠悠慈母心》一文中曾叙述过最初与书结缘的一个于我而言可谓最难忘的场景：静夜听书。那确实是在听说书，母亲有时差不多就是在边看边摆。我看不到我的样子，我只能从当时留下的很少的几张照片，想象我略带痴傻的沉醉模样。母亲的神态举止我却是铭心刻骨的，她面色安详，凝眸专注，就着昏暗的灯光，有时甚至是一支蜡烛的火苗，看着手中的书，然后再向我复述书中的故事。有一天，当我也终于能磕磕绊绊地看“字书”后，母亲再不去读那些文字竖排着的书了。
我最初对文字竖排的书不感兴趣，繁体字太多了。直到小学毕业后，一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仍然没有看完。小学毕业前后，我看得最多的书是连环画;我们那时叫“画画书”，两个“画”字都要念平声。我当时看的“字书”主要是零星几本《少年文艺》，都旧得不能再旧了。不知是哪一期，上面有一篇《浦江擒鲨》的反间谍小说，当时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故事的一点儿影子。另外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我当时也很喜欢翻看，因为它对一些成语的来历有简略的解释，便成了我最初的中国文化简易读本，也是我最早的藏书之一。 进入初中后，我看的书渐渐多了起来，很遗憾的是，都是自己乱看，没有什么领悟，印象深的都是故事。这段时间，我看得最多的书是“文革”前的一套中学语文教材，仍然是只看上面的故事类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叫《潘虎》的文章，写的是红军的故事，我多次翻看，大约是我较早主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之举。当时令我最感兴趣的书是一套《文学》读本，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学语文分科“汉语”和“文学”后的一套专门的教材。印象中，这套《文学》读本很好看，上面选了很多中外文学作品。我现在印象最深有《岳飞枪挑小梁王》《美猴王》。尤其是里面的插图，画得极其漂亮，远非今天那些动漫图书所能比拟。
十三、四岁的年龄，原本是接受知识学习文化的关键时期，但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却是“假大空”的东西居多。初中两年，学过一年俄语，只感觉字母极其难写，至今一句也不会读;又学过一年英语，记得几个单词，今天只会一句“啷你无骑尔曼毛”，汉语的意思据说是“毛主席万岁”，也不知我读准没有。高中就告别外语课了，那时流行的革命口号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初中语文课最大的文学收获，可能就是记了几首毛泽东诗词。所以，我那时对课外书真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
我们当时有一批爱书的书友，大家经常在课外交换图书。有两个书友比我年龄略大，一个姓李，一个姓戴。我不知道他俩今天是否还能记起我们当年换书看的经历。我当时很喜欢战争题材的书籍，记得从他们那里用书交换过《胶东纪事》《蔺铁头红旗不倒》《长城烟尘》等书。我对《胶东纪事》的印象很深，上面的几篇故事(或小说)至今还能记得大概情节，像《马石山十勇士》、《老水牛爷爷》、《黎明的河边》，叙述的人和事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崇高悲壮而又感人肺腑。那时，我们这些书友就像“饿痨子”寻食一样，到处收罗“字书”看，只要听说谁有一本自己没看过的书，就一定想方设法去弄来一睹为快。记忆中，《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等书就是这时期看的。戴姓书友在学校比我高两级，我现在记不起当年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原因想来应该还是书。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他说的一件事很是难忘。他向我描述过一个人(多年后成为司马赤的那个作家)的藏书之多，之吓人时说：“他有本书才吓人，有恁个大，恁个厚!”看他啧啧比划的样子，我既神往，也有些悚然心惊，那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精彩的故事?这个谜一直伴随我多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我也有了那样大、那样厚的一本书之后，才幡然醒悟，那本奇书若不是《辞海》，肯定就是《辞源》。 喜欢看书，自然就喜欢四处寻书了。我对书的喜爱应该就是始于这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进入高中后，更是四处搜罗。有时甚至还敢向女生开口，于我而言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记得读高二时，有天晚上，大约十点过，我和十来个同学在学校排练完文艺节目后结伴回城。最后一段路，只剩我和一个女生走在人影寥寥的街道。闲聊中，我突然心血来潮地问她有什么书没有。女生扭头望了我，嫣然一笑，说：
“我还真有一本书，你想看不嘛?”
“叫哪样名字?”
“音乐家。”
我那时比较敏感，还有些腼腆，见她说话的神态有些似嗔非嗔的样子，又联想到我在为她们唱歌跳舞拉二胡，就以为她是在调笑我，于是马上敛容谢绝。以致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女生总有些避退三舍的意思。直到数年后，我在遵义师专图书馆看到舍甫琴科的中篇小说《音乐家》，才知道这个女生当年没有哂笑我。大约又过了六、七年，我去遵义考试，她在家中煮羊肉火锅招待我。那天晚上闲聊，只有我们两人，我突然起意想问她还记得当年的这件趣事否。但念头刚一萌芽，我还是将它掐死了。
读高中时，我已有一些藏书，但很杂。它们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渠道。首先是我保姆家的小阁楼。阁楼逼窄，仅容一人自由转身，因为上面除了一张用两只长凳几块木板搭成的小床外，周围全是重叠的木箱子，每个箱子里几乎都是书。早在我对“字书”没有兴趣时，我就是小阁楼的常客了。不过，我那时是去窃书。当时在街头少年中流行一种游戏：输纸三角和输“垛垛纸”。我技不如人，总是输多赢少，便经常去小阁楼窃书来做赌资。直到有一天爱上“字书”，才醒悟自己当年不知糟蹋了多少好书!而且，这些书有许多肯定是父亲当年遭难时寄存在保姆家中的书，因为我现在还保留的这批书中，有几本还有父亲当年的签名。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乔林的《白兰花》、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巴金的《新声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峻青的《欧行书简》、欧阳山的《苦斗》《三家巷》、《1956
年短篇小说选》、《1956年诗选》、《1956年散文小品选》、《中国电影剧本选集》、《中国历代作家生平介绍》(第一集)等数十本书，就是这个时期留下的可称有纪念意义的书。 这段时间我买书不多，除了《矿山风云》《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山呼海啸》《连心锁》《彝族之鹰》等少量小说外，此时被我收藏的书还来源于一个很特殊的渠道。新华书店当时在十字街，售货员是一个我喊“别嬢”的很胖的中年妇女。我母亲曾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大约与别嬢很熟;别嬢又和我保姆家是邻居，还共用一间小厕所。所以她也在有意无意中特别关照过我的读书。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了响应他的这个号召，当时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开始大规模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发了很多书，例如《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等，这些书全是白色的封底封面，我称它们为“白皮书”。书发下来后，读与不读那完全是自己的事，就和今天一样。再说一般人读得懂吗?我在下乡前后曾翻过最薄的那本，即《共产东宣言》，完全不像现在读它时那样感慨万千，欲说还休;当时只觉得它的语言怪异而又漂亮，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两报一刊”的那种语言。我至今记得它的第一句，印象中是这样写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单是起笔这一句，就足以让我当时很有些莫名其妙地浮想联翩。父母在单位都发有“白皮书”，母亲就把它们(包括单位经常派发的一些别的政治书)拿到“别嬢”书店去，按定价让我自由兑换成其它书 。《历代法家著作译注》《中国史话》《世界史话》《军事基本知识》，好像还有一本《宇宙之谜》(这本书好像是个德国人写的，我完全没有看懂，收藏了一段时间后就任其散逸了)和鲁迅的一些单行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我收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以书易书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有时我也买几本。1974年至1976年，我在务川新华书店买过《朝霞》丛刊中的一套书，现在作“文物”收存的计有五本：《金钟长鸣》、《青春颂》、《碧空万里》、《闪光的工号》、《珍泉》。这些书当时被我视为文学作品的“范
本”，很长一段时期，我都逃脱不了它们的毒害，从语言到文章的结构和立意方式。我那时已开始悄悄喜欢写诗，买的书中还有几本诗集，印象较深的是《螺号》、《理想之歌》、《西沙之战》、《北京颂歌》、《枣林村集》，可惜后来都有意丢弃了;若能留到今天，肯定也是某种“文物”。因为爱上了文学，所以去书店就喜欢收罗这方面的书籍，有一天，居然买到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当年为什么会出版这么一本书，令人费解;但这本书我完全没有读懂(以我当年所受的教育怎么可能读懂)，所以很早就丢失了。大约是1991年，务川中学要修新的教学大楼，图书室清理“废书”，我闻讯去淘宝，见到此书，就像旧友重逢，又欣然将其收入囊中，很是高兴了一会儿。 七十年代保留下来的书有两本值得一提。一本是父亲1974年2月17日在广西桂林买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由几个日本留学苏联的学生新谷明生等著。现在回过去头看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马列主义，看苏联和中国的沧桑巨变，令人感慨难言。还有一本是人民出版社的《各国概况》，1972年出版，精装本，厚达1174页，未注明字数，但标明是“内部发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我当年很喜欢看这本书，是因为它对世界各国军事力量有比较细致的简介;我喜欢比较哪个国家厉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谁会是胜利者。印象中，苏联和美国是最厉害的，核武器的数量很多，飞机坦克大炮也不少。中国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因为上面没有介绍;显然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美帝和苏修即使联手也打不赢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何等的英雄气概啊，竟然敢公开昭告全球：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现在哪个领导人有这样的威风凛凛啊?钓鱼岛之争大游行时，不是就有许多“爱国愤青”还举着“毛爷爷你快回来吧”的横幅吗?——难道我还不该充满自信?另外，从该书中我还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和我国关系很好，那些投票反对我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毕竟是少数;世界大战嘛，不就是世界各个国家都要阵线分明地大干一场吗?我们“第三世界”人多啊!
那个时候，广播里还天天播放着一首很豪迈和鼓舞人心的战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想起今天很多“爱国愤青”没有生活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真是替他们惋惜到极点!
但是，父亲看《各国概况》似乎没有我的思路。有一次，他见我又在翻看这本书，就问我看苏联领导人的简历发现什么没有。我赶紧翻到那两页表，看完后不解地望着他。这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苏联领导人很厉害，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
我释然后，又重归淡漠。因为大学于我而言，那时真是太遥远了。简直可说是一个梦。 插队期间买的书极少，直到恢复高考后，我买书才慢慢成瘾。
八十年代初期，特别是1979年到1982年，说起来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信，书店来新书后，买世界文学名著是要排队的，由此可以想象，“文革”时期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沙漠，而今天有些年轻人还向往“文革时代”!我读师专时，原务川县新华书店经理老干部关伯庸先生被遵义市新华书店返聘，就几次“开后门”为我在库房截留过一批中外名著。我现在印象较深的是《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词综》《唐诗三百首》等书。记得当时提书回校，还惹得个别同学十分歆羡，问以后可否跟着沾个光。1980年我回务川后，连濯水这样的乡镇书店，中外文学名著都是抢手货，我在此买过《历代文选》等书;至于县城新华书店，只要来了新书，爱书的书友们都会相互转告。我今天书柜里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就是这个时期在务川新华书店狂购而来。前不久看到一个著名学者谈翻译的黄金时代有几部著名的文学丛书，像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丛书”等，我看到自己书柜中也有那么几十本时，心里还真是有些得意。它们的装帧可能比不上今天那些豪华的精装本，但它们的朴素典雅有时却更能打动我的心。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书的很多译者因为旧学根底深厚，古文修养极好，译文的文字十分精炼传神。像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斟酌字词真是惜墨如金。看小说有时就是看语言，看叙述，但很可惜的是，这个道理我领悟得太迟了。
我现在藏书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各地新华书店，我想绝大多数的爱书人藏书的来源也不外乎此。但是，我还有一部分藏书的来源却是另外的渠道。有的很有趣，兹也不惧公开。 第一个渠道是折旧书店和旧书摊。大约十年前，遵义市纪念馆旁边出现了一家名叫鼎鼎书店的折旧书店。开张之处，折扣低得出乎我意料。2004春年我曾买过一本精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厚达1916页，字数多达3100000字，且印数只有3000册，原价98元的书，居然才卖30元!这个书店的书不知来源于何处，不少书，即使是原价，我也会不吝掏钱，可它们居然在打折。那些年每次回家，我都要在这个书店买书，少则一两本，多则十数本，十年下来，我估计至少不下五百本。以致家人笑我鼎鼎书店怎么没有我的股份。这个书店的很多书我此前没在新华书店见过，比如李冰若注释的那本《花间集评注》，看得我感慨不已，全书尚未看完就冲动地写了一篇文章《和》投寄《书屋》。几天后编辑来电，说文章写得好，但希望我改个标题，最好是“诗意一点儿”的。我当时有一点点儿郁闷，但能在《书屋》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也属难得，即满口应承。半小时不到就想到一个“有诗意”的标题《斯人已逝香犹在》。电话告知编辑后，他大为赞赏，我却有点儿遗憾。因为我还是觉得原题《和》朴素实在，尽管我的用意的确是想写李冰若这个人。鼎鼎书店偶尔也会卖一些新书，一般都打六折。有次看到《亨利与琼》居然也位列书架，而且是五折，就又买了一本放在家。这样，办公室和家里都有这书，翻看就更方便了。看的时间多了，难免想入非非，有天就动笔写了一篇较长的随笔《远去的倩影：一个活在日记小说电影中的女人》。
旧书摊上买的书也有一些，很少，但多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两大卷《鲁迅书信集》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实验小说《雷诺兹夫人》就偶购于务星广场的小书摊。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解放战争回忆录》，是我童年时最爱看的一本书。“文革”中与人换书看，不知被哪个书友拿去不还;但我手上肯定也押了他的一本书，这是那时的惯例。1992年，我在一
个肩挑旧书的人那里看到，用一角钱买下。前不久在家里翻看旧书休闲，看到此书，忍不住又抽出，不料竟发现此书内封背面的空白页上，我竟然写有如下一段令我大跌眼镜的话：“文革正酣时，我读小学。印象最深的即为此回忆录，从此与他人换看了不少书。回忆录不知从何而得，何时失之亦不知。此书乃两年前以一角钱购于收废纸做鞭炮者。虽非昔日书，然赌此书页泛黄之回忆录，少年之事宛如昨日。晨起看电影《大决战》，又找出此书翻阅有关章节，颇有感慨：恨不生昔日黑山白水间。”此时在电脑上敲下这段文字，我诧异不已：我当时是想当共军呢，还是想当国军?可能多半是前者吧?由此可见，迟至1994年，我的思想依然是如此幼稚，如此可笑!这是什么原因使然，我就不用饶舌了。由此想到孔子的一个人生感悟还是颇有道理的：不到不惑之年，人真是容易糊涂啊!
爱书就容易遇到好书。有的书虽然今天已有新版，校对和印刷质量都超过以往的版本，但旧版仍是有意义的藏品。我在务川中学那些年，无事就喜欢去校图书室逛，可以自信地说，管图书的刘老师远远不如我熟悉这个校图书室的藏书。我因为经常去借书，与刘老师关系很好，就有了后来很喜剧性的那一幕。大约是1991年左右，主教学楼要拆，图书室也要随之搬迁。有天我下课去图书室，见偌大一间教室，遍地狼藉。很多书都打捆了，正准备搬走。我见地板上有一堆乱糟糟的书 ，就问刘老师它们怎么不打捆。刘老师说那都是些早先没登记在册的书，是些老书;言下之意，是不在搬走之列的图书。我瞟了一眼，便不动声色走过去，蹲在地板上翻了起来。很快，我发现这些所谓废书里有宝。刘老师既然说这些书未列入校图书室的账册，那说明此前没人重视它们;但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有一部分是上架了的，虽然数量很少。我当时翻看过其中几本，只为它们的出版年代久远而感慨。没想到，它们当初登记上册时，竟有重大遗漏。看到这些书蓬头垢面蜷缩在一堆乱糟糟的书刊中，我觉得真真是明珠暗投了!今天若是不来图书室，岂知它们会散佚何方?见此情形，我私心顿起，便对刘老师说：既然都是些废书，我选两本?刘老师很大方地说：就是你喜欢来图书室借书看咯，
你拿就是啦。于是，我将废书堆里的近二十本《万有文库》丛书悉数卷走。过了许多年后，我开始编辑务川文史资料，才发现这些书很有来历。上世纪二十年代，务川县城有一个投笔从戎的书生名曰龚伯宏，时任黔军第一师监理处保管股长，从军日久，有了些积蓄，便想为家乡办点好事，以期造福桑梓。在广泛征求家乡亲友意见后，他慨然出资银洋600元，毅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定购了《万有文库》两集一套，共八千余册，赠给务川学校。1940年务川中学创办，估计原学校又将这批书移交了本地的这所最高学府。这批书有务川历史文化的某种印痕，尤其是书背后的故事。我当年卷走他们，实在是出于一种对书的爱。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想让它们重归我的母校。当然，这也要看母校有这样的意愿没有。我现在发现，真正爱书的人是愈来愈少了，包括教书的人。今天你要是说你的爱好是看书，绝对有很多人视你为怪物。君不见，就连在网上，稍微长一点的文字，有很多人都不耐烦看了;而且气人的是，你要是转帖了一篇“长文”，有人还会讥诮。
还是继续闲话书的趣事吧。我在务川中学的时间较长，最后两年还以副校长的名义主持过学校工作。1995年9月我调离学校前夕，与书有关的两件趣事现在可以公开了。那天我向学校财务移交校长办公室的财产，书柜里有一套四大册厚如《辞源》的《史记注译》，著名学者王利器主编，装帧印刷很豪华，就是在今天也不落伍。我让会计田老师拿去交图书室收存，不料他竟让带走。我问他：“可以呀?”尤其是想到他管财务十分的严，是学校出了名的铁算盘，我不免非常意外。
他说：“你喜欢看书，你拿走就行了，其它你不要管。”
我自然是大喜过望，拿走就拿走吧，该书便被我据为己有了。可是，还有更让我意想不到的事。这时他有些疾首蹙眉地望着我，说：“你喜欢买书看，你去书店选点儿书嘛。”
这话我一听就懂了，但仍让我意外;以往我出差回校报账，他审核单据之严，我是充分领教过的，生怕我在乱用学校的钱。现在见他脸上似乎有些莫名的忧戚之色，我也懒得去想其中的原因，便问他选书的金额在多大范围。不料他又说：“你喜欢的就拿吧，我来结账。” 我喜欢的就拿，吓死天!我自然不敢如此没脸没皮。走进书店，还是像掏自己兜里的钱一样仔细挑选。这次用学校的钱具体买了哪些书记不全了，现在只记得有一套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十二卷。这套书我早就想买，但想到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我已有单行本，且书的定价不菲，便始终没有出手。现在没有顾虑了，自然将其快意拿走。人啊!
我的藏书中，还有极少几本属于借而不还的书。我知道爱书人不愿借书的心理，好像哪个名人还在书柜的玻璃门上贴过一张小纸条：书与老婆，概不外借。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其它都好商量，我不得而知。所以，我也不轻易向人借书，想看，只要书店有，自己掏钱买。 但我的确向几个很特殊的人借过书，而且，从借的那一刻起，就有不还的打算;因为书店买不到。(我是不是太可恨了?显然!)但能让我做出这种“无耻”举止者，已经不是一般的交情。例如兄长罗伊——因我在小说《永远的罗伊》中为他虚构了这个名字，现在有几个熟悉的人都习惯了他的这个新名字——我就先后向他借过两本书。一本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高皋著)，一本是《布拉格之春》(塔德·舒尔茨著)，都是敏感历史事件的政治读物，前者已成“禁书”，后者标明“内部发行”，均值得收藏。罗伊当年的藏书较多，文史哲都有。1973年，他还是一个县酒厂的小青工时，就买过一套中华书局重新点校过的《史记》。但六年前，我带了瓶茅台去他家和他对饮，发现他书房多已是政史类藏书。其时他正独居，我俩举杯对饮，听音响里的古筝，海阔天空漫谈，他丝毫不见颓丧，让人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忧国忧民”的家伙。前年他终于找到欣赏他的那个另一半后，携新夫人专程回遵义摆家宴，独邀我一个外人。席间我见他们夫妻琴瑟和谐，很是为他高兴。如今他重新坠入温柔之乡，整天不问世事，就在网上和人大战于楚河汉界，我只能在QQ上偶尔和他
见面。但他很少进我的QQ空间，仅有的几次，我看他关注的都是敏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述评，但极少留言。据此我猜，他对政治的热情可能已经被那个戴眼镜的女人的脉脉温情彻底融化了。所以我想，哪次他要是再回遵义，我一定要诓骗他重回市委二院的那套房子，向他再借几本书。自然，借了就不还。
罗伊的很多同学都有点儿惋惜他这一生，尤其对他“夸夸其谈”的说话风格不无微词。但我觉得和罗伊聊天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他很本色，即使“夸夸其谈”也是本色的。借用罗伊对“爱”的特殊理解，我想，今生我肯定会与书相爱到永远;因为与书亲密接触，的确不是个体力活。所以，每次看到家里的那些藏书，我都有某些没出息的帝王坐拥后宫饱览三千佳丽的那种惬意和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