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融会贯通了中国历代文论和西洋哲学、美学理论后,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拈出三组相对命题:“造境”与“写境”、“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写实家”与“理想家”。“主观之诗人”即“理想家”“造境”,“客观之诗人”即“写实家”“写境”。我们持此理论返视唐诗这个浩渺山系中对峙的两大主峰——李白诗和杜甫诗,当会发现二者的共通与歧异。为便于比较,我们捡出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两首诗,旁及其他,解析归纳,淘洗出二人的诗风。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李 白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登岳阳楼
杜 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两首诗都是登岳阳楼的五律,但它们的物态层、形象层、生活层、人性层、作者意识层、集体无意识层却各具特点。
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李白此诗正是这样,开笔便写在岳阳楼上的所见然后是所闻所感。所见者,天岳之南、川、洞庭;所闻者,浪声、雁鸣、夏十二与“我”等人豪饮语;所感者,开阔、渺远的视野和胸襟。高张扬厉,夸饰铺排,意象繁复却不嫌冗杂,似醉后之语却又以能一贯之,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酒气,无不冲斥着豪气,大有“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州”之感。
杜甫《登岳阳楼》却不同,首先拉长时间、记忆的线段,沉稳厚重地起笔,然后描写登临之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恢宏雄大。史料记载,洞庭湖广圆五百多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杜诗虽不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崇高(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但因寄寓了江山纷乱之事,又比孟诗来得凝重,来得有神。
透视李白、杜甫这两首诗,我们完全可以剥离出两个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诗一、二句深层处隐然可见一胸襟博大之人,唯其胸襟博大,方悠然而觉宇宙宽;三、四句“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点明登临前胸有块垒,睹物移情,被物感染;五、六句说不敢也不能辜负良辰美景,纵酒助兴;《唐诗鉴赏辞典》中何国治这样鉴赏七、八句:“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何等潇洒自如,情调何等舒展流畅,态度又何其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如此看来,则全诗应散发着一股喜气、一股轻快。我们以为不然。李白遇赦后是惊喜交加的,旋即放舟东下江夏,《早发白帝城》可证。在江夏活动的那段时间内,他还奢望朝廷起用,但现实是“我独不得出”,幻想的破灭,使得他不得不“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况且,此诗当作于肃宗乾元二年秋,一方面他逗留江夏时期写的“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诗句,无不流溢出千古愁、万古愤;另一方面“凉风”即“秋风”,自屈原“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王勃“肃肃凉风生”、陈子昂“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直到欧阳修《秋声赋》、范仲淹《岳阳楼记》、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风”说悲愁,说现实羁绊。这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对应,同为万物,自有其血脉相通之处,所以人与自然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观照感应。尼采的话或可作为历代文人借“秋风”说事的别解: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因此,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是情感跌宕、断续开合经历了“愁—喜—愁”的人了。纵观李白诗歌,以诗证人,他正是这样一个大悲大喜、个性张扬的人。
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暂时忘却痛苦饮酒作乐,杜诗却不同。他永远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进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历程中。即使是早闻大名的洞庭水、岳阳楼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点滴喜意、点滴快意,却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装着满满的对家国的思念、关爱,于是,我们感受到他的博大,他始终是愁的,因他愁,于是万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伤悲,于是万物皆是黍离之悲,皆是自然的拟人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有人说:王者的盛衰决定着文学的盛衰。这话未必全对。回顾李、杜时代,李白生活在繁荣昌盛、歌舞升平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盛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罡风他虽也领略了一些,但盛唐奋励向上、可进可退的社会哲学已内化为他的个人人生哲学;杜甫《登岳阳楼》作于大历三年,此时,安史之乱已告结束,但边塞又重点烽火,内战外争,国家离乱,百姓羸弱,“小我”飘摇。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为哲学思想,就必从社会中来,必从主宰社会的人类中来,然后再返回来指导、制约人类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个性渗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斓夺目的光辉。李诗有悲愁,杜诗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较收敛、含蓄,杜甫的“愁”较张扬、直接。有志难伸,报国无门,于是李白人性中宁静的因素拖引着他“舞袖回”。庄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于一身,“入世”无功便“出世”,“出世”又为下一次的“入世”铺垫,顺则进,逆则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奋,不回头,不旁顾,“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李白从小就种下了“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情愫,二十五岁时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并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曾作《大鹏赋》自况:“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长安三年遇挫后,仍矢志不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上李邕》)直至《临路歌》仍高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一生都想入世,都想伸展拳脚,于是他漫游、任侠、隐居待诏、进长安、投永王,终其一生,适如庄子《逍遥游》的大鹏“有待”。他始终立于大地而仰望苍天。
杜甫是“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之孙,早年也漫游各地,为应举从政作准备,开元二十三年归洛,应试不第,复漫游。为求仕困居长安近十年,终入蜀,再出蜀,大历三年登岳阳楼。他先后写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诗句无不以诗教“温柔敦厚”为纲,“发乎情,止乎礼义”。即如《登岳阳楼》一样,诗人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小我大而化之为大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把个体的小宇宙拓展为整体的大宇宙,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量!年老,多病,感时,思归,正是杜甫晚年诗歌的主题。“有待”是杜甫一生入世思想、行为的核心。他始终立于大地、俯视大地。
登高而赋的风气始于《诗经》时代,李、杜这两首诗是题岳阳楼、写洞庭水的名篇,其实写洞庭的诗作最迟该起于屈原的《湘夫人》。而岳阳楼旧址本来是三国东吴鲁肃训练水兵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谪守巴陵建之,到宋朝庆历五年滕子京重建,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当是自古诗文写岳阳楼、洞庭湖的神品,庆历六年九月前的可在范文中找到归宿、找到积淀,之后的可在其中找到影像、找到衣钵,即登岳阳楼必把洞庭湖作为审美对象,必引发“悲”“喜”之情、“进”“退”之思,又必点染而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远志向。
赵翼《瓯北诗话》说:“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然有对偶处,仍自工丽;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李白诗正是以才气、抒气胜,因而诗作如一片神行,随手写去,自然飘逸,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又“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因而内容丰满,气象雄浑,诗风雄奇俊逸;杜甫则因多作近体诗,自觉在格律上下功夫,且又把自叹身世与忧国伤时一并打入诗中,由于形式和内容的制约,所以他的诗风沉郁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