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几个金融热点问题的看法 由于金融是一国经济之命脉，金融改革关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大型中资银
行的海外上市引来了多方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和读者探讨的正是这一过程中几个引发争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超大型垄断企业纷纷境外上市导致内地股市蓝筹股板块的缺失
中国资本市场的恐大症及市场容量问题使得国内一些最优质的大公司，如三大电信公司、三大石油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大型商业银行都纷纷到海外上市，这使内地市场不能形成能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蓝筹股板块。毫不夸张地说，海外上市公司集中了中国最宝贵的资源，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不但囊括了钢铁冶金、石油化工、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和传统产业领域，而且开始进入高科技、金融保险服务等新兴产业领域，它们堪称中国经济的命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
从美、法、英等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私有化实践来看，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将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垄断企业，如银行、保险和石油等首先放到境外市场融资，原因是国家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来自于权力和体制，来自于国内居民，而非市场化竞争下提供的良好服务。由于垄断型企业通常都具备高成长和高额利润，因此,优先选择国内上市是一个基本的国民利益保护原则。
大盘蓝筹股作为我国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投资它们就是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这些优质上市资源的流失将导致内地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投资者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造成内地市场上市公司构成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也增加了内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市场行情不好，又进一步促进优质大型企业到海外上市，内地市场进一步恶化，投资者信心减弱，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股市成为“次级企业”市场的局面，不仅无法发挥股市资金有效配置的功能，还将会让内地资本市场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使其最终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功能逐步退化以至边缘化。
二、大型中资银行海外上市使得内地股市金融股比重偏低的局面难以改善
建行的香港成功上市，拉开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序幕。紧随其后，中行的上市也已经提上了日程。从已经上市的港中银和建行，以及正在实行上市计划的中行，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内地证券市场，而是选择了在海外上市。同样，这些已经或即将上市的中资银行都选择了来自海外的战略投资者。
这些大型中资银行远赴海外上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内地股市长期低迷，股权分置改革又引来扩容的压力。管理层担心资产动辄数万亿的大盘股，会引致A股利空的氛围更浓，不利于股改进行。但这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大盘金融蓝筹股对一国股市的重要作用。与发达股市相比，我国股市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数量偏少。目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金融股1233只，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4%,其中银行股203只，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7.25%;香港主板市场金融股79只，占上市公司总数的8.8%,占总市值的比重高达34.91%。而内地金融股只有9只，不到上市公司总数的1%，金融业在证券市场极低的比重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使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发展严重失衡。由于金融行业的监
管较严，金融类上市公司一般都是业绩优良运作规范的公司。国际经验表明，金融板块股票往往表现颇佳，很多金融股（如香港股市的汇丰银行、恒生银行；纽约股市的大通曼哈顿、美林证券）都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蓝筹股”、“龙头股”的角色。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内地股市各类质量低劣的上市公司不少，股市投机气氛浓而投资意识淡。这种情况恰恰需要优质大盘银行股来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西方发达证券市场百年历史已经证明：蓝筹股对于稳定股票市场，塑造理性投资行为，促进股市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决策当局应清醒地认识到大盘蓝筹股是我国的稀缺资源，是主导证券市场长期运行的力量所在，内地的证券市场应该吸引和留住那些能够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大盘蓝筹股。
三、银行上市不能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的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目前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是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不高。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标志主要有两个：资金供求能否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合理的分配,以及通过金融市场配置的资金能否促进资金使用者提高其资金使用效率，而这两方面我们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从1995年开始内地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由贷差转变为存差，并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与此对应的是，银行正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存款压力，银行的钱需要有更好的投资和利用渠道。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却缺乏融资渠道，资金匮乏使其错失了发展良机,这表明资金分配的效率不能通过良好的金融体系得到合理体现；2004年内地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约48%，同期投资率为44%，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额，亦即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的4.2%。尽管储蓄率居高不下，但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成为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
高储蓄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将储蓄转换为有效率的投资。从我国现实来看，当前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创业公司基本被排斥正规金融之外。在它的巨大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很难得出储蓄过多的结论。反过来，正是因为储蓄－投资之间有效机制的断裂，银行才有“钱如何花、好企业难找”的尴尬感觉。银行惜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房地产和部分过热行业的调控、政府公共投资的收缩，银行失去了比较看好的投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更加困难。银行的“惜贷”行为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因为金融体系的根本功能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只是一味地“风险回避”，过分地关注银行的改制，那么,银行的健康可能会以整体经济的衰弱为代价。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以补充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比重和扩大银行规模为主要目标,即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银行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在宏观经济和微观市场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很难起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的资本供给、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的根本
深化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解决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机制问题。如果说传统金融的主要机能是动员储蓄，将储蓄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的话，而现代金融除了以上机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并催生新兴产业。因为金融业无论多么重要，但归根结底是服务部门，是为实体经济投融资服务的产业。关键问题是储蓄如何转化为有效投资。
储蓄只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目前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因此，深化金融改革突破口不在金融业本身，而在于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求中。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可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一个能够高效率配置金融资源、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许多现实的金融需求在当前的银行体系中是不能得到满足的。目前大量的储蓄资金在银行找不到合适的贷款项目，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少一种能使金融资源自动流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效率改善的分配机制，从国外经验教训看，这样的效率提升机制就是创业投资和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有了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资本充裕的创业投资机构，全社会的投资行为就会向有利于技术吸纳和成长导向型企业倾斜，并产生数倍的引导带动功能，形成良性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并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改善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最活跃因素。中国经济要摆脱低效、低端、粗放、浪费的传统模式，实行成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关键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能否明显提高，而高新技术的普及水准和作用强度大小通常依赖于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完善状况，这已为国外经验充分证明。
因此，中国应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一个使金融风险下移和微观化的平台，而发展风险投资业有可能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制度变迁。发展高风险的新兴行业必须以创业投资和直接融资为主导，发展资本市场对于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无疑会比银行体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它将改善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银行系统风险也会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