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上承西周礼制社会，下启战国乱世争雄，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固守礼制传统与突破礼制藩篱相抗争，形成了礼乐崩坏与礼乐维护相交织、相抗争的局面。由于礼一直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求救治乱世的良方，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地位、作用等展开思考，以期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一、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朝以礼乐安天下的政治方针，而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使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普通百姓安守他们的职责和本分而不能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尚书 无逸》中周公明确地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不要沉溺于安逸享乐而荒废政事。《史记 周本纪》载：“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由于周初几代君王恪守礼制，励精图治，才有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随着时代的久远，统治者对创业维艰的感受逐渐淡化，不再有临深履薄的警惕，加上政权稳定，国力强盛，往往会导致君主唯我独尊，《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于是出现了违背体现王道的礼制的行为，“礼崩乐坏的内在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社会下层，而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故而《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之时“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出土文献有昭王伐会（桧）、虎方和南征荆楚的记载，但没有加以道德判断，司马迁大约是因为昭王南征不返而推论其失败之由为“王道微缺”。周穆王无故征伐犬戎，已开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端绪。
《国语 周语上》开篇即载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先告之以“先王耀德不观兵”的训诫，继之以“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的先王之制为依据，且犬戎之君能按照“荒服者王”的职分来王室朝贡，因此征伐犬戎将会废弃先王的训诫与制度，使政事陷入颓败，穆王不听，结果是“荒服者不至”。周人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天子有籍田千亩，籍田的收获用于祭祀，天子在春耕、耨耘、收获等生产环节都要亲自到籍田举行籍礼，进行象征性劳动，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同时也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吕氏春秋 上农》说：“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都邑），以教民尊地产也。”
周人对籍礼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史称“中兴之主”的宣王，在即位之初即废弃籍礼，毫不理会虢文公的劝谏。嗣后又横加干涉鲁君继统废长立少：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不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是事也，诛亦失，不诛亦失，天子其图之！”王卒立之。
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
嫡长子制本是维持周家政治稳定最重要的法度，王国维对此精辟地论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
仲山父的谏词可谓切中肯綮，宣王因自己的偏爱令鲁国废长立幼，就是以违礼的行为教喻天下，如果鲁国听从王命，诸侯仿效，则先王立长之制必废；如果鲁国不从，天子必然兴兵讨伐，那就是讨伐恪守王命的诸侯。无论讨伐与否，王室都会有过失，这样将会置宣王于两难境地。尽管如此，宣王仍然一如故我不听劝谏，导致鲁国的内乱。至幽王之时昏庸悖礼，宠爱褒姒、废嫡立庶、烽火戏诸侯，逞一己之私欲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最后落得身死国亡的可悲下场。
平王东迁，王室衰落，将历史推进到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旧有的政治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衰微的王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坚守礼制，必须依赖诸侯之力才能保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故而往往需要屈尊纡贵去迁就甚至讨好诸侯。以最能体现天子君权的册命礼为例，新即位的诸侯前往天子祖庙接受册命后才算取得为君的资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各诸侯国所立新君当有一百多位，而记载的册命礼却屈指可数，且大都是天子派遣使臣到诸侯国“来锡命”，且册命的原因又是王室有求于诸侯，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早年庄王宠爱王子颓，惠王即位后子颓作乱，败而奔卫，卫人伐周立子颓，惠王赖郑之力才得以复位，此次赐命齐侯就是为了借助齐国之力以伐卫；襄公十四年，为齐灵公二十三年，“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其原因是周灵王将昏于齐。《史记 晋世家》：“晋（缗）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厘王。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曲沃是晋文侯之弟桓叔的封地，桓叔、庄伯、武公三代封君都曾伐晋欲取而代之，为此平王、桓王都曾派人带兵讨伐曲沃，曲沃武公杀晋缗侯以宝器赂于厘王而得到锡命，神圣的天子权威已演变为直接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则是诸侯卿大夫随着势力强大，已不满于现有礼制规定的束缚而僭越犯上，襄王因叔带之乱出居于温，藉晋文公之力而得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
杜预注：“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晋侯请隧者，欲请以王礼葬也。”
晋文公恃有勤王之功，竟然请周王允许其死后得以天子之礼葬己。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成公二年，卫大夫仲叔于奚因救卫卿孙桓子有功，“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曲县”、“繁缨”是诸侯才能使用的乐器与马饰，仲叔于奚的请求显然是僭越诸侯之礼，并且得到卫侯的许可，后来孔子听说此事而感慨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主盟温之会，“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这就已经完全不顾君臣名分，出现了“以臣召君”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桓公五年，周桓王剥夺了郑庄公在王室的权力，郑伯不再朝觐，于是桓王以诸侯之师伐郑，郑伯出兵抵御，郑祝聃竟然射中桓王的肩膀，天子的权威在此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已显出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转变的趋势。
既然最能体现等级名分的君臣之礼都可以僭越，那么整个社会礼制松弛的情形就可以想见。春秋时期的“非礼”事件在《左传》等书中随处可见，涉及祭祀、继统、战争、婚丧、朝会、宴飨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卿大夫对天子诸侯失德违礼误国败政行为的劝谏，以保政事顺利天下安定。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谏卫庄公嬖人之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如果不加禁止则必生祸患，庄公不听，次年州吁果然弑桓公自立。庄公二十四年，为迎娶哀姜，鲁昭公将其父桓公庙“丹楹、刻桷”加以装饰，这是不合礼制的，大夫御孙进谏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昭公不听。又如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陈灵公君臣荒淫无耻，宣淫于朝，面对泄冶的直言忠谏，不但没有接受改悔，反而杀害忠臣，后又变本加厉，在夏姬家饮酒，调笑其子夏征舒取乐，最终灵公被征舒射杀，二子出奔，陈国大乱并为楚所灭，幸得楚大夫申叔时劝说楚王，方才得以复国。
从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开始，贯串西周中期到整个春秋时代劝谏的基本方法，就是着眼于道德训诫或者现实的严重后果，但绝大部分谏言都遭到拒绝。私欲的膨胀使人不计后果，直接的规谏已失去效用；“礼崩乐坏”日甚一日，其结果是带来社会全面动荡，即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乱世局面。
二、礼乐文化的现实影响
我们说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并不是说礼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经荡然无存，在春秋诸侯争霸局面的背后，周天子仍被奉为天下的共主，还没有一个诸侯可以取而代之。《左传》隐公四年，卫州吁弑桓公自立为君，不能安定百姓，于是通过其党羽石厚请教已告老的石碏如何才能稳固其统治，石碏建议州吁去朝觐周天子以稳定君位，虽然这是石碏设计要除掉州吁，但也说明州吁只要能觐见周王，他的君位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周王的权威仍然受到诸侯的承认。究其原因，是周朝的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数百年历史中已经深入人心，依然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主导。这样，一方面是人们所说的“礼崩乐坏”，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仍然是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手段，使东周王朝尚能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平衡，在纷乱中维持某种表面的稳定。
正因为如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往往能够以“尊王”的名义，在拱卫王室的同时，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以图霸业。《左传》僖公九年，齐桓公主盟葵丘之会：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而创立霸业，曾平王子带之乱以安定王室，周襄王派大臣宰孔赐齐桓公祭肉，以桓公年高有功而免其下拜，但桓公仍依礼下拜受赐。《国语 齐语》、《管子 小匡篇》及《史记 齐世家》都记有此事，并说齐侯下拜出于管仲的主意。
此说确有道理，《左传》僖公十二年冬，齐桓公派管仲和解戎人与周天子的关系：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
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管仲在齐本为下卿，虽有功于王室，亦不敢居功，坚持依礼辞谢天子以上卿之礼飨之。其实管仲并不是一个守礼之人，《论语 八佾》中孔子就曾批评他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劝谏桓公依礼下拜，是因为他深谙恪守礼仪以尊天子，方能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晋狐偃对此说得非常明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子带作乱，襄王出逃郑国，次年，秦穆公驻军于黄河边上，准备送襄王回朝，这对于新即位而欲建霸业的晋文公来说正是天赐良机，狐偃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
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因为送天子回朝以匡扶王室是符合大义的，可以得到诸侯的拥护，也才能称霸诸侯。
尽管诸侯的尊王守礼隐藏着其政治图谋，但从中可以看出礼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因为依礼行事就是坚持道义，可以化解矛盾解除纷难，鲁国在庄、闵之际内乱不已，邻鲁的强齐欲取鲁国，闵公元年，齐桓公派大夫仲孙湫借慰问鲁国祸难来考察是否可以取鲁，仲孙湫回答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仲孙湫不但以“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打消了齐国取鲁的念头，还建议桓公“宁鲁难”、“亲有礼”以成就霸业。大国依礼行事可以获得诸侯的拥护，小国守礼则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郑国介于晋楚等大国之间，常常面临大国的侵凌与争夺，郑国恪守礼仪并灵活地与大国斡旋而得以保全，襄公九年诸侯围郑，郑人求和，盟于戏，晋国以强凌弱，其盟辞说：“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郑国对此并不买帐，指责晋国发动战乱以要挟结盟，郑国只能唯礼是从：“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
由于郑国的盟辞符合礼义，晋人自知理亏，故得以依郑结盟而成。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北宫文子经过郑国时评论说：“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
哀公十五年楚伐吴，陈使者赴吴吊问，入境而卒，依礼吴国当为使者殡殓，但吴国却拒绝其柩入城，陈国副使据礼力争：“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
迫使吴人依礼而行，最终得以不辱使命。即使是战败的国家，在外交谈判中也能够以礼为据使国家转危为安，宣公十七年，晋景公使郤克到齐国召请齐侯参加盟会，郤克是个跛子，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躲在帷幕后面观看而笑出声来，献子大怒，出来发誓说：“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齐国的无礼是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的主要原因，后来齐国战败，派国佐向晋国求和，晋人就要求以齐侯之母为人质，同时齐国的田垄全部东向。国佐从对等地位上以齐侯之母即晋侯之母，责备晋人以不孝来号令诸侯不符合道德；先王因地制宜确定天下土地的疆界地理，要求齐国田垄全部东向是违反先王规定而不合道义，国佐对于晋人的无理要求，以礼力争，并晓之以利害，最后达到求和目的，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外交频繁，礼成为调节各国关系、维护国家尊严的重要准则，在残酷的战争中也因为坚守礼仪而显出人情的色彩。襄公四年陈成公卒，楚将伐陈，闻丧乃止；襄公十九年齐灵公卒，晋士匄侵袭齐国，到达谷地，闻丧而还。军礼中有不伐丧的规定，国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疑是灾难，不可再加之以师旅，因此楚、晋两国的行为受到人们的称扬。成公二年鞌之战齐国大败，齐顷公在逃跑时被晋军追及，晋司马韩厥在俘获顷公时：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依礼卿大夫对外国国君亦自称为臣，韩厥虽然要俘获齐侯，但对方毕竟是国君，故而先“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行君臣之礼，只不过齐侯与车右逢丑父换了位置，使韩厥错把丑父当作了齐侯。更为有趣的是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在战争过程中晋国郤至三次遇到楚王都下车脱下头盔，向前快步而走以表示恭敬，楚王因其有礼而称之为君子，并派人前去慰问是否受伤，郤至依礼受命，三次肃拜使者而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竟然展现出彬彬有礼的和乐画面。
礼不仅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固守的原则。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
虞人是为国君管理猎场的官吏，地位低下，但相信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当齐侯不是依礼召见他时就敢于拒绝前往，齐侯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好赦免他。更有甚者把礼看作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文公十五年：他年，其（穆伯）二子来，孟献子爱之，闻于国。或谮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
鲁国穆伯客死于莒，他在莒国的两个儿子回到鲁国受到孟献子的喜爱，却有人诬陷他们将要杀死献子，仅仅是因为别人的谗言可能给他们带来“远礼”的名声而自杀，悲剧的背后是以生命对礼的扞卫。尽管春秋时期礼制已受到极大冲击，但礼乐文化的光芒仍然烛照着整个社会。
三、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如果我们从“礼”的角度来观照春秋的时代特征，无疑可以说是礼乐崩坏与维护的交织与抗争。
礼作为道德思想、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规定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约束人们身体力行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有着不愿受到束缚的一面，春秋时期王室逐渐衰落，这样对于强大的诸侯以至卿大夫而言，缺少了有力的约束，他们突破限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层层大肆僭越或者废弃礼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这样必然引起人们对礼制的极力维护，因而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的抗争，进而促进了礼学思想的产生。
为了挽救春秋礼乐崩坏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人们高扬“礼”作为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人事，《左传》一书记载有大量“礼”或“非礼”的事件，即已表明谴责违礼行径和褒奖守礼行为的立场。不仅如此，人们还开始自觉地对“礼”进行思考，认为“礼”与人、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通过“礼”来预测人物命运、事态发展等，《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
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郑公子忽先婚配后祭祖违背婚娶之礼，陈鍼子认为这是欺骗其祖先，不可称为夫妇，预言他将无后于郑，公子忽虽然后来即位为郑昭公，但不久即为高渠弥所杀。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晋国遭骊姬之难一直内乱不已，周襄王赐命晋惠公本是确立其君位的重要典礼，惠公却受玉不敬，内史过据此断言惠公的后代将不能享有君位，惠公之子怀公果然于僖公二十四年被晋文公所杀。《国语周语上》记载此事甚详，紧承其后又载有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文公受命之礼一切合于礼仪，所以内史兴回朝后劝说襄王善待晋国以结为援：“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
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并送襄王回朝，又于二十八年主持践土之会成为霸主。《左传》记有众多因在宴会朝聘享礼中行“非礼”之事而预言其人不得善终且灵验如响的例子，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叔向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因为怠于礼则政有失，政有失则难立身。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定公十五年子贡更强调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
人们认为坚守礼制可以保卫社稷安身立命，违背礼制必将带来灾难祸患，那么“礼”何以能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
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天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也是人间法则的根据，文公十五年鲁国季文子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认为礼上本于天，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赋予礼以神圣性、合理性，这样就树立了礼作为天地法则的权威。昭公二十五年郑国子大叔称引子产的话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即礼涵盖天地宇宙之间，是人们立身行事的准则。子大叔进而发挥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不仅突出了礼的神圣至上，还强调人要不断改造自己达到礼的境界；昭公三十一年也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作为君子要时刻以礼来检验自己，一切行为都要合于礼。对此，人们又提出了由道德修养以达到礼的境界的具体途径。昭公二年叔向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
忠信卑让既是人们行礼时的态度表现，也是对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要求。昭公二十六年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晏子认为礼与天地共生，以礼治国由来已久，要求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应遵守其相应的道德准则，并以此描绘出礼制规范下人们的道德图景。
树立礼的权威、追求礼的境界，都是为了干预社会现实，维护社会秩序，隐公十一年借君子之口有着极为精当的概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在这一准则指导之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礼的功能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如齐观社为非礼：“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
认为国君以礼治民，凡与此无关的事情都不能去做。僖公元年，诸侯救援遭到狄人攻伐的邢国，并为迁到夷仪的邢国筑城以解救其患难，《左传》作者于是说：“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认为诸侯之间不应相互对立，而是患难与共。卫子叔、晋知武子在鲁襄公即位的元年依礼来聘而受到赞扬，“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在清除安葬所要经过的道路时，子产让人绕开当路的房屋而不拆除，君子认为子产知礼，因为“礼，无毁人以自成也”。不损人利己，这也是一般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昭公三十年郑游吉说：“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
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抚小国，才能以礼协调强国与弱国关系。襄公二十六年蔡国声子（公孙归生）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认为劝赏、畏刑、恤民三者是“礼之大节”，礼又包括治民的各种手段。这样，礼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具体事情上面，只要符合国家社稷利益，能够安定百姓人民，都可以称之为礼。正如徐复观说，礼的发展“是将人文精神，及客观需要，不断注入到里面去，使礼的生命，得到合理的成长；再由成长的生命，推演向现实的人文世界的”。
西周是儒家所艳称的礼乐盛世，礼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神圣性、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在古代社会，事情常常是这样，人们对一个事物多半是在传统的习惯中作为当然的事实和前提加以承受。在一个事物尚未受到怀疑和损毁时，人们也不急于去探索它的内在实质。常常是在一个事物面临危机时，人们才去发掘它的实质。反对者是为了推翻它或取而代之；维护者则要说明它存在的内在依据。”
面对春秋礼制崩坏，道德的劝诫已经无能为力，于是人们从礼本身入手，通过阐释礼的意义、提升礼的地位、拓展礼的功能以及通过自我修养达到礼的境界，使礼成为涵盖道德、政治、伦理等多方面的天地法则，将礼树立为一座精神高标，希冀以此来救治社会规导人心。因为这些论述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言，所以显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不过已经为儒家礼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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