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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分析
孙昌军周亮
（湖南大学法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７９）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状况，以及比较不同时空条件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程度。对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上，有必要掌握尽可能准确的统计数据，并分析数据下潜藏的犯罪原因与趋势，进而寻求有的放矢之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犯罪率；统计分析
【中圈分类号】Ｃ９１３．５【文献标识码】Ａ
客观地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总数、未成年人犯罪率等统计数据，有助于科学、准确、及时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并在考察、剖析犯罪现象的基础上，发现和探究其深层的犯罪原因，进而制定有的放矢之对策。在参考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３年共１３年的《中国法律年鉴》之《全国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表》，以及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之《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希望能对我国近十余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做一个浅明简要的分析。①
表一：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统计表②
年份判处罪犯
总数（人）
１９９０判处未成年罪犯总数（人）４２０３３
３３３９２
３３３９９
３２４０８
３８３８８１４—１７周岁人口总数（万人）９０３４．４７９２７．９未成年人罪犯占总罪犯百分率（％）７．２４％６．５８％６．７７％７．２０％７．０４％未成年人犯罪率（单位：万分之一）４．６５４．２１４．３４４．２５５．１７
４．６３５８０２７２５０７２３８４９２８１７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７６８８．２７６２５．９４４９９２０５４５２８２５４３２７６７４２２．４７７３４．５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３５８３２４０２２０６．５９％６．０４％
５．７８％
６．３６％
６．６４％６６５５５６５２６３１２５２８３０１６０２３８０
６３９８１４
７４６３２８
７４７０９６８６５８．５７５６２．８７９４６．４４．６４４．０２４．２４４．９７５．１４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３０４４６３３６１２４００１４４１７０９４９８８３５８８７０７８２５．１８３９９．７８４３４．４６．６５％６．６８％７．８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６．１１５．９３９３８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７—２５
【作者简介】孙昌军，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周亮，湖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中国法律年鉴》，每年由中国法律年鉴社出版，２００３年数据需２００４年９月公布；《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每年由中国统计局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５年数据尚在统计编排中，故本表只截至２００２年的数据。其中１９９０年人口数据为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００年人口数据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其它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历年抽样调查的推算数据，本表１４一｛７周岁人口数根据各年度分年龄数据统计而成。
＠本表中未考虑犯罪黑数（隐案数），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反侦查能力低，案件侦破率高、诉讼周期短，故依照每年被判刑未成年人总数基本能反映该年度未成年人犯罪状况。
表二：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度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严重刑事案件的比率。【，
年份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ｊ畦重罪的未成年
人占未成年人犯５７．７％５９．４％６４．４％６８．５％６４．８％６５．１％６５．５％６４．５％罪总数比率①
一、对以上两表分析
１、未成年人犯罪总数逐年增加，新一轮未成年人犯罪高峰将持续至２００８年。１９９１年我国刚刚迈过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峰期，在持续９年较低的犯罪总数之后，１９９９年又迈过４万大关后，已连续四年持续攀升，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预计此次高峰将持续至２００８年以后才会有所缓解。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该年度１４—１７周岁人口总数，一个是未成年人犯罪率。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１年为我国人口生育的一个高峰期，从而导致在时隔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正面临一个１４—１７周岁未成年人高峰期，预计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该年龄段人口都将维持在每年９千万以上的总量。该年龄段人口基数大而犯罪率又稳中有升，预计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会突破６万人每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未成年人犯罪会保持在５万５干人以上，直至２００８年该年龄段人口降至７干５百万左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才可能渡过此次高峰。
２、未成年人犯罪率稳中有升，形势严峻，且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明显高于城市。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维持在万分之五左右，基本与我国全国总人口的犯罪率持平，而实际上，１４—１５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类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１６—１７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则远远高于万分之五的水平，大约在万分之七到八以上。未成年人犯罪率近年来同全国人口犯罪率一样持续上扬，丝毫没有降低的趋势，足见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仍有待加强。例如，安徽省近五年来，全省未成年罪犯年平均增长率为７．２％。
【２】并且农村籍的未成年人犯罪增多，占犯罪未成年人中的８０％左右。嘲相对而言，城市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则较低，如上海市虹口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传成效卓著，广大教师和家长越来越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筑起了一道预防违法犯罪的牢固围墙。２０００年全区未成年人学生犯罪率始终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其它统计数据也同样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高于城市的规律仍然存在。
３、未成年人罪犯在所有罪犯总数中占７％左右，即全国每年新判处的每１４—１５个罪犯就有一名是未成年人。此外，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１４—２５周岁青少年罪犯占年罪犯总数的３４％一３９％（九十年代初一度维持在５０％左右）。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仅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１８％，总体上讲，１８—２５周岁的青年犯罪人才是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因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简单等同于青少年犯罪问题，两者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只是在犯罪学上由于在犯罪原因和预防上的共同才一起考虑。而且，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不同，其思想、性格和行为模式均未定型，可塑性较大，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期间应着重于教育，矫正其人格，帮助其完成社会化过程。
４、未成年人犯重罪的比率高，近年来一直维持在６０％一７０％左右。据统计，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犯罪类型出现：（１）６０％的未成年人犯罪都为暴力型犯罪。所谓暴力型犯罪，包括抢劫、杀人、伤害、爆炸、强奸等犯罪形式，其犯罪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未成年人之所以采取暴力的方式作案，影视媒体、网络、同伙等犯罪亚文化的影响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同时未成年人也不象成年人那样具备利用智力、职务、诈骗、复杂技巧进行犯罪的能力，只会使用暴力这一最为原始的手段进行犯罪。（２）团伙型犯罪占到未成年人犯罪总量的５０％以上，例如２００２年此类犯罪在甘肃、安徽两省的未成年人犯罪中均占５４％，在山东省为７２．９１％。［５１所谓团伙型犯罪，包括盗窃团伙、流氓（斗殴）团伙和抢劫团伙等，未成年人处于独特的心理年龄段，“从众心理”明显，辨别是非抵制诱惑的能力不强，易被帮派组织所吸收和利用。且大多是初犯，单个
作案则畏畏缩缩不易得手，或因犹豫而中途放弃，团伙犯罪则可以将风险和责任分散，加之相互暗示相互模仿，而敢于冲杀敢于下手。（３）物欲型犯罪。据统计，８０％的未成年罪犯１２岁就出现偷盗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但追求玩乐相互攀比的心态较成年人更强，未成年人刚步入社会易被不良的价值观所误导，从而不择手段偷盗、抢劫财物。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的解读
１、未成年人犯罪率统计的意义及完善
与不分年龄段的犯罪率统计相比，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更具有准确性。通常我们计算一定时间内某一地区的犯罪率，是将其犯罪人数除以其总人口数。事实上我们知道，ｏ一１３岁的人不可能实施犯罪，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相对也很少，而０—１３岁的人约占总人口数的２０％左右，逐渐步入老年化社会的我国老年人人口（以６０岁以上计）约占当前总人口数的１１％左右。【６】有学者提出，只有把犯罪率与总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全面准确的结论，并主张计算犯罪率最为科学的计算公式应该是用“某地区一定时间内的犯罪人数”除以“该地区一定时间内人口中可能犯罪的总人数”。其中，犯罪人数必须经过法定诉讼程序予以确认，至于如何确定一定时间地点内总人口中可能犯罪的人数，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数予以代替。【７】在我们的统计中，未成年人中可能犯罪的总人数既包括１４—１５岁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也包括１６—１７岁的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我们认为，进行分年龄段的犯罪率统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避免了不分年龄段将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计算在内的弊端。
当然，也应该看到，未成年人犯罪率受到立案率、破案率、破案速度和诉讼效率的影响与制约。一方面，立案率越高，犯罪黑数就越低，再加上破案率越高，才意味着经法定程序确认的犯罪人数就越接近事实上的犯罪人数；另一方面，破案速度和诉讼效率也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率中的犯罪人数都是一定时间内经法定诉讼程序所确认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是在该时间段内作案的，通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以该时间段内经法定诉讼程序确认的犯罪人数代替该时间段内发生案件的总人数。所幸的是，在现实社会中，未成年人犯罪反侦查能力低，案件侦破率高、审判周期短，故依照每年被判刑未成年人总数基本能反映该年度未成年人犯罪状况。
２、未成年人犯罪总量的再认识
未成年人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某～地区内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程度。但并不等于说，两个未成年人犯罪率相同的地区其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程度就相同。因为犯罪率只是一个相对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犯罪的实际总量这一绝对指标。
一方面，犯罪的实际总量由具体的犯罪数量决定。好比对于甲乙两地，未成年人犯罪率虽然都是万分之五，但甲地有１０万未成年人且占总人口的４０％，而乙地只有１万未成年人且仅占总人口的１０％，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侵害对象往往是未成年人的规律，那么，粗劣地计算，甲地的每一个未成年人可能面对５０个未成年犯罪人的威胁；而乙地每一个未成年人只可能面对５个未成年犯罪人的威胁；作为家长，为了孩子会宁愿选择乙地居住而非甲地，作为警察当局，甲地总人口４０％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也显然重于乙地总人口１０％的未成年犯罪问题。
另一方面，犯罪的实际总量也由犯罪的质量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决定。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并不相同，例如，一起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究竟相当于一起盗窃案件的多少倍？这一起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比另一起杀人案件大多少？目前较为简单的办法是把各种犯罪的刑罚（法定刑或宣告刑）经折合计算以后作为它的犯罪量值。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各种犯罪类型的危害性量值的换算相对要比成年人犯罪简单，因为１４—１５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八类严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且总体上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和犯罪手段较为单一，主要是较为典型的暴力犯罪、侵财犯罪和性犯罪，不存在职务犯罪、政治犯罪、军人犯罪，且高科技犯罪、危害社会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也较少。因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用未（转第２４页）
的时空内发挥作用。从学校安全保护工作“预防第一”的观念出发，权利保护工作的合理到位将阻滞权利救济程序的启动。同时，在立法中对权利保护的设定要比权利救济的规定更具效益。因为“某人必须提供给另一个人的保护价值，是由合理性的概念及社会的行为准则来界定的。对合理性及社会的行为准则的检验标准在权衡预防成本和预防收益中产生。”【１６】（Ｐ５１０）因此，在对权利立法的过程中，在重心选择上更应强调对立法权利的保护。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权刹救济”的重要性。权利立法既要根据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把主体在社会关系中应有的权益确认为法权，又要通过法律责任和程序法的规定，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但相关主体在这种法律责任关系和程序法关系中的权利必须能够得到前在的保护，否则“救济性”权利起不到救济的本原作用，甚至可能会造成对权利的更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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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建龙】
（接第３５页）成年人的人犯罪率还是能够较好的反映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状况的。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传统的做法是加大犯罪预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在肯定加大犯罪预防投入的同时，也应当注重预防方法的运用。我国“综合治理”的主张是值得肯定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也应当继续坚持。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在主张“以人为本”的预防方略的基础上认为：在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中，１４周岁至不满１８周岁这一期间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形成的犯罪人格具有临时性，较为容易矫正。刑事污点消除制度能够有效避免给未成年犯罪人打上永久的标签，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挽救和改造”的刑事政策。人格调查制度走进少年法庭，能够细致评价未成年人的人格发展状态，是人性化施法的体现。推行社区矫正制度，能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良好的“人格环境”，促进其人格的健全和发展。而只有正确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规律和动向，才能寻求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的放矢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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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芹】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分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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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孙昌军， 周亮湖南大学法学院,长沙,410079青少年犯罪问题ISSUES ON JUVENILE CRIMES AND DELINQUENCY2004(5)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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