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从地理差异上来看，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代表人物有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雅明，萨特和阿尔都塞等，西马的代表人物所在国家尽管有着工人运动组织，但共产主义并非官方意识形态，他们的家庭和生活环境也未给他们提供充分进入工人运动的条件。他们的理论主张的特点也和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代为他们提出了相似又特殊的问题，而他们对时代的难题给出了自己特殊的答案，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双重幻灭的境遇出事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血腥的事实让欧洲人在巨变过程中惊慌恐惧，不仅使自有资本主义美好时代的美梦不再有，也使当时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信奉的时机成熟之际新秩序应运而生的经济决定论名声扫地。二战之后法国共产党执行的苏联斯大林主义路线，使得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反抗对象。对资本主义本身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双重幻灭，使得这批知识分子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讲话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要求下创造出来新定语的马克思主义。西马理论者已经使文化理论的丰富性战胜了经济和政治理论，他们关注的焦点已经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问题了。
卢卡奇
师从席美尔（客观化/对象化）
启蒙时期的欧洲的市民社会，尊重个性，提倡自由，堪称主观文化，进入19世纪之后，人的关系受金钱支配，日益变作冷酷无情的客观文化：它倒行逆施，榨取认得单一潜能，导致其它资质荒废。此一客观化过程，竟将欧洲人亲自打造的现代文化，变作异己之物：它违背其心愿，封闭期心灵。这文化愈是繁荣，人的精神就愈加贫乏。如此人与文化的严酷对峙，边酿成了一种文化悲剧，悲剧何在，客观文化有人类活动专门化造成，其手段区分的越细，劳动者所表现的人格就越少。
异化Alliennation
异化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它有悠久的历史，比如，犹太理论中，异化指的是人逐渐疏远上帝，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人类之间，人和自热和谐的生活，后来出现了一种断裂，导致人类与社会和世界的疏远，人类成了异乡人。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也涉及个体的无力感和自我疏远，然而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异化状态和商品化过程联系起
来，并强调资本主义和异化必然联系。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论述了异化是如何从私人劳动，从商品生产中出现的。他指出异化有四种表现：即工人被剥夺了对产品的控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对他本人控制，最后阶级与阶级之间也相互疏离异化，从而将社会与阶级对立起来。这种生产和生产成果疏远的异化状况意味着人也从自身中异化出去，就是说，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劳动中实现自身，无法充分发展自己个性的诸多方面。
马克思的无力感和疏远感不同，韦伯认为异化主要是关系到无意义性和疏远感。在前现代时期，宗教通过把人们生活中的事件归置到更广大的模式中而为个体提供了意义。因此，个体可以从宗教中获得抚慰，因为宗教帮助人们找到了意义，也为人们在宇宙中找了位置。然而随着世界合理性化和知识化，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合理性思想将取代宗教思想，从而导致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空虚而没有目的。韦伯将这一过程成为祛魅。他认为官僚化是导致异化的最重要原因。
物化Reification （商品拜物教）
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学者发展的哲学，尤其是卢卡奇。卢卡奇提出，由于商品拜物教，人类自身的劳动被异化成了某种独立于他之外的客观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卢卡奇指出物化这一术语指的的是商品拜物教向人类意识和行为的扩张，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商品形式已经成了普遍的结构原则，物化渗透到哥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人类主体性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深的越来越决定性的越来越明确的伸到人的意识当中。所有人类的能力，包括意识都被物化了。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位对物化进行了最为系统研究的思想家。他的物化学说同样是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他认为物化是一个社会范畴，他指涉意识被决定的方式。因此，说某种东西被物化了并不是说人际关系以物化关系的形式出现，而是说人际关系以事物属性的形式出现。阿多诺的理论中，物化起源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原则是一种统一化力量，意在取消任何质的区别，代之以量的等同。事物之间的值得区别成了价格的差异，更严重的是，交换价值的普遍原则已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就是说在资本主
义条件下，人们生活各个方面，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和文化都被物化了。表面上看来是特殊性的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个体性和特殊性。
韦伯（文化决定论）
新教伦理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和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酵母，应该是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新教精神。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的许多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轮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营利，更不能简单等同于贪欲，恰恰相反，资本主主义是对贪欲的抑制，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而又系统追求利润的态度，表现在经济行动中，他是利用和平方式获得预期利润，表现在思想方法是理性和禁欲。最重要的是，节俭有度，诚实守信，精明强干，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上，固守着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原则。
工具理性
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敲掉节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成功来荣耀上帝，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产生，同时也使工具理性获得充足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为人们的束缚。《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理性精神，其目的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的主体统治地位，从而促进人的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启蒙精神作为理性工具，认为之时和科学是万能的，然而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理性却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
理性reason
启蒙的核心概念就是理性，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的种种对立的看法，其实就是源自于他们对理性判别有别的看法。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人类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之相对立的是感受，感知欲望，是神秘，信仰和神启。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以笛卡尔为首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根本源泉，也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他们相信，现实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结构，因此，真理能够为知识所直接把握，当然有赖于理性，理性所领悟的是超越了感官经验的客体，即普遍物和其之间的关系。与理性主义相反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均来自与感官经验，因此也接受这些感官经验的检验。人是一系列感官印象的总和。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的是康德。康德认为知识的把握，既依赖于感官经验，又依赖于人的理性，就是说经验对知识的产生式必须的，但要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必须依赖理性。康德发现理性中有一些鲜艳的东西，提供鲜艳原则的理性被成为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相区分。
总体性
乔治卢卡奇对总体性的定义是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室，以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片面的方法来确定其本质。这原本是黑格尔的哲学概念，但在黑格尔那里，它是唯心的。
葛兰西西马之战略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包括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经济和权力的多元，二是其基本单位是独立的个人，三是契约社会，四是高度自治。从社会学角度讲，市民社会是国家或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家庭企业和社团）之间组成的社会组织，这些基本单位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并且自愿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从政治学角度，市民社会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在公民和公民权和法制等概念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化的关系。基本上属于民主政体范畴的概念。
文化霸权（hegemony ）
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到了19世纪以后，他才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和控制。到了葛兰西手里，被用来描绘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但这种支配好统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更是一种普遍性的控制，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和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到大众意识之中，被从属大众接受为常识和正常现实。
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的讨论。葛兰西霸权理论和法侬保守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论述，都是文化帝国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光晕Aura
光晕原指艺术品受人膜拜的特性，而艺术生产中，艺术的真实性收到干扰，大规模机器复制是艺术失去了光晕。
救赎Redemption
本雅明理论的核心是一种救赎和拯救性的批评。救赎在第一个层面上是指传统的复归，复归之路就是让被打碎的传统从现代性中被拯救，其原初的整体性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对本雅明而言，碎片指向整体，是昭示真理的象征。本雅明的碎片情节带有浓厚的卡巴拉色彩，碎片在卡巴拉的传统中象征着破碎圣器的一部分，是对原初整体的表征。本雅明深受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影响，对传统的尊敬深深植根于犹太教中，犹太教中最高最深刻的真理便是回归原初世界，返回到人类从天堂堕落到人间之前的一种世界和睦的状态，甚至是更早的天地浑然一体的前天堂时代。在本雅明的语言论中，语言代表是一种世界观，其功能在于为精神提供显性的介质，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功能。当语言从一种显现真理的介质成了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体系之后，语言变成了手段，是一种外在于物，并对物进行指涉的符号，从此语言堕落了，不再传达物的本质，而是被人类主体利用成了交流关于物的相关信息的工具。救赎在
第二个层面上是指对传统的修复和拯救。在犹太教回归传统范式的影响下，弥赛亚意识在本雅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塑造了他救世主义的历史意识。在本雅明的救赎体系中，历史与救赎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历史是一场灾难，“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历史天使看到的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砌到旧的废墟之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脚下”。救赎意味着历史的结束，历史没有目的，只有结束，只有末日。虽然本雅明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却无法肯定他一定能够担当历史的重任，在他看来，这只是救赎工具之一。
阿多诺西马之否定
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启蒙，究其原本的意图，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神话幻想，因此，启蒙是一种自由解放运动。但在这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主人意识也牢固的建立起来，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与世界的关系。一旦如此，自然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成为人类的资源，当这种模式形成后，启蒙走向了与原初承诺相反的道路，它变成了一个新的神话，一种唯我独尊的范式和大一统的独裁方式，最极端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时代，在对待犹太人和任何不入主流的他者热群问题上，他走向了新的由于和技术结合的令人发指的野蛮和暴虐。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走向反题的揭批。那么启蒙何以变成一种新的神话的愚昧？究其原因在于，启蒙在粉碎神话的过程中，汲取了神话了所有元素，即他也始于对自然的恐惧，并将对恐惧的表达变成了解释。而解释总是在已知事物的关系中确定未知，在神话中是从泛灵论的角度解释世界的超验性，在启蒙理性中，则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解释世界的规律性。无论哪种解释，都已经是以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或概念与事物的分离为基础，却都认为解释与现象同一。在这一点上，两者都建立在人神同一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的绝对话语权利的基础上。启蒙指责以上是神化的基础，本身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来说，就是按照培根的思想，建立普遍性的秩序，在第一原理和观察命题之间提供逻辑联系。这个第一原理就是科学理性，以数字有用为原则，把历史简化为事实，把事物简化为物质，把整个世界纳入一套公式，把一切关系简化为各种灯饰，以便符合现代交换原则下的的现代社会。但是启蒙把它绝对化了，一切不能还原为数字无用的东西都被称之为幻象和虚构，启蒙要用这种模式摧毁多元与异质，启蒙理性使人将自身代替了上帝。
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
否定辩证法是阿多诺给自己的哲学巨著所起的书名。人们几乎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等同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任务就是揭露充斥于其范畴中的种种矛盾，并通过依循这些矛盾的内在逻辑而将他们推至迫使这些范畴自我毁灭的地步，从而破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那摇摇欲坠的大厦。因此阿多诺坚持认为，辩证法必须彻底的否定，就是说，必须意识到被卷入这个被管制的世界的社会压迫和个体压制的程度。
将辩证法说成是否定的，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否定辩证法关注的是其概念与其客体的非同一性，同一性思维是阿多诺用来描述统摄性的分类性的意识的术语。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告诉我们某物是什么，他只是通过对个体进行分类，将所有的客体囊括以便认识客体。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将现象统摄在概念之下，剥夺非同一物的表达可能性的宰制工具。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将非同一物从同一性思维中拯救出来。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区别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文化工业把古老的和熟习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互相适应的，以便使它们自己构成一个几乎没有鸿沟的系统。这成其为可能，既是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文明的重压加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整体化的时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因此，尽管文化工业无可否认地一直在投机利用它所诉诸的千百万的意识和无意识，但是，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顾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是客体。文化工业使我们相信事情就是如此。大众媒介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着重点转到了无害的领域。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文化工业错误地把它对大众的关心用于复制、强化他们的精神，它假设
这种精神是被给予的、不可改变的。这种精神如何被改变的问题完全被置之不理。大众不是文化工业的衡量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尽管文化工业本身如果不适应大众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