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朋友快快来， 丢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青年一颗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 每当这首热烈的歌曲在心中荡漾，我的思绪就飘向那回忆的海洋。透过岁月的尘烟，我仿佛又看到了一堆堆篝火在熊熊地燃烧，一群群学生在激越地呐喊高唱。 “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9年，我15岁，正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争温饱求生存”成为全国各地普遍的呼声。4月1日，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团在北平（今北京）举行和谈，当天，南京6000多学生为争取和平与生存请愿游行，遭到军警和特务的殴打迫害，酿成死2人、伤百余人的“四一”惨案。 这消息传到重庆后，引起各校正义学生的震惊和愤慨。南开作为一所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学校，由各班代表商议，很快成立了“南开中学四一惨案后援会”。4月6日，我校代表王宗祥与各校“后援会” 派出的代表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遭到无理拒绝，随即各校相继开始罢课抗议。从4月9日起，我们南开实行全校总罢课。此时的重庆，掀起了学生民主运动的巨浪，我也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身到这股洪流中。 4月10日夜晚，我们上千名南开学生参加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广场举行的盛大营火会。眼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正向大西南进军，春风即将吹进山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渴盼解放的心情更加迫切。那熊熊闪亮的篝火，映红了一张张青春焕发的脸庞。我们胸中的火焰，也似这篝火在猛烈地燃烧！ 会上，“后援会”的同学高声朗读了《声援南京在四一惨案中遭迫害的同学宣言》，慷慨激昂的情绪引发了全场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反迫害争生存！”“反饥饿争温饱！”随后，市里一所男中同学们雄浑低沉的歌声响起:“尖尖山，二斗坪，包谷馍馍胀死人。弯弯路，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门。你要想吃干饭嘞，万不能，万不能！”接着，在啦啦队有节奏的掌声中，我们南开的男女生围成几个大圆圈边跳边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辛勤来耕地呀，万担谷子堆满仓……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随之，其他学校也围成一个又一个圆圈，尽情地唱着跳着。大家心里都明白，“山那边”指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伴随着一遍又一遍的欢跳歌唱，年轻人心中升起了无限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在篝火与群星相伴的夜色中，一群由男女生化装成工人、农民的两列队伍，举着火把，整齐、豪迈地向会场中心走来了。他们一面行进一面高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顿时，全场掌声轰鸣，千万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声融合进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在当时狼犬四伏的白色恐怖环境里，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句歌词只能用歌曲音符代替，但它作为光明的象征，已扎根在无数年轻纯真的心灵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也就成为我们真诚的选择。 正当同学们纵情地跳着、唱着的时候，会场外忽然发生骚动，一声声尖利、刺耳的哨音打乱了会场内热烈的气氛。只听大会主持人用喇叭高声宣布:“狗特务来了！同学们，不要怕！”佩戴袖章负责维持秩序的男生们，则横拿军棍拼命阻挡一帮要冲进来捣乱的坏蛋。这时大会主持人又用喇叭指挥说:“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并立即起了一个音:“团结、团结就是力量，预备―唱！”刹那间，“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奔腾的嘉陵江也为之共鸣，高耸的歌乐山也为之震荡。大家唱着嘹亮的歌，踏着有力的步伐，臂膀挽着臂膀，迅速连接各圆圈的人群，组成一道道密不可分的人墙。特务们见人多势众无从下手，只好悻悻离去。 4月11日与4月14日，我们南开中学在校内大操场连续举行了有外校参加的营火会和团结大会。在几十所学校数千人参加的团结大会上，各校表演节目庆祝“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成立，并决定4月21日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4月20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反动统治当局更加害怕学生示威游行，颁布了“十杀令”，采取戒严、封锁等各种手段继续阻挠和破坏。 4月21日，重庆的街上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南开中学的前后门都被包围，但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高呼口号，勇敢地冲出校门。大家手挽着手，整齐地发出怒吼的歌声:“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也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近千人的南开学生队伍冒雨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游行中，吕朝玺、李越等同学（他们是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成员）担任纠察，维护同学们的安全。赵晶片、张仲明等老师也参加了游行，韦延鸿老师还主动担任纠察，走在队伍的前头。年近六旬的副校长喻传鉴眼看劝阻无效，担心学生们的安危，也毅然决然走进游行的队伍中。我们冲破军警特务的封锁，与重庆大学、中央工校等学校的游行队伍会合在一起，使游行队伍扩大到了六七千人。 由于通往市区的路口已设了路障，国民党军警在路障上架起了机枪，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遵照“市争生存联合会”的决定，我们的游行改为分区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宪、特的包围恐吓没有吓倒英勇的南开师生，我们最终达到了在沙坪坝区域游行的目的。 在罢课期间，我校男女生的界限也被打破了。历来南开的男女生分部分班，戒备森严，极少往来接触。而现在，学校大操场里，男女生们纷纷走到一起，唱歌跳舞扭秧歌。高三男女同学共舞的《康定情歌》，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为让同学们开阔眼界，我校“争生存联合会”又按年级将男女生合编成10人小组，到就近农村去做社会调查。 从农村回来后，我们10人小组成立了《春野学习社》。大家一起学唱新歌，编写壁报，读进步书刊，开讨论会。在提高认识的同时，也增进了友谊。重庆解放后，我们“春野”同学多半先后参军，仍在校的只有男生冯立忠，女生文淑碧、韩继民、刘美珍。参军的女生有我和杨爱华，男生有李雅远、薛治、李文正、杨启炎。其中，李雅远为纪念参军入伍的日子（12月15日）改名李一五。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8月，李一五随同连队到湘西剿匪，在花垣县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追剿残匪时，不幸被恶劣的环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们参军同学中最先牺牲的，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就告别了人世，让众多的同学们唏嘘叹息。 三个老师的牺牲 在“四二一”学生运动中，有不少教师热情支持，积极参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年轻的男老师:赵晶片（1917――1949）、韦延鸿（1920――1949）、韦廷光（1920――1949）。 赵老师是四川开县人，两位韦老师都是南川县人。赵老师又名赵丕州，学生们给他取了个亲切的外号“赵大姐”。大概是因为他长相清秀，语气温和，爱护学生像个大姐姐一样。他当班主任，要求学生注重仪表着装整洁，偶尔还给学生钉个纽扣、缝缝补补。罢课以来，学生们的许多活动，像贴标语、跳集体舞、扭秧歌、开营火会、游行请愿等，他都带头参加。 韦延鸿老师看起来精明强壮，平时讲课生动有趣，颇受学生欢迎。他随手在黑板上画个圈，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形。他与赵老师都毕业于原中央大学数学系，先后于1947年、1948年来南开中学担任高中数学老师。他们同在一个教研室，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参加学生运动时也形影不离。 韦廷光老师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他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1946年来到南开任教。他在教语文课时热情洋溢，幽默风趣，有时借题发挥针砭时弊，慷慨激昂地痛斥当局，讲得兴起时激动得脸面通红。他经常向我们推荐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及《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阅的文字:“甚有得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他平易近人，很多同学都愿去他那里找书看，或听他谈论时事。人多时，他宿舍的地板被踩得嘎吱嘎吱响，有次竟把地板踩塌了。
这些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不幸在我们复课后陆续被捕遇害。 先是韦廷光老师，1949年5月31日晚他独自外出散步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抓走，失踪几天后学校才知道他的下落。 继之，1949年6月14日上午，天下着小雨。赵晶片老师正在学校宿舍批改学生作业，韦延鸿老师在教员休息室正准备去上课。一伙穿雨衣戴鸭舌帽的特务，猝不及防地把他二人分别挟持着带出校门。同学们发现后急忙紧追出去，边跑边喊:“不许特务抓人！不许特务抓人！”“还我老师！还我老师！”为首的特务见学生越来越多，口号声越喊越响，便让特务们都拔出了枪，同时叫来一辆中型吉普车，要将两位老师强行带走。这时，赵老师怕伤及学生，便婉转地劝慰说:“同学们，我们是清白的，请不要为我们担心。”这是他留给学生的最后一句话，语气还是那么亲切、温和，一想起来就令人不胜悲愤！ 眼睁睁看着敬爱的老师们被抓走，同学们满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忽然发现还有个特务在望风，大家一拥而上对他一阵痛打。此时，旁边响起枪声，高二4组男同学赵挥琴的右腿被特务开枪击伤了，鲜血直流，手无寸铁的同学们这才分散躲避返回学校。 就在这天上午，特务还到我们女生部受彤楼来抓人。要抓的是高二年级的郭辉鄂。辉鄂曾作为我校学生代表，在全市大游行前的4月20日，与其他各校代表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因此上了“黑名单”。特务找到她时谎称警备司令部要她去问几句话，问过后就送回来。幸亏她胆大机灵，声称一定要向学校请假才能走，旋即从特务手中挣脱，飞快跑进教学楼里的办公室，大喊“特务抓人了！”学生会主席饶明俐带领一大批女同学闻声赶到，将门口死死堵住，齐声高呼:“不许特务抓人！”紧接着，在校外与特务搏斗后的男生们也都跑来支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门窗围了个水泄不通。特务见众怒难犯，不敢强行动手，只好要求校方作保“通知家长，随传随到”，方才悻悻离去。当晚，辉鄂在她参加的民青的成员张儒品、吕朝玺、李越等同学的安排护卫下，化装成男生打扮，身穿麻制服，头戴学生帽，还戴副眼镜，连夜成功地逃脱了。 然而，被特务带走的赵晶片、韦延鸿、韦廷光三位老师却惨遭不幸。1949年11月29日，当解放军已逼近重庆，曙光即将照耀山城时，他们被杀害于白公馆后山松林坡，距重庆解放只差一天。牺牲时，赵老师才32岁，两个韦老师都才29岁。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人，只是普通正直的中学教师，但作为追求光明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甚至在狱中还参加绝食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他们和那些在烈火中永生的共产党人一样，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已永远铭刻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他们给青年学生播下的火种也未熄灭，重庆刚一解放，我们南开中学同山城的许多学校，就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 参军热潮 重庆解放第二天、1949年12月1日上午，我们看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路过沙坪坝的队伍，由于连续作战追歼残敌，他们的神态颇为疲惫，但仍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对市民秋毫无犯。许多战士的鞋破了，有的露出脚趾，有的没穿鞋用布条包裹着脚，布上还有点点血渍。自发来到街上欢迎的同学们和周围群众向他们使劲鼓掌，高呼“热烈欢迎解放军”。队伍停下来稍事休息时，老百姓便纷纷端出茶水给他们喝。一个军官站出来向大家表示谢意，并向欢迎的群众简要地说明:为了早日解放重庆，不给逃敌喘息之机，队伍日夜兼程，几乎是跑步前进，差不多每天要行军180里，现在还有任务，马上要到前面去与大部队汇合，他们不能在此多作停留。 一声号令下，队伍出发了。他们向群众频频挥手，同时用粗犷的嗓音精神抖擞地唱起了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望着解放军帽徽上耀眼的“八一”红星，我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目送着渐行渐远的队伍，心想，我能去参加解放军就好了。 真是天遂人愿。没几天，通过报纸和广告，就传来解放军“绥远1支队”和“绥远3支队”招收青年学生的消息，同学们奔走相告。正在这时，有两位戎装整齐、神采奕奕的年轻解放军来南开访问。他们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一位叫白矛，学的是经济专业;一位叫犁丁，学的是中文专业。他们于1949年3月天津解放时参军，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在与同学们的座谈中，他们说，我们共有一个校长张伯苓，咱们也算是校友，今天特来看望同学们。他们谈到部队急需吸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还讲述了他们参军后的亲身体会。又说，现在正在进行招收学生的工作，愿意参军的同学快去报名。这更增强了我们参军的决心和信心。 那天一大早，我便和班长陈世正等几个男同学（我们高二 3组理科班男女合班），一起徒步赶到城里道门口部队招生处。这之前，绥远3支队已率先经过考试录取了一大批学生，《国民公报》刊登了解放军录取754人的名单。我们虽然算是南开中学来得早的一批同学，也没赶上第一批的录取。由于要求参军的学生越来越多，绥远1支队这时主要采用面试的方式录取学生。 我为让自己显得健壮，面试前用双手使劲把脸搓得通红通红。主考人简单了解家庭情况后，着重询问参军的动机。我讲了参加学生运动和3位老师牺牲对自己的教育影响，还有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主考人最后严肃地问:“当革命军人要吃很多苦，有可能流血牺牲，你怕不怕？”我立即胸膛一挺响亮地回答:“不怕！早有精神准备。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准备去吃苦，去牺牲！”主考人和蔼地笑了:“人小口气倒不小，好，来吧，以后可不许想家哭鼻子哟。”他登记了我的名字，并发给一张报到的纸条。 其他男同学们也通过了面试。拿到报到纸条，他们兴高采烈地直接返回学校，我则急于先回家将参军的喜讯告诉母亲。 我的母亲谢在永当时任市区黄花园小学校长，我家就住在小学校里。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上了抗日前线，全靠母亲独自撑持养育子女，我们兄妹几人都有过投靠亲戚、寄人篱下的经历。母亲年轻读书时受过新思想熏陶，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她由衷盼望解放，无比欣喜地迎接解放军。当告诉她我已报名参军并被批准时，她虽面露戚容有些不舍，但并没有阻拦，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你哥哥也报了名参军，你们两兄妹从今以后不用我再操心啦，你们到解放军部队去受教育，未来的前途宽得很，要好生努力哟！” 原来哥哥薛昌陵和我参加的都是绥远一支队，我们将同一天离开重庆。今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年幼的弟、妹，还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可此刻的我，所有的离愁别绪都被参军的热情和喜悦抛到了九霄云外。 辞别母亲后，我便回到学校收拾行李。离别前夕，全班为我们参军同学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会。班主任李观方老师殷切勉励我们:要发扬“日新月异、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始终保持青年人的朝气热情，凡事说干就干，持之以恒，决不反悔。欢送会开得十分热烈，同学们踊跃发言，互相题词，临别寄语激情奔放，有鼓励有批评，真诚感人。我们班先后报名参军的同学共10名，除我外，有女生马娴华、刘美珍、彭崇伟（后因故未能入伍），男生陈世正、王国伟、王怀远（王万源）、张潜德（张光宗）、张柏（张子虬）、傅道鹏。至今我还珍藏着全班合影留念的照片和同学们临别签名题词的纪念册。 12月15日是我们离开母校的日子。上午，我在女生宿舍收拾行装。高三学姐郭辉鄂于课间来看我，并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希望你在那里面生活得充实，学习得够好。去掉旧思想的包袱，去掉我们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此我祝福你，深深地！别了，马上就要别了……最后，紧紧握手，同志！辉鄂1949．12．15国文课于 NK”。当时流行的看法就像她题词说的“我们都多多少少从旧的时代背来了包袱”，参军就是到艰苦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去掉“包袱”和“劣根性”，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对新时代有贡献的革命者。估计那时怀抱这种热忱与愿望从军的稚气青年不少，我也不例外。岂知，后来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为扔掉这个从旧社会带来的 “包袱”，特别是有关家庭社会关系的“包袱”，历经沧桑数十年，几乎耗尽了一生中的大好年华。 当天下午两点多，我们100多名参军的同学开始出发，南开校园沸腾了！从初三到高三各年级都有参军的，另外还有工友，送行的占了全校人数一半以上。师生们、同学们依依不舍:有的拉着手;有的攀着肩;有的千叮咛万嘱咐;有的眼含泪花相对无言。待我们到了嘉陵江边中渡口登船启程时，同学们的惜别情绪更达到了高潮。欢送的人群站在河滩上密密麻麻。船开动了，他们仍在河边追着船跑。船上，岸上，相互不停挥手，不断地喊“再见”“再见”。大家激情难抑，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辽河的水呀松花江的浪，那样的沉重那样悠长……”有人当即应景改词:“长江的水呀嘉陵江的浪，那样的沉重那样悠长……我们的眼睛已被泪水洗荡，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同学们呀同学们呀，我们在呼唤你呀……同学们呀同学们呀，我们在呼唤你，像长江的水，像嘉陵江的浪，那样的沉重，那样的悠长！”同学们就这样深情地唱着呼唤着，直到互相望不见为止。 到达江北集中入伍后，我们才知道绥远1支队、3支队，其实是第四野战军47军的139师、141师，为配合第二野战军三兵团解放大西南战役而入川作战来到重庆。140师虽未入川，但也从这次参军的学生中调去一批给以补充。此外，驻江北的军后勤卫生部也招了一批相关专业的学生。参军总人数1000多，大大超过了预定计划。部队随即成立了学生大队，男生3个队，女生1个队。我们最早接触比较熟悉的解放军同志白矛、犁丁分别担任1队和2队的副队长。南开参军的男生大多编入了学生大队2队2区队，将近百人。我们女生人少，组成一个班与其他学校女生合编在4队。带领我们女生队的是29岁的鲁文，他可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三八式老干部”，也是我参军后所在的139师宣传队队长。 1949年12月15日，以重庆江北为起点，我们开始踏上了军旅征程。之后，我们参加了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起参军的南开儿女有13位为国捐躯。除前面提到的李一五外，那12位同学都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他们的名字是:熊念西、夏嘉田、陈永恒、朱永昭、何全举、黄立煊、罗元勋、谭必慎、彭尧夫、晏声北、徐厚德、周承济。 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 我作为幸存者，在怀念他们时，回忆起罢课、参军、战斗，那些青春火焰猛烈燃烧的日子，那熟悉的歌声又在我心中悠悠回荡: 年轻的朋友快快来， 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青年一颗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