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鸦片战争给当时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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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残酷的鸦片战争从根上动摇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社会之经济基础已不在稳定。一方面，朝世界之先进靠拢；另一方面，被迫自掘坟墓，制造发展中的障碍。进？退？犹豫不决。
关键词：鸦片战争 经济 影响
正当清王朝国势衰微，江河日下，欧美各国却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海盗式的殖民掠夺，相继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扭转英国对华贸易出现的巨大逆差，其以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鸦片贸易不仅使烟贩大发横财，而且给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和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面对鸦片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时政府实施了严厉的禁烟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政府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英国要保护鸦片走私，必然地址和破坏正义的禁烟运动。于是，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引子，于1839年6月，派懿律率领侵略军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鸦片战争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由一个旧时代到另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社会之基础——经济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发人深思。
一、 封闭的经济被迫开放，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
自1640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和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半个世纪后，产业革命的浪潮迅速冲击着欧美等国的主要工业部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厂手工业，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西方列强逐渐崛起。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大量进口农副产品。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是地主资产阶级洋务派引导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从60年代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代表，以“自强”、“求福”为口号，创办了一系列的兵工厂、兵企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民用工业，如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句，修筑了唐山——胥各庄铁路。虽然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资本主义企业，然而，这类企业与旧式的封建官营的工业也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它已经不是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还雇用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的劳动者，及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所以，虽然这些军事工业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官营生产的旧质态，却已不纯粹昔日封建的简单翻版[1[]]。这些洋务企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开始出现自己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到了促进封建社会解体的进步作用。
正是在洋务运动的带领下，我国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个人投资办新式工业，如缫丝
厂、面粉厂、火柴厂等，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并且出现了发展的短暂的春天。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及民族资本的产生，加速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进程，这意味着封锁着的古老民族的经济要向开放着的世界经济轨道迈进了。这标志着封闭着的国家离先进的发展潮流更近了一步。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大新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总之，新的发展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做了铺垫，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二、 发展中的劫难——压迫下的畸形发展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将我们这个封闭着的清朝大门打开，香港英文《中国邮报》发表社论，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3]被“新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头脑的英美资产阶级，前推后挤地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大量掠夺丝、茶等中国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
《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实际上有了不可侵犯的权利。清政府不敢再“禁烟”、“迟禁”，美国鸦片贩子便得以逃交关税，更加猖狂地运销毒品。中国丝、茶向外国（主要是英国）的输出量不断增加。1842年-1846年的短短四年中，茶的出口增加一倍，丝的出口增加将近六倍。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量高于外国商品的进口量，但如将鸦片输入计算在内，情况就完全翻过来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数年间，每年均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在1847年—1848年间，估计中国每年须以白银支付的贸易逆差约为一千万元。
[3]丝、茶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的控制。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且不能不服从它的需要。[1]
棉纺织业是中国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是小农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英美资产阶级是以机制纱布的低廉价格为武器，由沿海、沿江和沿线的城乡地区，一步步地向交通不便的内陆腹地推进，逐渐破坏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反手进口工业排挤的其它手工业部门，如冶铁、制针等行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所有这些表明，战后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商品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并成为它的附庸。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的体制解体，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形成，这就意味着脆弱与不稳，又何况是面对强悍的对手——西方资本主义。
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本身具有不可避免地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管理的腐朽性。洋务企业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与内部矛盾，注定是昙花一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产生那天起就收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它们处于既依赖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中。可以说，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带有显著的软弱性。这些都难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
畸形下的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孕育畸形的阶级——买办阶级，一批典型的洋奴，是外国侵略势力的代理人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者。
当时经济的进与退已完全不能自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畸形的经济体制怎么会支撑起一个完整而强悍的政治体系？所以，在当时看来，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成必然。鸦片战争仅是催化剂，它加速了这种转变的进程。
不管怎么样，事物皆有对立面，我们要从正方两方面去看待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 主编 .《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545页.
[3] 《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05页.
[4]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 主编.《中国近代史 简明教材》.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