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相关
1、谈谈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确保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战略空间不受侵犯？
答：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是：
1、美国对我国安全的综合性威胁，美国虽然和我国并不接壤，其本土也与我国相隔万里，然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未来的走向面临的最强烈挑战依然来自美国。
2、日本对我国安全的潜在威胁，日本的“鹰派”外交部长前原诚司又公然捏造中日外长早已就“东海问题”会谈达成一致，并公然指责中国“中国稀土出口停滞”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表示钓鱼岛属于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总结近期东亚形势，中国在东亚地区遭受美、日、韩三方面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3、印度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度一直把中国视作对手而非朋友。而其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恰恰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上的竞赛愈演愈烈，也威胁了我国的西部形势。
4、朝核危机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影响
5、南海诸国对我南沙群岛的现实侵占，东盟多国与我国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而我国在南沙群岛的实际占领区并不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非法在我国领海采集油气的做法也是严重损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近期越南又在东盟峰会上向外界表示越南计划重新向外国军舰开放金兰湾。而无论是那个国家使用这个港口都必将对南海局势产生影响。
虽然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但总体而言向好的方向发展，趋于和缓：
1、国际大环境相对稳定，大国之间相对平稳
2、我国周边的热点地区冲突总体上得到不同程度缓解
3、我国和周边所有邻国之间实现了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4、地区集团化、区域化合作势头不断上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
面对以上国际周边安全形势，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
（1）国内实行民主，保障人权，改善民生，努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 ；
（2）与美国改善关系，与日本谈判解决争端，与俄罗斯、欧盟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与印、越、朝、
韩等国家改善关系，以谈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领土、核化等争端；
（3）加强区域合作，谈判解决争端，坚持和平共处；
（4）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强国防建设，提升军事实力，保持对敌对势力足够威慑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足够实力。
（5）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范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时时警惕、处处防范。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也是一种财富，它可以鞭策我们努力奋斗，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我国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国家的实力靠的是中央正确领导，更要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努力为中国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所处的安全状况和面临的安全条件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统一的大国，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
一、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V型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有中亚五国问题，阿富汗冲突、印巴冲突、印中争端等问题；V型线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之争、中朝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之争以及南中海之争等。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②。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而伊斯兰原教育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在中国西北边疆的传播，严重影响穆斯林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这一思潮不能有效遏制，那么，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成为中国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大患，并危及到中华民族的最高国家利益??国家统一。
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③。
（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90年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储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④。进入21世纪，日本决定建对付“中国海军舰艇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的“进攻型”的转变。
（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奋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
（六）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七）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二、增强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从苏联解体以及冷战历史教训得出，国家的竞争主要是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发展中心，以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1．促进经济稳固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是否安全，已经成为世办各国，面临重大问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成为世界各国安全战略的突出任务，在21世纪，我们经济发展存在以下不利因素。
（一）石油、土地、水战略性矿产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
（二）而在金融领域，中国财政到地方财政，存在大量赤字成为威胁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存在因素；人民币浮动汇率出现经常性的汇率波动，导致国际游资投机行为，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产生金融风险，而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制度及金融风险，金融体系脆弱性比较明显，“地下钱庄，洗钱和员金外逃现象愈演愈烈”。
（三）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加大了国际间贸易摩擦和矛盾，且对国际市场产生依赖性。
（四）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不利地位、缺乏经济安全保证。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探原新的方法和有效途径解决面临的弊端。
（一）增加经济安全观念。就是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做好预防，保障国家须介安全免受威胁，或把威胁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不受破坏性的冲击。
（二）把科学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打造创新国家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由传统的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扩张来完成发展的途径向以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途径，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追求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
（四）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用信化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提高我国整个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以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增加社会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这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经之路。
（六）加强金融全权制改革，监对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加以完善，特别是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使金融体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规避和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2、加强国防建设，维护中国的安全
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台湾地区的台独势力及其活动，国家的领土、
领海及海洋权益不断被侵蚀，面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传大复兴。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应理直气壮的发展国防现代化
当代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中国国防力量依然落后，而中国威胁论对制约着中国国防建设。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别国言论，威胁论是它国面对大国崛起由不习惯到习惯，有反对遏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中国就是在威胁论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西方国家逐渐接受中国的崛起，威胁论反而下降。只要我们国防力量保持在积极所规定的合理水平，我们就应该大胆投入，不必顾虑中国威胁论。中国通过积极军事外交，宣传我国和平崛起国策，并且在国际社会担负起负责任大国，国际社会会把中国军力发展视为正常的。
（二）自主建新，建立军事新思想
在科技强军上，向跨越式发展道路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宏集型向科技宏集型的较变，以信息化作为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应考虑建造航母舰队，以捍卫中国海洋，国土和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建立一支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信息化高的陆军部队，以及战略空军部队。
全军提高军事感慑和作战能力。
（三）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军事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信息化时代对军事人员的要求也是全面的，除了政治素质上，最重要的是科技素养，军事院校要从提高学员的创新能力开始，加大培训力度和培养步伐。同时建立一种能留住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样才能培养大批军事人才，提高国家军事力量。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作为国家力量的软国量，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国家安全运用的手段，是一个民族必须守望好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五大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⑤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手段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传播其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求使之成为加强接触、落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现代宗教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西北地区迅速蔓延，鼓吹“圣战”，采取暴力手段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某些西方国家还继续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把宗教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手段，而我国新疆，西藏等地之所以出现民族分裂活动，与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宗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进齐”。⑥因此，我们要制定独特的文化战略，以维护中华文明。
（一）弘扬中华文明，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民族认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产物。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汲取体现最深刻的人生和灵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
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自强不息、厚德戴物”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都迫待弘扬，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精神情怀，复原力和凝聚力，中国要实民族的崛起，必须利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崛起。
（二）加强文化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
在文明多样性的今天，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从而实现不同文明间互知、互谅、互补，进而达到共识，共存的目的，让世界人民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促进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提高国家形象。在文明交流中，我们必须克服文明狭隘主义，心怀开放精神，学习西方文明中的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热爱自由，践行民主，张扬正义的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等人文类文明精华。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三）要坚持文化创新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但是，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文化在继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也应该创新，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传统文化精华，摒弃糟粕，同时大胆汲取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融入中华文化，才能进一步壮大文化的整体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免疫力和抵抗力。
三、加强中国安全的国际举措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因此，我们要把握发展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国际安全环境，对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睦邻外交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以维护地区和平等稳定出发，妥善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问题暂时搁置，待历史事件成熟解决，防止霸权主义从中得利。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睦邻外交。
（二）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疑虑和戒心，而美日等国家发表所谓“中国威胁论”，企图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因此，为了消除周边国家的戒心和疑虑，积极开展首脑外使双方准确地了解双方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方针，加强国家间的关系。首脑外交对于中国和邻国之间增加信任，巩固关系起促进作用。
（三）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经济交往，因此，双方经济往来能促成双赢，在经济外交中，我们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在上海组织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与印度和巴黎斯坦等南业国家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促进经济外交，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以此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争取和掌握国际安全运筹的主导权需要发展中国家。
（四）开展国际军事交往，增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国际的合作，在东亚复杂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只有通全广泛的军事合作来维护地区稳定。努力同周边国家在安全与防劣的双边及多边的战略磋商和对话，增强相互了解信任。尤其同周边国家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参与海上搜救，打击海盗，打击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维护和行动。此外，中国不断扩大多种形式的对外军事交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与义务等国际军事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平做出自己贡献，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安全国际环境。
（五）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随着国际性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为了积极参与自己周边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对话和合作，于1996年参与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积极成为东盟的对话国。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为中国和周边国家提供了一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提倡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国家关系，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新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⑦。上海合作组织还在反恐打击分裂势力，国际犯罪，以及军事互信做出了贡献，但还应该加强这方面合作，但还应该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功能、促进多边机制基础的巩固还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上海组织，“准成员”地位争取中立“8+1”机制，以此同周边地区建立多边机制框架。在东南亚地区，充分利用东盟组织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1月6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中国在区域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随经济关系的紧密，双方的认同点逐渐增多，中国多次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阐述方在新形式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双方对此达成了一种共同认同，因此，中国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以带动周边地区和平安全进程。
四、结语
因此，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中国网12月13日讯：中国社科院专家近日将发布新一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2010年相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展望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两大议程值得关注：第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仍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规制中国的崛起；第二，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大选年，其内部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2011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了塑造“美国太平洋世纪”的战略安排，试图从
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安全上，美国继续升级“雁型安全模式”，不仅强化了美国与各亚洲同盟国的联系，也进一步推动“雁型安全模式 ”中不同梯队间的合作，以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经济上，强势推进TPP框架协定，塑造新的亚太经贸版图。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
展望2012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两大战略态势值得深入关注。第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加剧。一方面，奥巴马总统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在地区合作进程、地区议程的设制以及区域内其他合作机制等都发表了相关构想，这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南海问题矛盾升级，这一问题本来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主权争端，但近来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中美战略利益的较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但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对中国而言，岛屿因涉及主权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核心利益，而且海洋利益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未来的挑战是周边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改变既有的海洋秩序。
第二，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外交安全室）
1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中）、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右）和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举行会晤。美日韩三国外长当日在华盛顿会晤，讨论朝鲜半岛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新华社记者张军摄
变化一：一个巨大的雁型阴影出现在亚洲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
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11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在一位阿訇的陪同下参观一座清真寺。正在这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双边会晤后，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伙伴关系协议。 新华社/路透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
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010年11月23日韩国称西部海域延坪岛附近遭到朝鲜炮击11月23日，韩国西部延坪岛上硝烟滚滚。资料图片
变化二——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 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
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 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资料图片：7月23日，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在会议上表示了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与兴趣,称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关美国国家利益。
变化三——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9月1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两艘巡逻船将中国渔船夹在中间。当天，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中国渔船拖到冲绳县石垣港附近海域进行了模拟海上作业检查。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国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 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010年9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救援队抵达巴基斯坦 9月20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机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救援队队员走下包机。新华社发
变化四——“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
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10月29日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内出席越南总理阮晋勇为东亚峰会与会领导人举行的欢迎晚宴。这是与会领导人宴会前合影。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应对之策——中国应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
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涉外部门应对周边事务时要“善巧”。总体而言，中国力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尤其是当中国略显强硬时，周边国家十分敏感。对此，中国要明了周边国家的心态，善于周旋、善于借力。尤其在对待像日本这样的邻居时，中国要充分利用日本的战略优势，利用日本的国际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