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时光荏苒而逝，百代风华怆然凋零，历史在千年之后渐渐只剩余了他苍白的面容概貌，而细致的故事权术之争却早已难觅踪影，所以我们要论述李陵之祸到底是冤案还是耻辱之叛，已经是很难的问题了，而在我看来，它却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司马迁。
事情的经过在历史上就是短短的几句话，无非是司马迁不够圆熟，正在武帝大怒之际为李陵辩护，于是便引来腐刑之祸，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述之间蕴含着司马迁多少的悲情愤怒，看自序中司马迁祸前那句意气风发的“小子何敢让焉！”到刑后“幽于缧绁”，这中间的经历真是惨淡兼之苦闷，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中待遇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迁始终记着老父对己所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他苟且偷生的一个重大原因，而那段世传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算是司马迁狱中苦思的一场思想上的彻悟。如果有人说一个完全一路顺风的人能够写出传世之大作的话，我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艰苦的磨练，思想的成熟便不可能，而这番非人的待遇正是成就司马迁思想成熟的一个契机，之后才有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重大人生哲思。
受如此刑罚，只要是八尺男儿，都有三分血性，何况司马迁更是为了李陵能够仗义执言的人，所以，受到腐刑之后，司马迁必然是愤怒兼有愁苦的，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刘邦，项羽，李陵等人的中肯评价中看出，其实这已经是蕴含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些愤怒之情的，试想，如果司马迁几十年食皇粮，取俸禄，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太史，又是正值这样的昌荣盛世，怎么会不对汉朝的历史有所歌赞呢，但是史记中，至少我个人看到的说来，其中的中肯之言多过于奉承歌赞，这应该也算是司马迁的一种悲愤表达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又有言：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这是一种受了腐刑之后在世人耻笑之下的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我大胆的推测可能让司马迁产生了一种避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如果一露面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那他还敢于一直如以往般的行走于世么？所以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这些年中，应该算是以著书立说来逃避世俗，这从侧面上加速了史记的成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很明白史记一旦成书就是一部惊世巨著，所以，司马迁应该也有一种反抗的倔强心态在支撑着他创作史记，像凭借这部书来颠覆世人对他的污诟，而事实在他的年代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武帝是变相的以补偿来承认了自己当年之错，司马迁也得以以此书流芳百世。
这是我思考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史记著述的影响的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