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过对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接受
摘 要：通过苏过的人生经历、相关作品及权威研究资料，我们发现他的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主）带有对陶渊明“接受”的内容。加之以陶渊明作为中国文人的一个杰出代表，其文学作品、思想精神已具有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并为后世文人所追随。本文试着从仕隐矛盾论苏过对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接受，以寄笔者对“和陶诗”研究的兴趣所在。
关键词：苏过 陶渊明 接受 仕隐矛盾 人生态度
苏过（1072—1123），字叔党，号斜川居士，苏轼幼子，文具父风，时称“小坡”。有《斜川集》问世。至20世纪以来，有关苏过及《斜川集》的研究的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和专著数量并不多。
袁行霈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谈到“和陶是一种很特殊、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研究和陶诗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切入口”[1]。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2] 陶渊明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虽“少年罕人事，游在好六经”（《饮酒》）少时深好六经，抱着“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加之迫于生计出仕，但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羡荣利，最终他看淡宦海浮沉，与官场诀别，愤然离去，回采桑归隐，以躬耕自娱。他的组诗《饮酒》，《归园田居》等，东篱下的菊花，房前房后的五柳都是积淀着这个贫者隐士的安贫乐道的志向。
苏过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跟随其父苏轼频繁调动的十七年间饱尝人间冷暖，经历官场党派之争的相互倾轧的黑暗，苏过也迫于生计三次出仕。在其中的体味他以诗歌明志，以诗歌慰藉自我。与朋友唱和，借景抒情等都让我们看到陶渊明的影子。就人生态度这一论点，通过比较来探讨在仕隐矛盾中，陶渊明的安贫乐道到苏过箪瓢心的原因。
苏过在诗文创作中大量的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和沿袭陶渊明的思想，这不是偶然。显然，苏过对陶渊明是赞赏的态度，同时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接受了陶渊明的安贫乐道的志向。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我们假如把苏过看作是陶渊明作品在宋代的一个读者。朱立元先生在其著作《接受美学》一书中谈到读者在阅读中的快感与满足程度，取决于作品的真实性与读者自身的经历相一致，并同他担忧的心事密切相关。很明显这是从主体的动机出发来考察阅读的效果。同时书中还谈到读者阅读的目的不在于发现更多的文学，而在于文学中发现更多的自我。当然这是忽略了读者也可能是创作主体这一问题。从前面两人的观点来看，在仕隐矛盾这一主题上，苏过对陶渊明的接受，更多的是苏过与陶渊明的经历相似和思想上陶渊明给了苏过一种审美关照。正如苏过在其《小斜川并引〔一〕》中说道：“偶读渊明诗：辛丑岁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各赋诗。„„畸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兹事，取其诗和之„„。”
从二者的经历来谈，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
庶族地主家庭。苏过则是随其父天涯流落并经历官场党派之争。可见二者的社会地位都不高，都可以说是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 再者，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这是我国历史上世族大地主阶级专政门阀之风鼎盛的黑暗时代“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作为庶族地主阶级的代表陶渊明是看尽了社会的黑暗，社会现实对心灵的触动是极大的。苏过所处的正是宋代党派斗争激励的时代，历经官场波折，人生的最后10年，失去父亲又拥有妻儿的他迫于生计，无奈出仕，仅做过3任小官。可见二者的社会背景也如此相似。 在思想上，陶渊明给了苏过一种审美关照。“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和命题。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哲学也是出世的哲学。”[3]《庄子》强调，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由此说来，儒家是入世的哲学，道家是出世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仕隐矛盾一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论题。文人对仕隐矛盾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关于陶渊明的思想，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魏晋时期，老庄之学盛行于世，陶渊明接受了老庄的道家思想，主张顺应自然，委运顺化。“陶渊明以‘自然’为美，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苦恼，‘自然’作为解决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在袁行霈先生看来，陶渊明的思想中主要是“自然”“顺化”“养真”“真醇”。这四个词语中包含道家的哲学思想。陶渊明没有魏晋时期道家教徒企求长生不死的思想和放纵的行为，而是深刻理解老庄思想认为“有生必有
死”，并一生都坚守着“君子固穷”的高尚节操。而且自觉地将他的这种思想化于诗歌创作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在物我两照之中，化身于田园，得出的个人心领神会的“真意”。最终退出仕隐矛盾，归隐田园。陶渊明的思想让自己在人生的跌宕起伏和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起到了解决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的作用，同时苏过通过陶渊明看到了自我的影子。可以说，苏过对陶渊明的接受更多的是对他思想的接受。通过对苏过《斜川集校注》的统计，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这一文集中，苏过化用道家思想的地方达到了108处，可以说苏过对道家思想也有着一定的接受。“虽微栋梁求，幸免斤斧难”化用于《庄子·人间世》表达安贫不愿与世俗争。“众弃已甘棲广莫，先容那复慕轮囷”化用于《庄子·逍遥游》表归隐之志。“尘垢未忘扫，冰炭久已除”化用于《庄子·齐物论》表已看淡官场，欲归隐的愿望。比较二者对道家思想的接受，陶渊明是道家思想化为自己的哲学思考，而苏过更多的是强调道家思想对自己的“疗伤”作用，并未上升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但在我们研读《斜川集校注》时，我们发现在宋代的社会和个人风格下，苏过的安贫乐道俨然成了陶氏的“箪瓢心”。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道“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这里陶渊明表达了自己安贫乐道志向，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发展到苏过这里，苏过将“箪瓢”象征为一种隐士，君子固穷的意象。“故将箪瓢心，聊作粱肉砭。”这里在以箪瓢之心来治荣华之疢，箪瓢心即安贫乐道之志。这里是苏过第一次提出箪
瓢心，他欲用这颗心来让自己在仕隐矛盾和黑暗官场中获得一方净土。“箪瓢”一词在其文集中共出现了五次。分别为“岂知众所忧，箪瓢有佳况。”、“吾闻颜氏子，箪瓢欢有余。”、“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故将箪瓢心，聊作粱肉砭。”、“要将五鼎同釜铛，箪瓢未可轻原生。”
当然一个词语出现五次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我们应该看到词语背后作家所赋予的内涵。在三次入仕期间，苏过有过参政欲创立功绩的激进之句。如：“怀谒来中山，自许相如慕”对好友赵承之官满取得功绩的羡慕。“愿予一廛民，聊诵野老言。”希望朝廷重用他。但久游官场，苏过看来，“我方处世如铅春”“羊肠路九折”“世间轩冕如嚼蜡”来喻世路艰难，作吏之难。同时“强颜为升斗”“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吐”的官小地位低的处境。最终他
看淡宦海浮沉，生归隐之心，便发出“青衫满尘土，何时返樵渔？”的疑问。在《次韵曲水泛舟四首》中苏过说道“当时乞身归，买田将结庐。”（其一），又说道“性不事轩冕，敢从公卿游。”“挂芴看西山，不妨兹唱酬。”（其二）“佩弦吾敢慢”“田园当早办”等从这些词句中我们体会到苏过不事轩冕和辞官归隐急切的心情。“苏过诗中的“箪瓢心”更有深一层对世俗的厌倦和厌仕的情怀，他高唱“胸中朝市远，何必择所居”，“结庐何必在山峰，方寸湛然遗远迩”，“地僻心远人知少”，以实现自己“雅在东山醉”的愿望。苏过的“箪瓢心”是对陶渊明安贫乐道之志的高声唱和。其《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就这样抒写了人在仕途不自由的滋味“端来入世
网，竟坐形骸役”，“我如支离人，自负百钧趋”。他盼望这种违心的差事早日结束：“何时脱缰锁，著我林泉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箪瓢之心处世，苏过有着随遇而安，旷达自适的思想。在他于太原监税、郾城为官时期，与赵承之、孙若海、任况之等多有唱和。在《次韵任况之见赠》中“知君幼好切云冠，肯为浮名俛首千”与“地辟心远人知少，酒熟诗成我自欢”对比，以表自己无显达之望。同时他在《次韵孙海若见赠》中表达自己官小而知足常乐，安于职守的愿望。
出世的哲学的影响使陶渊明和苏过都追往隐士生活，但儒家的“济世”情怀让两位的诗文思想中添了入仕的追求。虽陶渊明和苏过都在诗文中说道迫于生计，为求一饱而为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入世的哲学的儒学的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也影响着陶渊明和苏过。
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独只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告诉世人他为修身倾尽毕生心血。并且陶渊明好六经，而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回归田园后，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劳动和写作。“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通过劳动在思想情感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他通过劳动开始和广大农民有了一些共同想法；“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逐渐和劳动人民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所以，陶渊明的与民同乐更多地是体现在与民
同劳动中的。
在宋代儒学大力得以发展和传播，苏过胸怀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苏过爱民恤农，一如其父。这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跟随其父被贬海南时，苏过作诗赞美父老的勤劳质朴，感激他们的盛情款待；也斥责统治者的奢侈残暴，掠民之物的阶级品性。看出苏过诗人的“仁爱”之心和“与民同乐”的情怀。 “常祈五百雨，未厌十日风。纷纷秀良莠，恐害嘉谷丛。”直接对天灾进行描写，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和怜悯。《郡守祈雨获应两首》与《讼风伯》二篇作俱作于宣和元年在郾城任上，前者表达对自己不劳作吃着官家粮的叩问，而生愧疚之情。后者则是关心百姓疾苦和国家民生大计，希望统治者能顺应民心，仁政治国。《再和》颂扬皇帝仁厚且知人善仁，可以看出他关心国家时事和命运。还有他通过赞颂郡守治绩，实际也在劝勉自己勤政为官，为百姓谋福利。 研读苏过，我们可以发现苏过爱民恤农主要是体现在关心国家大计和百姓苍生上，与民同耕作的诗篇我们在现有资料中并没发现。 陶渊明和苏过都是受着儒释道思想的浸润，在仕与隐有着各自的体味。陶渊明最终与官场诀别，在他人生的后二十二年间，以诗酒为伴，纵是生活困苦也不再出仕为官。苏过厌仕而不弃，我们也认为苏过未达陶渊明的“真意自得”的旷达之界。但是苏过的旷达自适也是他三次入仕的追求，在仕隐矛盾中求得一方乐土以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