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陵与金字塔
埃及与中国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发祥地。古文明之神秘，埃及当推金字塔，中国当推始皇陵。金字塔的出现比始皇陵早两千多年。中国没有像金字塔那么古老与宏伟的遗迹。始皇陵是中国最早的完好建筑遗存。
在神秘性方面能与金字塔相媲美的只有始皇陵。秦始皇陵埋有许多至今未能破解的秘密。没有神秘力量的参与，兵马俑坑出土的铜马车的项圈，怎能将金与银焊接在一起呢？须知，今人也没有掌握这一高难技术！这与金字塔塔砖的抛光度同为不解之谜。
兵马俑稍大于真人，烧制如此大的陶器，极易受热不均，兵马俑却浑然一体，造之者真神手也。
金字塔与秦始皇陵的最相似的地方还不在于神秘，而在于这两个庞然大物都创造了历史之最。胡夫金字塔之后无出其右者，其后修建的金字塔都属于“小字辈”；中国之皇陵，亦无出始皇陵之右者，后来建的陵墓也都属于“小字辈”。埃及与中国竟然惊人地相似：后来的帝王没有一位敢于在奢侈与残暴方面超越开山祖师——秦始皇。似乎荒淫奢靡也是有度的，上限被专制的开创者牢牢地封顶了。在这个问题上，埃及与中国一般无二，似乎这两个国度的统治者接受了权力主宰者的统一指令。
修建金字塔的传统延续了一千多年，由于百姓不堪其苦，修到第七十多个的时候就中止了。中国修皇陵一直修到二十世纪初，延续两千二百多年。与金字塔越修越小相类，中国皇陵也基本是越修越小。接替秦的汉王朝提倡薄葬，其皇陵规模完全无法与秦始皇陵相比。也许帝王心中有一把秤，百姓生居茆茨之舍，死无葬身之地，帝王居于宫殿，死后再无度地厚葬，其统治必不久长。汉朝帝祚大大长于秦，与汉朝皇帝奉行薄葬不无关系。汉皇帝土包似的陵墓，和秦始皇陵比
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羊毛出在羊身上，现世的权势与死后的哀荣共同分享有限的权力资源，分给死者过多，必然影响活人对权力的占有。
埃及建七十多座金字塔之后，苦于被盗，就改为在深山密林修建秘密陵墓了。而中国却对修建公开的陵墓乐此不疲。即使有被盗墓的前车之鉴，仍我行我素，坚信皇权能够代代相传，自己的陵墓永远有忠实守卫者。国灭则陵破。慈禧太后陵墓从建成到被盗，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让人绝倒。皇甫谧对修建皇陵作过辛辣讽刺：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厚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
直到慈禧太后仍在做“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的蠢事，陵墓终被军阀孙殿英所掘。东西方统治者对待陵墓的态度差异何其大也。
胡夫金字塔是埃及法老陵墓之最；中国的秦始皇陵是中国皇帝的陵墓之最，这说明各国的专制政权有很大的一致性。埃及法老秘葬，中国皇帝选择风水宝地，大动土木而且“书表于上”，这又说明统治者各有其个性。
权力支配者一定以为权力像童话中的魔戒，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恨不得死后继续让其呈威。他们以为权力不仅是万能的，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样挥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等到乱臣贼子攻城，不法之徒掘墓，才猛然憬悟：与我朝夕相伴的权力不堪一击！
尧舜禹德政与雅典民主
雅典民主与尧舜禹德政早早地为西方与东方政治种下夙因。西方模式与东方模式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执权者当作有道德缺陷与权力欲望的监督对象，尽量不让执权者的恶德影响政治行为；后者恰恰相反，把执权者看作道德高尚的人，他自己会控制欲望，将仁德布于四方。前者以防范为主（强调防范与制衡机制），后者以选择为主（强
调伯乐与道德的作用）。尧舜禹德政与雅典民主政治与分别予其后东西方历史以深刻影响。
不妨回顾一下雅典民主。一位嗓音宏亮、办事负责的“传令官”召集公民开会。按照惯例，许多重要事务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公民大会大约每十日召集一次，提前五日下达会议通知。遇到紧急情况须要商量应急对策时，传令官大声喊叫或点燃狼烟。重要的会议——比如选举官员——传令官要逐一通知。
大会开始，首先由六名监察员点名，查点实到人数。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城邦公民有选举权。由于外邦人与奴隶没有选举权，具有选举权的大约占城邦实际人口的10％。这10％的人决定着城邦一切公共事务。
接着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始。第一个程序是祭祀，由祭司牵着一头猪绕场一周，然后将猪放到祭台上宰杀。
祭祀后进入实质性议程，宣读下届官员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讨论。谁想发言，便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向主席索取一枝月桂花冠——这枝花冠相当于发言许可证。为保护与会者的发言权，对辱骂发言者的人给予驱逐会场的处罚。发言是畅所欲言的，候选人偷税漏税、未完成国债等问题都可以揭发出来，一旦确认，候选人资格便被取消。
最后的程序是举手表决，由书记统计通过人数，获得多数选票者当选。重要职务由大会选举产生，附属的官员及分工通过抽签决定。抽签地点在寺庙。先决定候选人（实行差额抽签）。准备好两只箱子，一只箱子放着候选人名单，另一只箱子放着白豆与黑豆。监票官一手抽出一位候选人名单，一手摸出一粒豆子，白豆当选，黑豆落选。落选者第二年可以继续参加抽签。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雅典民主政治不仅避免了武力争夺，而且已经实行了厚俸养廉的原则。当选官员可以领取到不菲的津贴。也就是
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从政足以养家糊口，从而使政治家失去贪污的口实。
著名的“陶片放逐”，是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民主政治的始祖克利斯梯尼制定的一项法令：元老可以召集公民大会进行口头表决，决定是否放逐有独裁嫌疑的执政者，同意放逐的超过六千人，给予被告“放逐十年”的处罚。雅典民主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实验，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再看尧舜禹的德政，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尧不仅用人得当，制定历法节令，让百姓安心务农，而且告诫百官把各种公共事务处理好。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尧并没有顺杆爬，他说，丹朱么，他愚顽凶恶，我不能用他。驩兜说，共工这个人团结民众，做出了业绩，可以用。尧说，共工这个人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公正，欺骗上天，不能用。绕了好半天圈子终于有人向尧推荐舜，特别是四岳介绍说，舜的父亲是盲人很愚昧，母亲也很固执，弟弟象更是凶残想杀害舜，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经过试用，尧觉得舜不错，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尧决定传位给他。舜先是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实在推托不了只得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舜比尧做得更出色，不仅进一步修正了历法节令，而且统一了音律、长度、容量与重量的标准，修明了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了诸侯、卿大夫、士朝见的礼物，用流放代替了割鼻等酷刑。
尧让位之后二十八年殁。死前，他就不传位于子嗣做了非常精辟的解释：
让位给舜，天下人得利而丹朱一人受损；传位给丹朱，天下人受损而丹朱一人得利。不能使天下人受损而让一人得利。
尧的这番话，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日仍可以说是至高的政治境界，令人无限向往。可惜尧的政治境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可以行于一时，难以行之久远。尧舜禹之后中国并没出现效法的傻瓜，尧的话终于沦落成儒教的一个神话，变为刀光剑影的罅隙中透出的一丝玫瑰色光环。
舜以聪明而闻名遐迩。许多教化都是舜发明的。相传，舜为让自己的孩子变聪明而发明了围棋。
舜在位三十九年。死前他早就做好了后事安排，认为儿子均不成材，决定让禹接替自己的位臵。禹为人正派，以声为律，以身为度，蓑衣芒鞋，不辞辛劳，并未因父亲受刑而沮丧，在治水过程中身先士卒，三过家门而不入，在百姓中建立了巍巍口碑。他的治水业绩堪称政治家表率，可惜，因恩泽百姓（而非争夺）而坐上权力宝座的，中国历史上仅禹一人。
尧舜禹为中国政治画了一张标准蓝图。虽然后世无任何一位帝王可及其万一，然而历代帝王都在制造效法尧舜禹德政的假象。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学诗习礼以达文章之伯，舞文弄墨以成翰苑之才。魏晋之后还多了一条习禅入静，念经打坐。这些麻烦事可以算作当皇帝的代价，作为帝王就是要内圣外王，其德不违，其仁可亲，才艺兼赅，否则难以调度翰林学士。
西方君主无须太多的附加条件，他们最初的政治框架中甚至忽略了对执权者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也难怪，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君王不好则换之，反正换君王是轻而易举的。他们重视的是制约执权者，不让他有肆意乱为之可能。在中国，尧舜禹时代是和平地“换君主”，后来，“换君主”动辄需数十万、上百万牺牲，而战争动辄要持续数年、十数年。政治巨头杀得津津有味，百姓只得吞服战争苦果。孟子提出过“伐放昏君”的主张，但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解决昏君、
暴君的惟一手段就是以暴易暴。
雅典民主（雅典民主雏形所涵盖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甚至包括非洲某些地域）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之滥觞；尧舜禹的德治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神话。非洲的一些地方以杀国王作为保持王权活力的机制，有些原始部落至今保留着杀死首领的遗风。这与雅典民主的“放逐”有异曲同工之妙。杀死与放逐的目的相同，都是限制甚至剥夺其权力。
人类学家对此有不同解释。一种解释是，国王半人半神，他个人身体是否健壮事关国家兴衰，所以国王一旦失去健康或性能力，应该马上让一位健康的、有性能力的新国王取代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高度重视繁衍后代，一旦发现国王性无能，立即将其处死，让性功能旺盛者取而代之。非洲埃格巴人直至十九世纪末仍保留着杀国王的习俗。国王犯有独裁等错误的时候，大臣们就会让他去“睡觉”——饮鸩自杀。许多国家的国王都是有任期的：瑞典国王任期为九年，古希腊国王任期为八年，巴比仑国王任期为一年，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天皇轮流执政的政治奇观，每位天皇的执政期限只有一个月……似乎国王这一行当比其他任何行当更须要及时更换新鲜血液。
应该把“杀国王”视为一种机制，一种防止独裁与腐败的机制。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杀国王的机制就是强迫国王谦卑些，再谦卑些。通过外力让国王不虚美，不隐恶，不独裁，不堕落，如此才能确保全体的利益。作为国王，腐败并不一定表现为贪污或渎职，更多地表现在名不副实，没有朝气，不能胜任等。国王这个职务受到严格监督，群臣虎视眈眈，作为国王认错则明，推诿则愚。国王一方面无所不有，处于万人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众矢之的，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惟得失相加，福祸同在，才能够“相异者协，相反者调”，使政治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从而取得长治久安。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尧舜禹德政固然美好，但也具有极大杀伤力，压制了当时仅存的一点民主胚芽，使中国人把眼光集中到执权者个人的品德上，忽略了建立逼迫执权者就范的机制。天下哪有如此好事，需要一位新统治者的时候，恰巧有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坐在王位的侯选席上——这简直是守株待兔。
西方普遍对国王个人品德不感兴趣，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个人品德与人格魅力让政治修明，让权力稳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限制与监督，有了监督机制，哪怕国王是暴君也无妨——废之就是了。一旦形成防范监督机制，君主就与臣民一起被纳入到全体都得遵从的规则之中，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君主——破坏。
远古时代，西方人殚思极虑地设法制约权力，防止它成为洪水猛兽，这时，中国人却沉湎于对圣王的虔诚期待，认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尽管期待每每落空。暴君执政的时候，人们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以“圣王”取代昏君，代价是血流成河。而雅典的民主政治，要让一个昏君下台，所费戋戋，成本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尧舜禹是不朽的，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德政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若不是他们生活年代相差一百多年，真是一个绝妙的对比。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远征军征服波斯之后，向印度进发。就在此时由于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妻女，奢侈腐化，引起士兵不满，险些酿成兵变。关键时刻，亚历山大用极富煽动性的话语激励士兵，但并未转变危局，只好调头返回故里，放弃继续东征的计划。他没有能够建立更昭著的伟业，但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马
其顿王国，已经很了不起。一百年之后，东方的秦始皇一统华夏，霸业并不在亚历山大之下，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遥相呼应。
亚历山大与秦始皇所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结果却迥然不同，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旋即分解为一个个蕞尔小国（与先前有些变化），马其顿王国这个庞然大物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帝国却在更换皇帝姓氏之后得以保留，延续两千多年。
从马其顿帝国解体的一刻起，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中国中央集权，政出一门。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格局就这样基本被确立下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因此而日益对立，互不相容。
当时还没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国，只有中国与印度是大国，都位于东方，而西方全部是小国。
亚历山大王朝与秦王朝覆灭的原因极其相似，都是王者过于贪恋权力与富贵，没有从长计议。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的妻女，任命波斯人担任高级指挥官，疏远了子弟兵。秦始皇则建阿房、筑皇陵，沉溺美色，耗民脂膏，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只得铤而走险，以造反求生存。
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西方与东方对待昏君的态度极不相同。西方是打倒之后逆之而行；中国是打倒之后，蹈其旧辙。不是吗？马其顿王国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过亚历山大那样的大一统局面。而中国，除了极少数时间而外，全部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个王朝腐败，就会出现新兴力量来瓦解这个王朝，平均每隔一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战争，以解决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危机，直至归于一统，才得宁息。
大国、小国只是表象。剖析内部就能发现，实际上是“大国愈大”、“小国愈小”。中国大，不仅地域大，而且大一统权力大，国家行政权力全部集于皇帝及朝廷，皇帝一言九鼎，众人喏喏而从。欧洲国家
本来就小，每一个国家再被分割为一块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治体，享有一定的行政或司法权，不必凡事都要看中央的脸色行事。按照东方的理念，除非君主被造反者颠覆，遭万人骂，被视为“昏君”、“暴君”，否则君王永远是正确的，即使政治狼籍也“万方有罪，罪在下级”。在西方某些国度却保持着放逐国王的习俗，也就是说，国王废弛政治要被被追究责任。
我想起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幅员与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是匹配的……。在当时，这是一种簇新议论，现在仍然是簇新的。现代自治体制就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如今自治体制已在很多国家中实行。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完全一元化，变为独裁者手中的玩偶。中国逐渐丧失民主的土壤，一点可怜的民主残余只能在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随时面临中断的危险。而在欧洲，马其顿王国崩溃之后，民主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归依与揽系，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日本、印度，还有欧洲诸国，今天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两位顶尖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孔子早亚里士多德一百多年，基本可以视为同时代。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大名鼎鼎，深邃，恢宏，都是励志勤苦、德操弥厉的大家。然而刀背贵厚，刀刃贵薄，讵可齐一？必须分而论之。
先看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大致体现在《论语》中。我们无从得知他给学生开了哪些课程，不过从《论语》的记载看，课程大多偏重于道德伦理方面，孔子告诫弟子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孔学“平天下”是一种虚说，但“修身、齐家、
治国”这三者中，至少“修身”、“齐家”与半个“治国”是实实在在的。孔子终生奔走呼号的不过为解决这两个半问题。儒学成为国粹，成为文化思想的万脉之源，成为中国人精神华殿。无论是血性武夫抑或朋党士子，都以沾溉星点儒学为荣，此传统延续两千多年。
西方的教育在内容上没有经过人为设臵，其矛头对准未知领域；中国的教育经过人为选择，眼睛只盯着已经确定的领域，难越雷池半步，创造性被泯灭。西方的教育让人提高思考能力，鼓励独立思考问题，中国教育让人接受设臵好的文化体系，统一人的思想。孔子没有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教育的目的，是赋予人以研究能力，而不单是完善自身（当然完善自身也是非常必要的）。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本身没有错误，问题是，省“吾身”之外还应该省“世界”，须要研究一切我们尚不了解的问题。
孔子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与他之前的“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为中国奠定了人学与审美艺术基础，后来这二者都达到世界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特别是汉字审美艺术，为世人所称道。
再看道德。孔子修炼道德以求善，远高于亚里士多德。孔子以仁人之心待人，以慈悲之怀悯物，“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还以道德为界线，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告诫弟子怎样做才算君子。而亚里士多德把人分为自由人与奴隶，他断定奴隶由本性决定，永远改变不了。奴隶到底是不是人，亚氏恐未深考。孔子建立了人学的丰碑，而人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几乎是空白。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给予关注的话，恰恰忽视了对社会人与家庭人的关注。严羽云：诗有别才，非关学问（《沧浪诗话》），也许孔子创建的“人学”与诗相似，同真正的学问有些距离，但人学中蕴藏的人性之“善”，无疑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宝藏。
再看文章。孔子是中国最早用汉字组丽造美的文章大家之一，是一位识通之才，他的文章每每未及成章，已播弟子之口。孔子见人说人，指物论物，感事而发，触类条鬯，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笔端迈世者绝不能得此不传之妙。相传中国许多古代经典都经过孔子的筛选、编撰、加工，得以流传后世。孔子窥索广，评骘精，积极进取而又不失古意。其人，其文，其思想透着一股中庸柔和之美。孔子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独绝寰宇，臻无上妙谛，不容其他民族学步。涵泳沉酣其中，其乐无穷。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不能与孔子比肩。
孔子也有局限性，他钟情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对象，对自己不喜欢的内容则嗤之以鼻。比如学生若提出稼穑问题、怪力乱神问题、死后问题、自然现象问题等，孔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讨论与回答，并一定要责备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不务正业”。在孔子看来，这些与修身养性不沾边的问题丝毫没有研究价值，关心这些问题只会分散精力，影响学业。所以，从所涉及的领域看，《论语》是相当狭窄的。
孔子之短正是亚里士多德之长。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博采兼容，来者不拒。他给七至十四岁的弟子设臵体操课、语文课、算术课、图画课、音乐课；给高年级的弟子设臵历史课、哲学课、数学课、体育课等。高年级毕业，学习成绩优异的话，还可以进“吕克昂学园”（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或研究生院）。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非常支持亚里士多德办教育，曾给他拨款十六万金币，充作教育经费。亚里士多德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藏有许多自然科学及法律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亚历山大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凡猎手或渔夫抓到奇特的动物，都必须送交给亚里士多德，供解剖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动物越高级生理机能越复杂。
吕雉与“法西斯”
将“法西斯”与吕雉摆放到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法西斯”本指反专制的一种刑具——笞棒。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叶，塞维〃图里乌统治罗马。塞维的女婿塔克文是个野心家，一心想推翻父王统治。一天，塔克文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国王宝座上，塞维斥责他时，他让打手当众打死塞维。塔克文执政后穷兵黩武，引起朝野不满。在一个叫齐鲁的年轻人鼓动下，纷纷造反，八方鸣镝，四面摇旗，把塔克文赶跑了。鉴于塔克文篡权的教训，罗马元老院研究出一项防止独裁的措施：不再设臵国王一职，以两个“首脑”（执政官）取代之，两个执政官相互制约，一人可以撤消另外一人的命令。元老院还郑重宣布，对个人专制的执权者处以死刑。执政官有十二名侍卫，肩上荷有象征执政权力的笞棒——法西斯。元老院被赋予财政、司法、外交等重权。齐鲁就是两个执政官之一。
齐鲁年龄不大，却是位出色政治家。在政局危如朝露的时候，他挽救了国家。他得到拥戴却没有滥用权力，没有效法塔克文独揽大权。齐鲁与元老院想到的是用分权对付集权，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彻底杜绝独裁。
抚读沧桑，感慨系之。中国人的思路正相反。中国的皇权专制从一建立起就不断受到颠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死，马上就出现了吕雉篡权。吕雉滥施淫威，肆意乱为，践踏了本就不牢固的皇帝与群臣共同议事的规则，实行个人专制，还封了三个吕姓王。吕雉是中国历史上女人篡权的第一人，由于缺乏经验，吕雉在狠毒、专权方面并不到位，后来的武则天、慈禧太后比吕雉更专断，更凶残。
吕雉大约相当于塔克文，不同的是吕雉没有杀死刘邦，最终也不是被“齐鲁”们打倒的——这些均属于枝节，本质上与塔克文如出一辙。
刘氏王朝如何防止后宫或群臣篡权？答案令人遗憾：以恶抗恶，让专制更加牢固。
经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皇帝的通权达变，在董仲舒提议下，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意味从此时起，皇权统治者开始施行两套统治术——政治上高压，文化上灌输。
一方面儒学并未因为被统治者利用而丧失其价值，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并不因为沾濡学术而动摇官本位。什么都改变不了物以人贵，人以官显的价值观。哪里有腐尸，那里就有秃鹰。权力像一块肥肉，有一线希望得到这块肥肉的都会争相抢夺，不惜一切代价。独尊儒术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汉武帝之后，争权夺利愈发激烈了。统一文化观念以使权不二出、帝祚永固的目的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儒学对于政治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远不如对文学的作用大）。中国远不如齐鲁及其元老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彻底与有效。
儒家强化“人治”，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富于人情味（甚至有些人文精神），另一方面造成“人”凌驾于政治之上。人是世间最难认知的，所以白居易才发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期”之叹。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哪一个人身上长着反骨呢？没有民主机制，野心家防不胜防。儒家被供奉没有多久，就出现王莽篡位。王莽外表输肝沥胆，实际上野心极重。王莽之后，野心家、篡权狂层出不穷。
西方人的思路是很清晰的：一个国王独裁专制，就改为两个执政官——从制度上缩小执政者的权限，或者让两个执政官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以防止政出一人之口。中国的做法相反，为防止篡权，专制者把权柄握得更牢。
东方君主制与西方君主制
西方的君主有的产生于征伐，但一般场合由选举或推荐产生。选举或推荐的场合，不动一兵一卒，瞬间就确立了一国之君。
以下是四世纪初的一个场面：士兵们发现担架上的皇帝已死，而且发出恶臭，骚嚷起来。这时，近卫军长官阿培尔申斥道，皇帝死了，再选一个就是了，你们叫嚷什么？快回营房！不服从者就地处决！
这时一个人大声说，阿培尔，你说得好轻巧，该处决的是你，你要老实交代，皇帝是怎么死的？
阿培尔定睛一看，是皇帝卫队队长戴克里。戴克里义正词严地对阿培尔说，就是你，在一个月里连续杀死了两个皇帝！
阿培尔不等他说完，就拔剑向戴克里刺去。戴克里精通剑术，不等阿培尔的剑出鞘，一剑结果了他。
众人当场拥护戴克里为皇帝。就这样，一个新皇帝诞生了。戴克里与其它皇帝一样踌躇满志，沉湎于权力带给他的怡悦之中。然而，不久他就感到，既要防止奴隶起义，又要对付外族入侵，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他想到了“分权”。他把西部地域的统治权交给好友马克西米安。第二年，封他为“奥古斯都”（神圣的元首）。这样，罗马帝国又一次同时有两个最高统治者，一切政令由他们两人共同签署。公元293年，他们各自任命了一个副职，从此，四人共同执政，史称“四帝共治制”。公元305年，戴克里与马克西米安同时宣布退位，原来的副职升为正职，又任命了两名副职，还是“四人共治”。
然而不久这一体制解体了。西方的君主制经过无数次类似的摸索与试验，虽然每一次试验不尽相同，目的都是防止个人独揽大权。（以上参考《世界五千年》）
中国的君主制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中国人更关注权力如何能够平稳地世代相传。
东方的君主制实行血统承继。日本天皇的血统万世一系，中国皇权的血统周期性地变换（两汉维持了四百多年，其余王朝十数年、数十年、数百年不等）。由公众决定皇帝，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突
发事变，由在场者推举一位新皇帝，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赵匡胤当皇帝看似推荐，实际上是政变）。中国存在两种决定皇帝的办法：一种是血缘继承——子继父位或兄死弟及；另一种是武力争夺——优胜劣汰，成王败贼。以汉朝替代秦朝为例。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战争，费多少周折，死多少无辜百姓，刘姓王朝才确立起来，成本与代价极大，龙椅的背后是堆成山的尸骨。与西方的皇帝决定于“表决”几乎没有可比性，戴克里杀死一人当上皇帝，简直是儿戏。
西方君主制尽量分散权力，中国君主制尽量集中权力。西方率先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因为西方有“分权”的传统。西方君主制包容分封制，形成一座座“城邦”（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从这些“城邦”中萌生出来的）。
西方君主制始终没有固定模式，中国君主制则稳定得多，除“封王”等少数做法之外，多数机制是不变的，有些做法能僵持千年无些许改变。嘉庆、道光时，清王朝已经相当腐败，可是这个垂而不死的王朝还是摇摇晃晃地延续了一百多年，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灾难与耻辱。这是因为中国君主制中缺少自我瓦解、自我调整、自我再生的机制，须外力介入。而外力介入同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国近百年受尽欺辱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城墙与西方的城堡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中国最早的城市——商城、安阳大约诞生于公元前一千年，晚于西方城市。
虽说人创造了城市，城市风格却因地域而异。中国的城市都有城墙，西方的城堡则是半开放的（只有很小的城堡），没有密不透风的屏障。这一区别导致以下许多不同：
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特征鲜明，城市是权力占有的表征，守城—
—攻城贯穿于城市兴亡史，城墙乃是城市之重要标志。直到近代中国也没有产生完整意义的“市民”阶层，换言之，没有形成脱离政治控制的自治力量。城市的面貌与走向完全取决于城市主人的好恶。城市的发展空间与余地狭窄。
东方古代名城长安产生于公元七至八世纪，人口逾百万，大致相当于西方的罗马，罗马成名早于长安，人口最盛时近百万。
西方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建立起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带有自治性质的城邦。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建立了自己的同盟组织——行会，如制革、铜器、首饰等。一般的城市有数十个行会，大城市上百，例如巴黎有三百多个行会。入会带有强制性，不入行会不能从事手工业生产。每一个行会都有自己的首领、会所、会规。有些会规至今令人惊诧，如不得制造粗劣产品，不得囤积生产原料，不得超过规定雇佣帮工，禁止在窗前陈列过于花哨的商品，禁止招揽其它店铺门前的顾客等。
经过上百年斗争，欧洲多数城市获得“独立”，拥有了自治权，所有的市民都成为“自由人”。农奴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即可获得自由。市民力量最强大的时候甚至可以成立市议会，选举法官、市执政官或市长。
随着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出现了专门兑换汇票的银行。现在“银行”（BANK）一词就来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等候兑换汇票的人坐的长凳子。
十二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城市隶属于领主，市民则是领主的农奴。领主同时兼任主教，全权管理城市的行政事宜。市民与领主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与协商，最终达成“以钱换权”协议：市民愿意共同出一笔巨款换取自由与自治，成立所谓的“城市公社”，以此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乘着主教戈德里去英国访问不在法兰西之际，两位副主教与市民代表签署了这个协议。主教戈德里从英国回来得知此事，大
发雷霆。两位副主教辩解道：“主教阁下息怒。这件事情当然重大，但让平民建立公社，自治城市，已有先例，并非本城首创。康布雷、圣康坦等城不也是这样吗？再说国王陛下也已宣誓保证同盟的这些权利。听说同盟孝敬给国王陛下的礼物非常丰盛……主教听后转嗔为喜，随即宣誓保护城市公社的一切正当权利。
然而反复无常的戈德里不久变卦，他用重金怂恿国王取消宣誓，收回市民的权利。国王听信他的话，激起市民义愤，大家团结起来，对戈德里主教发起攻击，把他从地窖的酒缸中揪出来，砍下他的头。
新任主教采取恫吓策略未果，最终被迫同意市民自治，只是更改了“公社”的名字。法兰西王国城市市民自治组织大约维系二百年之久。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竟然是真实的！
可将欧洲市民的自治运动与中国的农民起义做如下比较：
欧洲市民的自治运动的目标是争取权益，抗衡国王或教皇；中国的农民起义的目标则是攻城略地，取代城主，甚至取代皇帝。欧洲市民的自治运动是累积性地争取权益（权益越来越多）；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一次性攫取权力（失败之后往往将已经有的权益赔进去），“起义”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欲望，不可能让全体当事者受益。
不言而喻，欧洲式的累积的、分散的、为当事“全体”谋利益的斗争更具有实际意义，更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也更有利于民主进程。用血与生命换来的斗争成果理应为参与斗争的全体成员共享。中国的农民起义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然而最终的成果却仅仅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获。残酷的斗争非但未导致实质性进步，反而促使暴力愈暴，贪官愈贪。
朱熹与培根
朱熹与罗哲尔〃培根一东一西，其名皆如雷贯耳。朱熹是儒学发展历上里程碑式人物，就其哲学体系庞大（将儒、释、道融为一体）
而论，后人无能望其项背者。朱熹之后的皇权统治，主要就是靠朱子思想体系支撑的，虽说这个思想体系博大，包容却极其狭窄，全部学问所指不过一个字——“理”。朱熹的思想固然丰富了中国的学术，然而危害亦多：
——把“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语类〃卷十三》），“学者须是割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语类〃卷十三》），把学问引向与人文隔绝的死胡同。
——朱熹对宗教的态度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反对佛教的程式化，提倡佛学的名物定事。宗教最可贵的是形式，去掉形式不能称其为宗教。朱熹引佛典，用佛语，而回避佛教“形式”，犹喜禅而倦打坐，尽去佛之妙谛。
——将中国人引进自我封闭之中。在朱熹强大的思想体系影响下，朱熹之后，中国的学术思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学界再无扛鼎者。
朱熹死后不久，西方文艺复兴就拉开序幕，提出“个性解放”口号。中国的“去人欲”与西方教廷压抑个性的做法不啻苏合、蜣螂之别。朱熹以降，中国学问格愈下，而培根之后西方学问格愈高。
与朱熹几乎同时代的罗哲尔〃培根，挣脱束缚心智的重轭，异论朋舆，挑战权威亚里士多德。他穿云破雾，劈山裂水，对一切自然或社会现象都不放过。他研究过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结构，首次解释了彩虹的成因，获得了提取磷与铋的方法，涉猎过蒸汽动力的研究……
培根以亵渎上帝罪被逮捕，在狱中仍不放弃研究，他对前来探监的学生说：“我们这些具有人的精神的科学家应当实验，实验，永远地实验下去！”。
惊神泣鬼，遏云绕梁！罗马教皇染病，派人秘密求助于培根。培
根奋笔疾书，解答教皇的问题。可惜，这些文字在传到教皇手中之前，教皇已死。这些文字被埋没了几百年，直到1733年才得以见天日。
英国牛津大学的圣芳济院里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写：罗哲尔〃培根，伟大的哲学家。他通过实验方法，扩大了科学王国的领域。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一生以后，于公元1294年安息了。中国人求善求美，得其环中（在文学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求真则严重不足。中国人喜欢翻新流布千年的古老命题（或许能增添些艺术性），翻新得好的被称为“大师”。无论有多少难题等待揭开谜底，他们都无动于衷，悠悠自得地咀嚼“一见之得”。二十世纪之前，中国几乎难觅一位热衷于做实验的科学家。那些痴迷于“实验”的多半是方士，偶有歪打正着者（如葛洪），多数无所作为。
熹与培根之间固然有思想与品质上的差别，但更应该看重社会与时代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受控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