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1993年7月到2003年3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1995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看似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
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当年5月21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1993年7月1日,朱�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一制度的运作,直到2003年3月从总理的职位退休。1995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惟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1983年,香港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20%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给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90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朱�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遏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朱�基的启发,2003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他国家争吵。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晚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制度破坏了。■
节选自《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