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
一、西周时代
按照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的记载，周王朝始祖姬弃和夏王朝的始祖大禹、商王朝的始祖子契一样都是尧舜时代的大臣，后来几经周折，到了第十三代古公亶父始定居于岐山，而周族也在此时开始变得强大，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文王姬昌时代，周族的势力可以同当时的商王朝一比高下了，而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最终消灭了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建立了周王朝。
周王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大体可归纳如下：
1、封建制度。西周初年，当时统治者出于建立和维护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对王室宗亲和功勋贵族及服从部落的首领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封国据史料考证达到二百多个，而这些封国中以周王室同姓血亲及姻亲居多。其他非王室贵族封国，除战功卓著的姜尚外地位均低于王室封国。各封国虽然从属于周王室，但又自成体系，在对周王室尽了规定的义务后内政完全自理。分封是层层进行的，因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秩序，周天子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是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的各级“封君”，这些封君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每一级封君一方面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又从属于上一级封君。
2、宗法制度。殷商以前无嫡庶之制，王位一般是兄终弟及，而到了周代之后开始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继承制又演变出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王位当上天子后变成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异母弟
则被封为诸侯，是谓小宗。在诸侯国内，每世诸侯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是为诸侯国内的大宗，他的诸弟被封分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在自己的采邑内亦为大宗，其余诸弟封为士，为小宗。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不再分封，为平民。简而言之，诸侯于天子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而在本族内则为大宗。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
在宗法制下，小宗必须服从于大宗，受大宗的治理和约束。各级大宗享有祭祀祖先的特权，其他小宗则没有这个权力，后者只有通过对大宗的尊敬才能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如果说分封制体现的是一种“尊尊”的原则，那么宗法制则体现的是一种“亲亲”的原则，而“尊尊”要以“亲亲”为前提，周天子既是天下大宗，也是整个王朝政治上的共主。周王朝通过分封制与宗法制，使得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井田制度。井田制是在西周时期开始推广普及的一种土地制度。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却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真正整齐划一的井田制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贵族聚敛财富的方式和社会管理办法，松散的井田制是有存在的。将一块大面积的土地，一份作为公田，其余的作为私田分给各个庶民家庭。私田的收入归庶民自己，但条件是他们必须首先完成公田的耕种。公田为贵族所有，土质当然肥沃，灌溉条件也应是最好的，庶民耕种者必须先公后私，公田的收成不能低于私田。古人把这种劳
动产品再分配的方式" 雅化" 为"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公即贵族。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许买卖。
3、礼乐制度。礼与乐在中国文化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学者们常将中国文化称作“礼乐文化”。礼乐皆出于周公的制定，史称“制礼作乐”。周代的礼制是一套严格复杂的等级制度，其内容包括冠礼、丧礼、聘礼、燕礼、飨礼、祭礼、军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觐礼、朝礼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同，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朝以礼乐安天下的政治方针，而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使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普通百姓安守他们的职责和本分而不能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可知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和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中最突出的代表，它们的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已到其发展的顶点，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制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礼崩乐坏
西周末，周王室发生了一系列内乱，周幽王的太子宜臼迫于压力，将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把周平王迁都建立东周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统
一天下的历史时段称为“春秋”和“战国”时代。
从春秋时代开始，周王室的统治权威江河日下，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开始了激烈的争霸战争，随之而来的是西周建立的各项制度纷纷崩解，也就是孔子所称的“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了由“周制”向“秦制”转变的过程。
礼崩乐坏是对于封建社会礼乐制度逐步走向解体的描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
2、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对于春秋时的混乱状态，墨子曾有过很好的概括：“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的混战中，产生了号称“五霸”的诸侯国国君，他们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越王勾践。五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以维护早已衰弱不堪的周王室为号召，召开各种诸侯间政治同盟性质的大会，保护肯于依附的诸侯国，打击不肯依附的诸侯国，在显示个人霸政的同时，也力图在混乱不堪的局势中寻求稳定。
3、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前所述，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从属于那一级就使用那一级的礼乐。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
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治权力。
4、作为传统封建制度基础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父子相功，手足相残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局面。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制礼作乐及对军队发号司令本是周天子的权力，但在动荡的春秋时代，诸侯王、卿大夫乃至大夫的家臣都窃取了这种权力，例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在孔子看来，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
三、轴心时代。
“轴心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重要概念，认为在公元前数百年的时候，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
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 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 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而那些曾经辉煌一时，但没有发生“哲学突破”和“终极关怀的觉醒”的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无一外例地衰落，变成了文明的化石。
四、孔子的生平。
孔子，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祖先是殷商贵族，后为春秋时宋国皇室成员，他的祖上孔父嘉因得罪宋国权臣华父宋督被杀，孔父嘉的后人放叔畏祸逃到鲁国，历经两代生孔子。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属于姬姓“宗邦”，是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国，
因此尽得周王室礼仪典册之副，在各诸侯国中，鲁国拥有最完备的周礼制度，孔子后来走上维护宣扬周礼的思想道路，和他从小受到周礼文化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出生三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他青少年时家庭生活比较贫困，做过一些比较低贱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成年后所说“吾少贫而贱，故多能鄙事，尝为委吏乘田”，委吏即是仓库管理员，乘田是主管牛羊放牧的小官。
孔子十五岁时有志于学，二十多岁时关心政治，常就国家大事发表一些见解，而且他名气越来越大，一些贵族和平民都来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周礼，孔子也扩大了办学范围，一改往昔只有贵族才能上学受教育的传统，兴起了“有教无类”的平民办学之风。
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的政权被“三桓”（因其均为鲁桓公的后人而得名）所把持。鲁昭公二十五年，“三桓”和鲁昭公发生武力冲突，孔子为躲避战乱而来到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曾想把尼溪之田封给孔子，被齐国重臣晏婴制止，而齐国的一些贵族也想加害孔子，孔子被迫返回鲁国。
鲁定公六年，“三桓”之一的季桓子被自己的家臣阳虎架空，孔子一向不满这种不符周礼的政治乱象，退隐在家修著《诗》、《书》、《礼》、《乐》，跟从他学习周礼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阳虎把持鲁国政权，想借孔子的名气增加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几次想拜见孔子，都被孔子谢绝了，但终有一天被阳虎堵在路上，在阳虎的力劝下，孔子同意出仕，做了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打击“三桓”势力，力主拆毁他们所建筑的城堡，即所谓的“隳三都”，季孙氏和叔孙氏的据点相继被拔除，但轮到孟孙氏时遭到强烈抵制，“隳三都”政策功亏一篑。齐国得知鲁国重用孔子，甚感畏惧，于是八十多名美女分化鲁国君臣，鲁定公和季桓子果然中计，整日迷恋歌姬舞女不理朝政，孔子大为失望。后来鲁国举行郊祭，按例祭祀之后要送祭肉于大夫，但孔子却没有接到祭肉，孔子明白自己在鲁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被迫率领众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行程，是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带领弟子来到卫国，卫灵公礼遇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给孔子年俸六万粟，但却不准孔子参与卫国国政。卫灵公夫人南子仰慕孔子的为人，很想见见孔子，但南子的名声不怎么好，孔子本不想见她，但经不住南子再三派人请见，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子路对此大为不满，孔子在弟子面前发誓此次会见纯属不得已。
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去世，卫国因为继承权问题发生内乱，孔子和众弟子再一次踏上周游列国的旅程。孔子一行经过曹国来到宋国，宋国司马桓魋嫉恨孔子，扬言要杀掉孔子，弟子敦促孔子快速离开宋国，孔子淡定地说“老天把复兴周礼的大任降到我的身上，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离开宋国后，孔子来到陈国，行到半路上没有粮食了，师徒饿得走不动路了，而孔子仍旧弹琴唱歌，不以为意，子路见了发怒道：“圣人君子也有穷困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回答道：“君子在穷困的时候也会保持道德原则，而小人一旦穷困了就会无所不为。”
孔子师徒一直在陈国挨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子贡求楚国人救了他们。楚国派在陈国执掌实权的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听说后对子路说：“你何不这样回答他，孔子这个人，做学问研究真理从来不感到疲倦，教导别人从来不感到厌倦，发奋读书常常忘了吃饭，因为做学问研究真理而高兴地忘记了烦恼，而且从来也没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老年。”孔子六十三岁那年由楚国返回卫国，在这前后，他分别遇到了隐居世外的高尚人士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有若为季康子立下战功，季康子派人持币迎接孔子，至此，在外周游列国十四年之后，孔子终于回到了母国。
孔子回到鲁国，虽然受到鲁国君臣的礼遇，但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重视，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孔子打破贵族教育垄断，开平民教育先河，一生授徒三千，其中德业有成的七十二人。孔子整理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献，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晚年，他最器重的两个大弟子颜回和子路都先他而去，孔子和颜回、子路情同父子，他们的逝去，对孔子的打击相当大。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喟然而叹曰“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春秋》的删定整理工作。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子贡来见病中的孔子，孔子拄杖倚门责备子贡来的太晚，孔子以歌为叹“泰山快要坍塌了，梁柱快要折了，
有智慧的人快要死了”，唱罢哀哭流涕，对子贡说：“天下混乱无道已经很久了，没人采纳我恢复周礼的主张。夏人死后在东阶殡殓，周人死后在西阶殡殓，殷人死后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先人就是殷人啊。”
在床上躺了七天之后，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7日）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孔子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众弟子为他守丧三年，其中子贡守了六年方才离去。一些弟子和鲁国人依墓而居的有上百户，因此命名为“孔里”。 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至今。
五、孔子的思想。
1、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论语·乡党》中说孔子“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而且他还赞扬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祭鬼神之事非常重视。
但是，《论语》中的某些言论，还是很容易引起关于孔子是否相信“鬼神”之存在的争论的。例如：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之久矣。”（《论语·述而》） 子问“有诸”，到底是在问什么呢？是在问“有鬼神吗”，还是在问“有此礼吗”，或是在问“有需要祷请鬼神的事吗”？联系上下文意思，我们知道孔子事实上并没有像子路说的那样去祈祷，但他却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自己平时修身正行，恭肃
于鬼神，无过可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理解的“鬼神”的道德性与“天”是一致的。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孔子这里回答樊迟的，都是做官的所要注意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怎样算是“敬”，怎样算是“远”呢？孔子之所谓“敬鬼神”，在礼上表现为进行正当的祭祀活动，在本质上则是修身以恭顺于“鬼神”，而不是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鬼神”的福佑。与其祷请鬼神，不如修身养品德。如果道德品质差，再祈祷也没用，鬼神不会帮助一个品质恶劣的人。此类事情，为官的应当“远之”。所以孔子教导樊迟要务民之义，老老实实地为百姓谋福利，不能像殷代那样实行“鬼治”，“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有人认为，这句话中，子路是在问鬼神有无，人死后怎样之事。这实在是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论语·为政》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实际是在问祭祖之礼；问“事死”，实际是在问丧葬之礼。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所以子路所问并无不当之处。但孔子不回答他如何“事鬼神”、“事死”，是因为他还未知“事人”与“事生”。“事鬼神”、“事死”之法全由“事人”、“事生”推得。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祭祀亲人，就好像亲人还在时那样。亲人还在时都不知道要孝要悌，死了自然也不知道该如何祭祀。孔子实际上是在教育子路要学会事亲。然而，从侧面也可以证明一点：孔子并没有利用鬼神祭祀来教育人们要孝悌，而是相信鬼神之实有，不能事人者亦不能事鬼神。
由上述诸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信“鬼神”之实有，并且认为祭祀鬼神是人类道德伦理规范的一种体现。因此“鬼神”之事归根到底就是“人事”，所以孔子不常谈“鬼事”，而强调“人事”。
在周代以前，人们把天看做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呼风唤雨，掌管人间事物，天的性格是人类理性无法把握的，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祈祷祈求天神保佑。而到了周代，天具有了道德属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天”大公无私，只辅佐有德之君。因此只有有德之君才能得到“天”的眷顾。而周王一开始就自称为“天子”，并亲自祭祀“天”。“天子”当顺从“天”，以“天”的意志为意志。“天”是爱护民众的，“天子”亦要爱护民众。“天”以民众的意志作为赏罚的根据，人民要求的事“天”必满足，所以“天子”若苦待民众便是违“天”之命，“天”就不再保佑他。
孔子一生都在推崇西周，周人对“天”的理解也深深的影响着孔子。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奥”是房子的西南角，“宗庙及五祀之神皆祭于奥” “灶”是灶神。孔子认为，“天”超乎这些之上，若得罪了“天” ，祈求这些
神灵又有何用？反过来说，若不得罪于“天” ，这些神灵又能奈我何？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超乎万神之上。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由上观之，孔子认为“天”是全知全能，公正严明的。因而他可以向“天”起誓说，若有做不好的事情，就让“天”来惩罚。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意思是“天”布德广远，无法名象，只有尧能效法祂。第二句讲的是突然有一天孔子说不想再施行教导了，子贡就问：如果夫子您不再讲学，我们遵循什么呢？孔子说：“天”没有说一句话，却能行四时，成百物。他一面指出言语教化之有限，一面又突出了“天”之大能大德，钟灵毓秀而自隐，表明自己愿意效法“天”，施行不言之教。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
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在树下讲学），门人劝其快跑，孔子就用上述第一句话来安慰他们。意思是“天”如果赋予我才德，使我可以在此讲学，桓魋又能拿我怎样？第二句话也是相同的意思，表明自己承担着“天”所赋予的使命，既然是“天”要自己承担的，就没有人能将之夺去。如果“天”未要自己承担，自己也没法挑此重任。这两句话表明，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天”的旨意。
总之，孔子思想中的“天”是独一的主宰，全知全能，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和道德性。
在孔子看来，很多时候命是指外在与人，由老天给人预设的无法更改的外在环境。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这两个例子说的就是人类只能接受无法改变的命运。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清代学者刘宝楠认为：“ ‘天命’，兼德命、禄命言。知己之命原于天，则修其德命，而仁义之道无或失。安于禄命，而吉凶顺逆必修身以俟之，妄为希冀者非，委心任运者亦非也。”“德命”就是上述前一种“命”———“天”所要求人做的，在人即是仁、义、礼、智、顺、善之心。“禄命”则是上述后一种“命” ，即穷达之分，人之所要承受的。以上三条言论中的“命”是此二者兼而有之的。
所谓“知命”，指的是既知道自己应当“修其德命”，又知道“吉凶顺逆”不必由己，能够安于“禄命”。《老子 》云：“不知常，妄作，凶。”小人不知命，则容易妄作。而君子不是这样：他既不“妄为希冀”，也不放任自流，而是修身以俟。
在孔子的思想中，“天命”之事和“鬼神”之事实际上都要落实在人身上。孔子的天是人的天，它关注人的一生，给人以使命，给人以意义，给人以理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是在对这样的一个天心存敬畏、谦卑受教、倾心聆听、全身依靠的过程中，孔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把文化的薪火传递给后人。
2、中庸思想。
在孔子思想中，中庸是重要的部分，也是受到后人误解比较多的部分。《后汉书》“胡广传”引用当时的谚语说“天下中庸有胡公”，而“胡公”之所以“中庸”，就是因为他在权奸梁冀当政时不闻不问，随波逐流，甚至有时同流合污。在这里，“中庸”和明哲保身，调和妥协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