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 3 JUN. 2017 /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 090
DOI: 10.13791/j.cnki.hsfwest.20170315
吕琳, 黄嘉颖. 西安大遗址周边环境空间模式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7, 32(03): 90-95.
西安大遗址周边环境空间模式研究
*
Research on Spatial Patterns of Xi’an Great Heritage Site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吕 琳 黄嘉颖 LYU Lin, HUANG Jiayin
摘 要 本文从反思西安历史遗产周边环境的现状出发，针对西安大遗址周边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问题，提出了四类适宜性空间发展格局及相关规划策略，包括对比包围模式、廊道隔离模式、咬合过渡模式，和开敞过渡模式；并建立了模式选取的综合评价途径，以期为即将被城市扩张包围的大遗址提供合理化的环境保护建议。
关键词 大遗址；遗产环境；周边环境；空间模式
Abstract: Starting from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Xi’an historic heritage, aim at Xi’an great heritage site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propose four types of suitable spatial pattern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surrounded contrast model, corridor isolation model, interlocking transition model, and open transition mode; as well as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pproach of mode sele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ggestion to the heritage sites which will be surrounded by urban expansion.Keywords: Great Heritage Site; Heritage Setting;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patial Pattern
0 引 言
2005年的《西安宣言》代表了国际文化遗产环境保护的最新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宣言研讨对象的英文单词是“Setting”，对宣言内容的正确理解首先应该建立在弄清楚这个英文单词准确含义的基础上。在宣言的中文正式版中“Setting”被翻译为“环境”，这个翻译的缺点在于“环境”所指的对象不明确，而且容易与生态环境概念混
中图分类号 TU984.2文献标识码 B
文 章 编 号 2095-6304（2017）03-0090-06
淆。然而从宣言对它的定义可以分析出，“Setting”从空间地理位置上讲，既包括与之紧邻的周边环境，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更广阔的环境；从概念范畴上看，既指实物环境，也指非物质的文化环境[1]。遗产环境的内涵早已超越了早期物质层面的内容而包含了无形的抽象背景信息。环境的位置和地域范围因包含了扩展了的部分，也很难用统一的量化指标来确定，而是应该灵活的方式，视不同情况具体个案具体分析。可是目前无论是学术研究、法律法规制定，还是保护规划编制与具体的工程实践，对历史遗产周边环境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只停留在对近距离周边范围的探讨，缺乏对其远距离扩展环境和非物质文化内涵的认知。同心圆式的保护区划也容易造成遗址区内外生态联系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和割裂。《西安宣言》提出的环境范围与内涵的界定警醒我们必须从新的理念出发重新审视城市历史遗产周边的环境问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陕（51478375）；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5JM5253）
作者简介吕 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讲师，lv-00@126.com
黄嘉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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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品质对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塑造承担着无可取代的重要责任。
不同大遗址因自身遗址特征、文化属性、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发展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其保护范围以外与周边城市环境之间应适合不同的过渡衔接方式。因此，对于还未被城市包围的大遗址，亟待探究它们与城市建设不同的过渡形式，对于主城区内的遗址环境也有待提出调整与优化策略，以促进改变目前历史遗址被高强度城市建设层层包围的窘境。下文中将结合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遗址周边空间格局，从理
a
想状况和底线控制两方面，分别针对目前主城区内“已被城市建设区包围”和主城区外“即将被规划新区包围”的大遗址，归纳出几类大遗址周边适宜性的空间模式。
图1 大雁塔周边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a.2008年 b. 2013年）
Fig.1 urba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hange around the Wild Goose Pagoda (a. 2008; b. 2013)
1 城市化进程中对西安遗产环境
的反思
十三朝古都西安是我国最重要的遗产城市之一，自西周建都起已有三千余年的发展史，历史遗址资源十分丰富。包括周、秦、汉、唐都城遗址；重要宫殿遗址、帝王陵寝遗址和工程遗址；同时还拥有古城垣、古塔、宗教寺院、和历史文化街区在内的大量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代表着西安地区的历史记忆，反映着这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也是这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由于现代城区与历史空间的不断叠压，发展建设和遗产保护一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在文物本体保护利用已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历史遗址周边的空间环境保护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结合遗址资源打造的诸多城市绿地（遗址公
园）周边，高强度的开发建设鳞次栉比已经成为西安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图1）。近些年，随着城市用地的迅猛扩张，大遗址与城市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在快速发生着改变（图2）。根据遗址区所处的区位和西安已编制完成（包括正在修编）的各项规划，可将西安目前的大遗址分为：已被城乡建设所覆压和破坏、已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被城市发展区（规划新区）所包围，和位于城市外围地带（与城市发展暂无矛盾）的大遗址四种类型。其中，即将被若干规划新区包围的主城区外围大遗址及遗址群最应引起关注，缘于这些地区不仅景观特
2 主城区内大遗址周边空间模式
现状及优化策略
2.1 理想状况：廊道隔离模式
指大遗址外围由自然或人工水系、或较宽的绿带与连片的城市发展相隔离的土地空间格局（图3）。在用地较为紧张的城区，该模式对于阻隔城市发展对遗址安全的影响；通过绿化的隔离保障遗址公园内游人对遗址地场所氛围的感知具有广泛的价值与作用。对于有众多历史及自然要素需要保护，又寸土寸金的主城区而言不失为一种理想状态。
该模式下周边空间环境的开发建设应与以下策略相结合。第一，对人工历史渠系的再现：西安自古有诸多历史渠系分布在各历史遗址区的周边（如汉长安城南城壕与槽渠），它们是城市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征鲜明且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新区的发展建设对它们的保护利用既会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条件，也存在着对其原有环境的威胁、制约与挑战。历史遗址周边环境作为体现遗产“真实性”的重要方面，其环
[**************]3
图2 西安大遗址与城区发展关系变迁图
Fig.2 change of relations between Xi’an Great Heritage Site and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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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廊道隔离模式示意
Fig.3
gallery isolation mode
分。对待该类文化遗产，应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发展条件与机遇恢复曾经的历史水系，改善环境的同时使其作为遗址绿地与城市过渡空间的景观构成。第二，结合自然廊道的保护：部分大遗址在当初选址营建时即临水而设（沣河作为丰镐遗址的分界是其中著名的实例）。长安八水是都城文化的根基，孕育出了“灞柳风雪”、“咸阳古渡”等延续千年的风景佳话。城市建设应在尊重历史水系变迁的基础上从流域的全局出发进行统一规划，保障河道生态功能的同时再现文人词赋中的景致。第三，营建“生态—游憩—景观”的复合型廊道：人工廊道作为大遗址与城市发展的缓冲隔离带，从吸尘减噪、生物迁徙与视觉屏障等多方面要求出发，应保证不小于100 m宽的尺度。除了足够的绿量和乔木郁闭度以外，游憩项目的安排应结合慢行交通方式的串联组织，延续遗址公园内部的功能。
2.2 控制底线（结合现状）：对比包围模式
指大遗址外围没有形成缓冲空间，或缓冲过渡范围较小未能构成廊道，城市的发展与遗址区形成了直接对比的土地空间格局（图4）。在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且密集的遗产城市，该模式是城市发展中的一种无奈之举，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并十分普遍。面对曾经连文物本体保护都举步维艰的城市化进程，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包括扩大遗址要素对周边城区的影响与辐射效应，使历史文化更便捷地融入市民生活等。但也容易陷入对土地经济利益过度追求的误区，造成周边的开发强度过大的现象。
图4 对比包围模式示意
Fig.4 contrast surrounding mode
该模式下周边空间环境的开发建设应与以下策略相结合。第一，合理定位地段功能：尽量丰富遗址周边用地的功能类型，植入与遗址要素相关的艺术、商业、文化等业态和产业触媒，与遗址绿地共同打造新的城市职能区，利用文化基因激活地段的更新建设；第二，历史信息的挖掘与阐释：环绕公园周边的城市建设需要充分研究与挖掘场地原有的历史信息（包括尺度、轴线、要素、格局、非物质文化等）并通过规划布局及环境设施予以阐释；第三，空间体量的过渡与现状肌理的编织：周边地段应进行基于视线分析及场所感研究的建筑高度控制，由中心向四面圈层退台式过渡，并在必要时整合已经破碎的现状空间肌理，使之减少对遗址环境的视觉压迫，与周边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3 对主城区外大遗址周边空间模
式的思考
3.1 主城区外地景空间的价值
西安主城区周边的川原地带景观风貌独特、类型多样。有以秦岭、骊山、北山山系为代表的山地景观空间；有以五陵原、少陵原、白鹿原等为代表的黄土台原地景空间；也有以樊川、辋川、御宿川、浐河川为代表的河谷川道地景空间等。
其间不仅大遗址数量多、规模大、保护级别高、而且存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遗址相互叠压、相互交错的情况。例如：五陵原分布有汉代九座帝陵；辋川因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而知名，有别业遗址、钓鱼台遗址、鹿苑寺、竹簧寺等遗
址……受大大小小遗址遗迹的影响，这些山、川、原、隰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基因（宗教文化、陵寝文化、离宫文化、农耕文化、名山文化等），同时，还有大量影响至今的历史典故与诗词名句诞生或缘起于此，使得它们都不仅仅是普通的地理单元，而是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内涵和灵魂，也令这些地景空间本身具备了文化遗
产的价值。大到都城、陵寝选址，小到宅院、寺庙、水系布局，无不凝聚着中国传统的人居智慧、风水思想与哲学观念。囿于这种地景文化的长期积淀，大遗址与其依
托的宏观环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关系。这是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资源特征，也是最值得保护却往往被忽略的特质。
3.2 整体性区域化保护思路的提出
正因遗址与环境的这种彼此间的共生关系，保护与营建大遗址外空间环境的问题首先要上升到对各自所处地景空间这一宏观环境保护的议题上，在主城区周边的历史台原、川道两侧等目前正被规划新区覆盖到的地区，不应将紫线外的土地等同于普通的城市用地来开发建设，而应视为遗产对象谨慎分析和审视。从用地布局、开发强度、风貌形象，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都要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目前大多保留着较好的耕作和灌溉条件，分布有大面积的农林景观和为数众多的村落、乡镇，基本具备展示诗词歌赋中描述的场景、意境的条件。目前西安主城内最为常见的遗址外围土地开发与城市经营模式对于文化内涵丰厚的该类地区而言，是明显缺乏适宜性的。而这些区域正是目前面临最大威胁的地区，也是对未来西安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
“整体保护”的思想在欧洲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博洛尼亚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口号，注重遗产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联系，是整体性保护的雏形[2]。本文从整体性保护的思想出发，扩大以往对遗产环境认知范围，将遗址与大尺度地景空间，及关联性强的遗址群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从遗址群整体价值和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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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城周边历史遗址区域空间划分
Fig.5 regional spac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sites around the main city
图6 开敞过渡模式示意
Fig.6 open transition mode
空间整体价值的保护出发，构建“历史遗址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并将其作为城市建设的限建区，避免成为新区高强度开发的腹地。通过规划、管理等手段引导它的动态发展过程，对其功能演变与当代建设给与指引，协调文物保护与城建的关系，并从政策法规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力求补充目前西安遗产保护体系下对遗址外环境的割裂式保护，以及对主城外围的川原环境保护的不足[3]。
历史遗址区域空间划分建议包括5个泛遗址区（图5）：五陵原泛遗址区（含秦宫、长陵、周陵、平陵、茂陵等）；沣渭冲积平原泛遗址区（含阿房宫、沣镐京、汉长安城、昆明池等遗址）；少陵原泛遗址区（含杜陵、少陵等遗址）；白鹿原及浐灞川道泛遗址区（含霸陵等遗址）；骊山—铜人原泛遗址区（含秦始皇陵、华清宫、姜寨等遗址）。3.3 历史遗址区域的发展定位
“历史遗址区域”范围内多以传统的农业为主，以及一部分林业、养殖业和农副加工业，长期以来保留着广阔的田野和沃饶的土地。为了它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价值的维护，同时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并缩小遗址区内外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在其作为城市限建区的发展定位下，应根据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需要，对区域内部的工、农业业态进行科学的调整，并对零散分布的村镇、聚落进行适当的归并整合。有必要正确选择符合各遗址区优势的，对遗址风貌和安全不造成威胁的主导产业和一般专门化产业，以促进其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如发
展都市农业，为西安都市圈提供无污染的农林副产品；发展观光农业，加强农林景观和花卉产业基地的建设，开展果林采摘及其他参与性强的农事活动等。遗址内及其周边村镇应结合遗址保护与利用模式建立新的产业支撑，有选择的发展旅游服务业、休闲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民俗文化产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等等，使历史遗址区域成为小规模组团式发展的、特色鲜明的城市新职能片区。3.4 理想状况：开敞过渡模式
指大遗址外围由大范围开敞的绿色空间，包括农田、果林、生态林等，逐渐过渡到城镇集中发展的土地空间格局（图6）。这是主城区外大遗址环境保护最理想的情况，建立在地景空间整体保护及上述发展定位的基础之上，对于与大遗址相融共生的外部生态环境、历史环境与美学意境的保护，及其遗产整体价值的突显具备最为积极的意义。
该模式下周边空间环境的开发建设应与以下策略相结合。第一，从地景空间整体保护入手：对区域内的村镇聚落进行合理的归并整合；明确区域内应优先发展、容许发展、限制发展及禁止发展的产业类型；展开各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并合理确定大遗址内部村民保留与搬迁的方针。第二，保护与塑造遗址区整体环境：限建区内部大遗址周边应避免大型基础设施等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行为；同时，禁止规划新建区域性交通设施（如国道、省道等）；并控制建筑的高度、形式与体量。同时，结合现状
的村落、场地打造适宜的观景点，突出对历史遗址的视觉感知，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的串联形成有序列场景变化的特色游线。3.5 底线控制：咬合过渡模式
指大遗址外围数条较宽的绿色廊道与城镇发展斑块相互嵌套，再逐渐过渡到连片发展的土地空间格局（图7）。理想状况下，主城区以外的大遗址应尽量保证大范围的开敞空间，但考虑到现实情况，如果在其周边城镇建设的决策已经制定且势在必行的背景下，该模式力求将区域内部复杂的文化与生态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单一遗址周边环境保护的底线，形成遗产、生态或复合廊道，杜绝同心圆式的包围发展。
该模式下周边空间环境的开发建设应与以下策略相结合。第一，对格局控制性因素的识别：带有明确指向性的绿色廊道是该模式构成的控制性结构，对于周边绿廊建立影响性因素的识别包括地形
图7 咬合过渡模式示意
Fig.7
occlusion transi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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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安大遗址周边空间环境模式选取评价表
Tab.1 rating form of space environment pattern selection around the Xi’an Great Heritage Site
评价维度
评价因子对比包围模式（A）
自然山水空间
与城市生态层次
的关系
郊区环境建成区绿地
●
●
对比包围模式（A）
空间模式
廊道隔离模式（B）
咬合过渡模式（C ）
开敞过渡模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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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维度
与规划生态绿楔和
绿带关系
内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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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Ai
●CB=∑CBi
●●Cc=∑CCi
CD=∑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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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要物种栖息地关联临自然廊道（河流、原坡）
与城市人口聚集区的
关系
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维度
被城市改造区包围附近有相关遗址临城市重要交通干线陵寝类大遗址
规模大且保存完整
都城与宫殿类大
视觉要求维度（基于不同文化类型）
水景类大遗址
无考古遗存，原地貌消失规模大且保存完整
先期文化遗址
规模小或局部保存
合计（C=maxCi ）遗址
中、小规模，保存完整
局部保存
文物遗存与地貌条件保留好被规划新区包围
紧密疏远
地物的分析；与附近自然要素生态关系的判别；与近距离和远距离文化遗产要素的判别等。这些是建立文化与生态廊道的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遗址外围与城市组团的空间形态。第二，与自然和城市生态系统渗透：大遗址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退化、人工设施的割裂与城市建设的压迫。因此，利用乡土植物构成的绿廊、绿楔、绿带等连接方式增强大遗址与城市绿地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渗透，对于治理台原阶地流失，建立有效的生态网络，以改善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遗产廊道的建立：遗
产廊道这一术语用于描述与其相关资源紧密结合的线性景观，跟随延伸的文化走廊展开[4]。毗邻大遗址的相关遗产资源是咬合过渡模式形成的因素之一，应考虑与大遗址结合打造整体性的绿色空间环境。例如少陵塬杜陵西边的明秦王十三陵，可与之连接构建西北走向较宽的绿带，一端连接大遗址内部并沟通了浐河廊道，而另一端可连接至潏河川道即樊川；同时位于杜陵南26 km的“少陵”被称为杜陵南园，两者属于同一陵茔，对于彼此文化关联性的呈现将会完善杜陵的遗产环境价值。因此，构建结合游憩、慢行、与标识系统的“遗产
廊道”可保障杜陵与少陵在视线、行为、生态和文化上的沟通。
4 模式选取的综合评价
合理的模式选取应符合城市生态保护、规划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要求，是保护与营建大遗址周边空间环境的基础，也是平衡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矛盾的前提。对于周边情况相对复杂，与城市空间过渡模式较难判定的大遗址，论文尝试从给出影响大遗址周边空间格局的条件因子，并建立模式选取评价表（表1），以期为被
城市扩张包围中的大遗址提供合理化的环境保护建议。
在具体评估过程中，可对应表中的内容选取大遗址在每个维度符合的相关条件（一个因子可以匹配多项），并将相应条件下适宜的每种模式类型的匹配次数纵向相加，即CA=∑CAi ，CB=∑CBi ，CC=∑CCi ，CD=∑CDi ，最后比较A、B、C、D四种模式的评分，最高分的（C=maxCi ）即为适宜的模式类型（若出现某两种模式分数相同，可再进一步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 结 语
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曾指出：一座城市的发展，是其整体的、长远的文化价值和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不断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5]。西安的各类大遗址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历史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已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这个系统对城市的用地布局、空间形态、绿地系统、游憩
网络、基础设施分布等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保护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在城市文化特色缺失的时代，让大遗址周边的空间环境起到维护其整体价值，彰显城市个性与特色，及陶冶与教化世人的作用，使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城市发展共赢，是我们肩上的责无旁贷的使命。参考文献：
[1] 罗佳明. 《西安宣言》的解析与操作[J]. 考
古与文物, 2007(05): 43-52.
[2] 镇雪锋. 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整体性保护
方法——遗产保护国际宪章的经验和启示[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7: 51-52.[3] 吕琳, 余虹颉. 西安陵寝类大遗址周边视
觉景观保护与控制初探[J]. 建筑与文化, 2015(05): 38-40.
[4] TYLER N, LIGIBEL J, TYLER R.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its Hist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W.W.Norton &
2017年第3期 /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 095
Company, Inc, 2009: 330.
[5] 单霁翔.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1.图表来源：图1：3-7：作者绘制
图2：作者改绘自《西安城区变迁地图集》表1：作者整理绘制
收稿日期：
2017-02-12（编辑：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