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复苏的儒学，面对正面因素的复苏举步维艰，负面因素的蔓延却日益加快的尴尬困境。 读了《联合早报》10月20日的新闻报道《杜祖贻教授：儒学在华人社会已经式微》一文，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笔者心中掠过一丝悲凉。 儒学的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必说在海外华人社会，即是在中国本土，儒学也已所剩无几。关于儒学式微的根本原因，一般都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列强东来，中国国力急剧衰落，儒学因此而式微。 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第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即打开中国市场，倾销西方产品，攫取高额利润。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之外，西方列强并没有采取激烈措施全面扫荡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儒学进行彻底批判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把儒学的式微完全归因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似乎有失公正。 第二，中国人基本上全盘否定儒学，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儒学是封建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它是导致现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总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必须加以扫除。只有扫除了儒学，民族才会振兴，中国才会富强。中国人一度认为，对儒学的否定是国家复兴的前提。因此，中国人激烈地批判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是以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为导向的。 对于儒学的批判从未停止 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反儒运动，即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应读作“大革文化命”）。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话，那么，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毫无理性可言了。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只是把这种批判推到了极点罢了。笔者至今仍然记得70年代中国大陆大规模的批林（彪）批孔（子）政治性群众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各级政府纷纷召开群众会议，万众一心，口诛笔伐，声讨儒家文化。几乎人人发言，个个表态，揭露林彪及“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以表明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经过如此彻底的洗脑运动，儒学还会残存几何？而且，整整十年里中小学教科书上从来不提儒学，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又从何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但是，历史却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中国人全面地、彻底地否定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以后，国家却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富强起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历了十年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搞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批判，国家却不但不富强，反而更加落后，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三四百美元左右，被列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试图通过反传统反儒学的途径来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实际上并没有实现。
[!--empirenews.page--] 在中国醉心于进行所谓的文化革命之时，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一下子成为了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上颇具活力的亚洲四小龙就在中国门口强劲舞动。中国人这时才发现，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批判儒家学说，不否定传统文化，也照样能够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恶梦醒来是早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力挽狂澜，摒弃了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路线，果断地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于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儒学才算获得了一个生息和复苏的机会。 儒学的正面和负面因素 不可否认，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学本身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重因素。正面因素是一种普世价值，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负面因素是一种封建糟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所谓儒学瑕瑜互见，精芜杂陈，即是指此而言；对儒学的扬弃和改造之说，亦是因此而起。 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逐渐复苏的儒学中，正面因素的复苏举步维艰，负面因素的蔓延却日益加快。礼义廉耻、忠恕诚信等道德风尚在社会生活中远未形成气候，而官本位、等级制、拉关系、走后门、包二奶、养小妾、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却时常见诸报端。这好比一个农民糊里糊涂在田地里撒下了大量化
学试剂，使得田园一片荒芜，农民懊悔莫及，于是千方百计想恢复原有生态，然而秧苗复苏遥遥无期，杂草却又纷纷长了出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历史玩笑。 看来，引领儒学走出困境，还需要一些大举措。前一段时期，东南亚的新儒家学说曾经激起中国学术界的一阵波澜。无论如何，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经验，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笔者一想到儒学失道，求诸海外，依然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心中不免又添上了一丝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