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秋红张海鸥胡绪明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2000年10期
[中图分类号]D0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4—0028—06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势，并显示出一系列新特征。对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的分析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观的首要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基希海默）、“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后竞争资本主义”或“后市场社会”（阿多尔诺）、“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先进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有机资本主义”（列斐伏尔）、“后工业社会”（莱易斯）等。这些概念有时指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时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这种差别，但是，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表示一种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式，即一种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时代。
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是什么东西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呢？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本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线，来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
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看作一种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应的政治形式，而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实际上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特征的两种不同理论。后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权主义国家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但这种国家产生的广泛社会条件或背景却不能简单地称为“垄断资本主义”，它有一些新的和独特的性质。对此，波洛克和霍克海默等人作了详尽程度不等的分析。
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作了较详尽的分析。他在1932至1941年这10年间写了不少论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论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波洛克区别了两种理想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极权主义型”和“民主型”。他致力于前者（主要是纳粹德国）的分析，但认为得出的结论也适应于后者。他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所有基本的组织原则已改变，基本的资本主义体制转变，国家对旧的经济秩序结构的干预由于其总体性和强烈性而由量转化为质，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注意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如下几个发展趋势：（1 ）作为一种间接的需求控制手段的市场已被直接的国家计划所取代；（2 ）作为稀缺性管理中介的价格已失去了其作用，变成了一种“被紧密地控制了的工具”；（3）存在着一种个人利益对一般计划利润的服从， 利润仍然是有效投资和管理等的诱因，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起作用，资本家日益变成食利息者；（4 ）猜测未来市场需求的神秘企业艺术被一种综合的技术合理性所取代；（5 ）整个系统由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和最大企业的资源管理者加以协调。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问题作了一些分析。例如，霍克海默在《极权主义国家》（或译《独裁国家》）中认为，独裁国家即是国家资本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当代的独裁国家”）。这种国家在经济上的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的资本家，剥削仍然存在着；国家统治者使自身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剩余价值的获得和分配也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这种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则是：中央集权并不是权力的倒退，而是权力的发展；在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下，警察将极端的官僚主义权威几乎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霍克海默看来，如果把“独裁国家”看作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垄断资本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或最高阶段，但实际上，“独裁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形式并没有显示出“垂死的”样子，相反，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控制，防止了由于危机而出现的崩溃，因而使统治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生产能持续地发展。由此他断言，国家资本主义要比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得更长久。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或译《单面人》）和《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等论著中，刻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发达工业社会”，进而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按技术的观念和结构而运转的政治系统。在他看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科学技术取得统治地位，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着力分析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在经济方面，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大多数人特别是非特权阶层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分享到了消费社会的舒适；技术造就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将人们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发达工业社会正是通过制造和满足这种虚假的需要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并使人们与现存的制度一体化；它有效地窒息了人们要求自由解放的真正需要，而同时又容忍和赦免了富裕社会的破坏性的压抑作用。在政治领域及阶级关系方面，技术的发展已带来了一个封闭的政治领域，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消除了传统的骚乱并控制了混乱的因素，创造了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联合体；它使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同化，使公司老板与劳工领导人同化，使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生活和志向同化；它促进学术成就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前定和谐，通过舆论和家庭聚会侵蚀私人事务，使卧室向大众传播媒介开放。他特别指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一种维护和改进现存制度的共同利益，使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在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技术的发展使高层文化与现实同一起来，工业社会使高层文化失效，现实超越并否定了高层文化，使它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的合适场所；在艺术领域，社会的同化力消除了对立的内容而挖空了艺术，最矛盾的作品与真理绝对和平共处；艺术的理性让位给技术的理性，艺术失去了它的传统功能；甚至语言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排斥了语言中的对立表达；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哲学的盛行标志着单面思维的胜利。于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一切文明的成就，本应成为人们解放的前提，而现在却成了统治的工具。因此，马尔库塞得出的结论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畸型的社会和病态社会。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进化》和《文化与批判》等论著中具体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行政制度、文化制度和阶级结构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在经济制度方面，哈贝马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分析、对比：一是私人生产部门是市场取向的（其中的一部分仍由竞争来调节，另一部分则由容忍小竞争的垄断寡头的市场战略来决定）；二是公共生产部门（特别是军火工业和宇航工业）则是垄断的，几乎不受市场影响的。它们各自的特点是：在竞争性部门，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工人的组织程度较差，公司不能实行合理化；而在垄断部门，资本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公司要面对强大的工会，公司不需要合理化。在政治——行政制度方面，国家机构执行着经济系统的许多职能，特别是通过总体计划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并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机会。但国家的总体计划受到私人自发处置生产资料的限制，也受到避免不稳定措施的限制。从这一点看，对商业周期的财政和金融调节以及那些旨在于调节投资和整个需求的各种措施在目标系统的框架中都具有避免战略的特征；当总体计划控制私人企业作出决策的边界条件以便纠正市场机制功能失调的副作用时，国家实际上取代了市场机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创造和改进资本实现的条件。在文化制度（合法化系统）方面即意识形态领域上，随着市场功能的削弱和调节机制功能失调的副作用的出现，以公平交换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崩溃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导致了对合法化的要求；国家机器不再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仅仅是保证生产的一般条件，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因此，像前资本主义一样，国家也必须加以合法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合法化被还原为两个剩余的要求：一是公民的利己主义——即不过问政治，只关心职业、闲暇和消费的态度；二是通过精英理论或技术统治论来证明公共领域的结构上的非政治化。在阶级结构方面，尽管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政治化了，但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阶级统治的政治隐蔽性被社会隐蔽性所取代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成功地在决定性的领域将阶级冲突保持在潜在的状态之中。这样，阶级的社会同一性就破裂了，阶级意识也残缺不全了。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描述为经济的集中化和中心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等历史趋势，并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从而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新阶段或新时代。对于他们的这一资本主义新发展及特征理论，我们有必要作简要的分析评价。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及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某些特点或特征而区别于其他的阶段。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列宁所处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用某些学者的话来说，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发生了部分质变。具体说，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趋势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即由私人垄断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出现新特点；这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也出现了某些新变化，特别是白领工人或中间阶层日益壮大，劳资对立呈现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政策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某些非政治化的倾向；国家暴力统治相对减弱或更加隐蔽，管理职能增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扩大、力度加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使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加深、加剧等等。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和新变化，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认真的研究，这可以说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力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体验和观察的基础上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特征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或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首先，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等人抓住了当代科技进步或科技革命这一关键，抓住了科学技术在当代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事实，这的确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的，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种依赖并不显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二战后，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渗透，使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技术变成第一位生产力这一点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历史发展趋势是有道理的。
其次，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分析了这种生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或“部分质变”。例如，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的高度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朝着“资本社会化”的方向，被迫进行调节，这种调节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表现为股份公司普遍化与股权的分散化，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形式。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原因、过程、表现形式等问题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他的这些观点包含着合理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参考的。
再次，在上层建筑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趋势或特征也是有根据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避免周期性危机的打击，当代资本主义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家由原来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变成“入侵者”，从原来的创造和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的保障职能变成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调控职能。同时，这种干预也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在以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哈贝马斯等人对每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哈贝马斯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经济职能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比较，将国家经济职能及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最后，在阶级关系问题上，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关系出现的某些变化而鼓吹该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无产阶级不再是历史的动力，阶级矛盾缓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过时了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们在对该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结构的分析中，也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如关于第三阶层（白领）的出现和壮大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影响；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准政治的工资结构的出现，社会福利政策等对工人阶级的地位、革命性的影响；关于劳资对立出现的新特点、新内容以及社会变革主体的扩大等问题的分析都有可借鉴之处。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及基本特征理论是有重大失误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割裂当代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基本上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而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改变了。诚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如上述的一系列的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这使得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中出现“部分质变”，标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又有别于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我们却不能将“部分质变”等同于“根本质变”，将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个新阶段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的全新形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仍在于它有自身一系列的质的规定性，特别是它的某些本质的规定性。作为同一社会形态，不管在何种发展阶段上，这些本质的规定性将不会改变。判断一个社会形态是否根本改变，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加以考察，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乃在于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而这些不同生产关系又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在一种生产方式内，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可以保持不变，它的某些局部或表现形式可以变化；变化的根源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个社会内部，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种部分的质变，而非根本的质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发展变化及一系列的新现象，如财产占有形式的国有化的发展及工人持有小额股票，生产调节方面的计划化，管理体制上的工人参与管理，分配方面的福利措施等等，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或伴生现象，它们的出现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与此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另一个主要错误，是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他们宣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只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它不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因而过时了；他们基本上否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说充其量这个理论不过是描述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且许多论点是错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反对当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将因其自身的矛盾而走向灭亡的论点，断言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自身的矛盾，包容各种危机，使经济持续发展，因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长久。显然，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站到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事实证明，当代资本主义仍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社会，当这些矛盾和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局面终止，并最终敲响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出现的以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和低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贫富分化的重新加剧等现象就是明证。
[收稿日期]1999—11—21
作者介绍：韩秋红（1956—），女，吉林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张海鸥（1974—），女，吉林德惠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胡绪明（1973—），男，安徽六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