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的北方文雄、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1190～1257）的气节问题，是一桩数百年聚讼不已的公案。这个问题可以从政治气节和民族气节两方面讨论。元好问的政治气节问题，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直接起因于金亡前二年（公元1232年）的崔立碑事件。当时，蒙古军包围汴梁，金哀宗出逃，元好问陷身围城，被民族败类、守汴叛将崔立胁迫，参与为他撰写“功德碑”文，事后遭到士议非难。
这件事本来并不复杂。仅仅被迫撰碑，尚不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要看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指责元好问的发难者刘祁的文章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见《归潜志》），《金史·玉若虚传》亦言其文“直叙其事而已”，说明元好问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联系元好问事前抵制撰碑的行为及他始终不承认崔立所授伪职的坚决态度，还有事后元好问对参与碑事的王若虚以死抗命的赞扬，可印证元好问耻于附逆颂功的立场。元好问曾言：“癸巳正月之变，逆党中有欲谋害己者，赖（李）仲华力为营护得释。”可见他与崔立矛盾之深。元好问没有屈节，应是可信的。相形之下，刘祁文以无辜受牵连，愤懑无告，不得不牵元、王入罪，为己分谤，足见该文未全属实。刘祁由于事出猝发，骤遭连累，不免对元好问误解、埋怨，其情可以理解，但指责元好问附逆颂功，却失之偏激了。
金哀宗本是一个政治腐败，临难自逃，置百姓生死不顾，导致亡国的无道昏君，元好问不肯为他殉节，是完全正当的。那么，元好问的不死，是不是仅仅为保个人利禄呢？不是。他还有高于殉君的追求。这就是：
救民之志。围城期间，金廷将相腐败无能至极，汴京危在旦夕，城中食尽，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元好问忧国忧民，敦促守城二相召集臣民谋求救国之策，但二相只答：“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元好问激愤地指责：“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显然，他是把“安社稷、救生灵”置于个人生死问题之上的。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修史之任。元好问精于史学，曾任史官，久怀修史之愿。围城期间，他要求携带国史出走，未获准许。在城中，他又目睹了无数爱国志士奋勇抗暴的壮烈事迹，意识到有责任保存文献，表彰先烈，记述一代兴亡之迹。如郝经所言，他认为“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元好问不仅有这种公认的资格和才能，而且后来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道义之托。围城中友人蒲察琦为国殉节，以死相托；好友枢密判官白华离京前留下7岁的幼子白朴请为代抚，处境险恶的元好问，不暇自顾，但笃于道义，没有一死自了，而是毅然承担了义务。不久白朴得病几死，他“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得汗而愈。”后来，在他亲自指授下，白朴成为著名杂剧作家。这种舍己利人的古道热肠，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值得称许的。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往往把忠君看
作是政治气节的最高标准，这不足为怪。但他“出死以为民”的政治气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愚忠观念，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客观上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这种政治气节，理应得到肯定。
元好问的民族气节问题，是与政治气节相联系。针对他与蒙古的关系，有的史家已考证清楚，就是：
汴京城破前二日，元好问曾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全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
金亡后，元好问与蒙古在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其大批幕府儒士保持着长期的密切往来；
1252年元好问同张德辉北上觐见尚在潜邸的忽必烈，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并请免除儒户兵赋，获得准允。由于“游牧的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的农业封建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元好问这方面的实际活动，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促进了这个历史前进的过程。”（《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辩》，《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史实表明，元好问上述社会活动，是通过保存亡金士大夫并同他们一道保存与宣扬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以推动游牧民族上层建筑向适应中原先进的农业经济的方向转变，这个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它构成了从耶律楚材到忽必烈这一长期的历史转变中的中间环节，为后来忽必烈统一天下、创建元朝、安定社会造成了必要条件。
我们不宜笼统地谈论元好问的民族气节，而应对其历史功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从来没有与好战嗜杀的蒙古上层保守势力同流合污，而且写作了大量诗文，控诉非正义战争的罪恶，抒发亡国之痛，反映各族人民的疾苦；还通过大量的社会活动，周旋于严实、张柔、史天泽等汉人世侯之间，鼓励和称扬其从事文治教化活动，从而抑武尚文，传播儒学，以保存、宣扬先进文化，联络带动大批知识分子结成一股进步的社会势力，成为这一势力的精神领袖，推动蒙古上层建筑的变革，适应了历史进步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好问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是不为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