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是在民族形成以后，随着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的。民族意识一经产生，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推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意识既体现单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又体现着整个民族的名族意识。这个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悠久的中华民族，陶冶了自己的民族意识。
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故国土地和传统文化的执着眷念和高度重视，素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另一方面，表现于“外御其侮”的民族凝聚力和一致性。鸦片战争后，中国还只有少数人有朦脓的民族意识觉醒，“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维新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思想盛行。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的觉醒。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一大探索，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促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经济与思想也是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奔走呼号，矢志改革，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勇敢地为变法救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以说，经济与思想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影响着思想，思想反作用于经济。资产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同时，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集中体现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愿望，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冲破了清政府的禁例，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也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 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戊戌维新运动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后世的学者对其进行多次研究，有一种说法便是：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领域里的启蒙作用，一些作者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意义，主要不在于反封建，也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专制独断的皇权思想，昏人神智的八股文章，以及桎梏性情的纲常伦理，这一切曾是封建阶级麻醉和统治人民的武器。人们不仅从戊戌维新运动中认清了反动派的凶恶面目，而且也从这场思想运动中吸取了精神解放的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加推向前进。它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从封建传统中挣脱出来，打破了几千年所形成的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和狭隘守旧的传统思想方法，否定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神圣性，开拓了近代的新兴事业，使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军事上，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的产物，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战败，救亡图存成为一大任务，而正是这种救亡引起了启蒙，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的。一切的启蒙运动，都是和挽救中国于危亡这一总任务，或直接或间接相联系着的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既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也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还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但是，戊戌维新运动也有其局限性。首先，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戊戌维新运动便一开始就处于先天不足的状况，更何况当时的中华民族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其次，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主要表现在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群众，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必然性，同时，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后，变法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封建势力早已根深蒂固，而戊戌维新运动太过激烈，损害了很多贵族的利益，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就为戊戌维新变法埋下了隐患。
从戊戌维新运动中，我们也深深的得到了教训：资产阶级维新派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且脱离了人民群众，其变法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