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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 1 英文摘要„„„„„„„„„„„„„„„„„„„„„„„„„„„1 绪 论„„„„„„„„„„„„„„„„„„„„„„„„„„„„2
（一）选题意义„„„„„„„„„„„„„„„„„„„„„„„2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2
（三）研究方法创新„„„„„„„„„„„„„„„„„„„„„3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政治基础„„„„„„„„5
（一）多种救国方案的相继失败迫使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5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影响„„„6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文化基础„„„„„„9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通性„„„„9
（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10
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12
（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12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4
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理论基础„„„„„„„„17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17
（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18 结 语„„„„„„„„„„„„„„„„„„„„„„„„„„„20 参考文献 „„„„„„„„„„„„„„„„„„„„„„„„„„21
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
孙欣荣
摘要：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广泛传播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本文就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学习西学的失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榜样，这是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广泛传播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相通性为其提供了便利，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客观上为其准备了思想条件，这是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广泛传播的思想文化基础；从阶级基础方面来说，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从理论基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这几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之下实现了完美对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获得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综合结果。而在这些因素中，内因是第一位的。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条件
O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4th” in 1919
Sun Xin-rong
Abstracts: Outbreaks of the May 4th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19 made a great new beginning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struggle, which led to a broad deep spread of Marxism movement. Behind the spread is wide rang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is text mainly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y Marxism could widely spread during this perio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ailure of Western learning providing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Marxism’s spread,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etting an examp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acceptance of Marxism, this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why Marxism could gain widely spread in this period ;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bjectively preparing theoretical conditions, the identity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providing convenience, this i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why Marxism could obtain widely spread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aspects of class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king class cried for a new and scientific guiding ide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basis, Marxism owns inner scientific nature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And all these factors achieved a perfect connection by the efforts of th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That is to say, the widely spread of Marxism in the May 4th period is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of all these factors, the internal cau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Keywords: the period of “May 4th” in 1919; Marxism; conditions of the spread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理论体现。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在五四时期获得广泛传播，它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收，并使之中国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基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一次成功范例，所以就有必要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该时期，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为毛泽东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为其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五四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然而马克思主义却迅速传播开来，个中经验，颇值得今天深思。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热点和重点就是研究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和条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综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和条件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富昌在《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提出的国际、国内论。.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既有着多方面的国内条件，如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学习西学的失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又有着多种有利的国际因素，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黯然失色以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兴起。在这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外，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再如邸乘光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安徽史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与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等方面阐释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另外还有学者如田志飞在《浅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35卷）一文中从出现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进步团体、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出版、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等方面来研究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
在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个别原因和条件上，李军林在《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新闻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中着重论述了五四时期大众传播媒介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王文峰则在《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功能》（改革与开放2010年4月刊）一文中揭示了五四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担当的角色。王进则在《试论我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中主要从传统文化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双重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笔者在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时，除了采用文献分析法，阅读相关专著和学术论文的方法以外，还采用了评价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历史史实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原因进行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在参考当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阶级基础和理论本身等几个方面，探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本文主要将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归纳为四部分，即政治基础、思想文化基础、阶级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主要从基础论的角度综合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不但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中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多达200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开始翻译出版、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蔚然成风。广泛传播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本文就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本来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却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得到广泛传播。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内因又是第一位的。
（一）多种救国方案的相继失败迫使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闭关的腐朽清王朝，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时代问题。为了实现这两大奋斗目标，挽救深陷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一代代中国人进行了艰辛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其结果却大同小异，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以来最早提出“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国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上述主张的继续和发展，李鸿章、张之洞等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的这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变革。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王朝自救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大门，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多方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但是它与之后清王朝开展的“新政”以及预备立宪的本质一样，坚持“中体西用”。他们幻想在日渐腐朽的清政府原有体制内，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救国，这是很不现实的。事实证明，封建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冲击下，纵然可以对其统治方式和一些政策措施作出一些调整，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但只要还能苟延残喘，将其统治支撑下去，它就绝不会改变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将恢复民族独立作为其奋斗目标，故它也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与富强的愿望，这一点已被50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残败所证实。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成立“拜上帝会”，领导了历时14年之久的农民运动。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资政新篇》实际上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它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企图在宗教的旗帜下，通过旧式的农民战争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繁荣独立、共享太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甲午战争之际，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这是一场试图在不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对中国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主张一切皆变，无一不在进化。但他们只把“变”理解为渐变，否认突变，表现
在政治实践上就只是强调改良，反对革命。由于没有实权军队、惧怕人民群众、自身阶级基础相当薄弱也未能拯救旧中国，实施未能过百日而被废止；戊戌变法的失败以血的教训宣告了改良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要想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卷起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这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以燎原之势摧毁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带来了一线希望，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但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最终也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袁世凯掌权后，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随后不久，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和军阀割据的局面，广大人民再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吴玉章回忆说：“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人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了极点。”
从以上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种种的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国家依然四分五裂，民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帝国主义列强依然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这种情形，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灭》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 共计70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 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 组织过政党, 举行过革命, 以为可以外御列强, 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是抵不住, 败下阵来, 宣告破产了”②。中国的仁人志士乞求通过学习西方来振兴中华的道路走不通，先生总是打学生；先进的中国人还在苦苦地探索出路，探索革命新道路，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 辛亥革命的失败为激进民主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他们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孔教迷信发起了猛烈攻击。五四运动后，各种包括①
②① 《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影响
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唤起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1917年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开始汇合，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一场革命风暴。芬兰、德国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蓬勃展开。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这些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引起了欧美资产阶级当权者的极大恐慌。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俄国开始以崭新的态度对待中国，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这使当时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结果也为深陷迷茫苦苦探求新的救国方案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启示，促使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思想。而且革命之前的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也是一个封建压迫严重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和旧中国的国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确信近代中国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新的突破。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说的就是这一问题。
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俄国团结向上的时代面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四处混战、矛盾丛生的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1476页。
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极大怀疑。欧洲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尖锐的阶级矛盾、频发的工人运动也进一步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更使中国人看清了资本主义的丑陋面目，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能从传入发展为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毛泽东对此做过精辟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
①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文化基础
文化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是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如果要为该地区或民族的人民接受就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这即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规律，马克思主义如果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并被国人接受同样也得遵守这一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通性
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相通性。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剥削制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困苦不堪，他们对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这一愿望显得格外强烈，这种大同思想在我们政治思想史上绵延不绝。“大同”这一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它描绘了一种人人互敬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这无疑对深陷苦难中的广大人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古代先哲们亦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他们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等思想。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充分将农民要求共同拥有土地的均田、均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等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经过发展，这种大同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理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提出了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富裕文明的人间乐园的主张。而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结合则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则是依靠发展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为国民共享，我们不难在其“三民主义”的理想方案中发现这种大同思想的影子，这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理想，它们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发现了新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即是共产主义社会。根据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共有，而且完全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也完全消灭了商品生产，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的发展自己的才能。共产主义理想所追求的这种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颇为相似，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较容易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进而作为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武器。诚然，后者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它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追求的目标有着本质区别，但在社会发展、道德追求等方面毕竟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都是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两者在生产关系方面，在终极关怀方面，两者都是一致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对此幽默的谈到：马克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思说：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人人都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孔子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然后颇为得意地背了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①。正是这种一致性极大地缩短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心理历程，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相通性为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许多便利，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能很快被中国人接受的文化土壤。
（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帝制被推翻后，人民的思想观念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思想，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发起的尊孔读经活动进一步桎梏了人民的思想，并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民族的生机。惨痛的教训促使人民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依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挑战，掀起了一场以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最先提出了“科学和人权”并重的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斯因两位先生”，从而使民主和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激进民主主义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专制独裁和帝制复辟深恶痛绝，声明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当时他们所宣传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就国家而言，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另一层是就个人而言，即不仅要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还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做一个自由民主的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提倡科学。它既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又指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随着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兴起，激进民主主义者认识到作为民主和科学的对立面，专制和武断、迷信和愚昧的理论根源都来自孔子学说和封建的纲常礼教，激进民主主义者由此开始深入地将批判的矛头引向孔子学说、尊孔思想以及封建纲常礼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批判孔教和封建纲常礼教的过程中，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孔教和封建礼教最大的危害在于养成了人们的奴性和劣根性。因此，由于科学和民主的启蒙，对孔教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就合乎逻辑地引导他们对国民性改造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了继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国民性改造的高潮。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用民主主义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学。在① 郭沫若：《马克思进孔庙》，1926年《洪水》第1卷第7期。
文学形式上，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在内容上，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广大青年无不受其影响。虽然激进民主主义者自身存在弱点和不足，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斗争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从而为适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它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正是在这一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进行下去并在日后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精神。作为该运动的两大口号，科学和民主被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它们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了前进。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这是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一个掠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级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一个国家的传播必须以这个国家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为前提。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革命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①。随着外国资本在华直接经办企业的增多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仅仅产业工人就由1913年大约120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再加上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总人数大约有400万人，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它除了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坚定地革命性；分布相对集中，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斗争力量；大多出身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便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一战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斗争。虽然工人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1485页。
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影响。
1920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同年8月《劳动界》在上海问世，这是中国第一份向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将新思想切实地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使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受到这新思想的洗礼”①，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已传播到工人中并为其接受。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即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又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则成了了广东土木建筑工会和理发工会，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则在济南成了了山东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总机关。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况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动等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显著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组织程度和斗争本领明显提高。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生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乡。1921年9月，共产党人沈玄庐在这里组建了全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展减租等斗争。1922年5月，澎湃在家乡海丰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总农会，中国的新式农民运动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但是也难免带有一些弱点：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还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以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惯的侵蚀，受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要承担起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先进思想的指导。马克思在分析科学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时深刻的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这样，当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开始到工农大众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这也正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时候，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介和桥梁，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可以说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阶级基础。没有这一点，不仅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更没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物质力量。 ①
② 《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近代社会在激烈动荡中发生巨变，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西学也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想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为中国思想文化增添了传统之外新的活水源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及其背后的近代科技、机器生产凸显优势。中国的一些务实而又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承认西方在船炮制造、养兵练兵方面的“长技”，主张“师夷”，进而又将西方的“长技”扩展为主要涵盖近代科学技术的“西学”，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运动的兴办需要一批通晓西方语言文字和生产技术知识的“洋务人才”，故“育才”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育才”的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请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二是派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往美国留学。自此之后，直到清王朝覆灭，由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派往日本和欧美的留学生连续不断。洋务派依靠帝国主义帮忙，虽然未能培养出什么人才，但是那些早期为帝国主义直接训练的学生，毕竟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学习的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不能不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早懂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可谓是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第一大来源。
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产生的另一大来则是从封建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还在鸦片战争时期，这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深感清朝统治面临的危机，他们开始抨击清朝统治的腐败，主张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实行一些改革。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已经频临死亡，这些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们凭着他们的爱国意志和正直言论，既无法挽回清王朝的衰败，也不可能使老朽的封建制度返老还童，鸦片战争屈辱失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年里，摆在爱国士大夫面前的中心主题是怎样应对外国侵略。他们渴望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纷纷提出“御夷”、“善后”的对策。但是他们对问题的认识过于简单，不可能提出有效的抵御侵略的主张。就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痛定思痛，企图用封建主义思想武器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较量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国内阶级矛盾仍未缓和。随着清朝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开始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新的阶级力量，而且也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投资于一些新式工业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么与这些商人、地主和官僚在政治经济上有联系的一些封建士大夫，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身了，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他们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先导。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活动的顶点，但是他们同样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代之而起走上政治舞
台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而随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知识分子的队伍又开始发生急剧的分化。其中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者他们对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这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现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阶级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组织工作。从1920年夏天起，各地相继诞生了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出版刊物，创办夜校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充分利用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在时代前列，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创办无产阶级的报刊，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并大量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里，全国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就猛增至400余种，进步社团发展到400余个。《国民》、《新潮》、《少年中国》、《觉悟》、《湘江评论》等报刊都是在该时期创办，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也开始起步。1921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科学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等也相继翻译出版。随着更多相关著作的翻译，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这一时期，列宁的一些著作也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的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充分利用大学讲坛、图书馆等形式，向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开办平民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向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各方面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干部和思想条件。总之，先进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将大众传播媒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功能发挥到最大。这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也为后来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等先锋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竖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早在1918年7月，他就在《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12月，他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evism 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1919年5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一文。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作品，更是标志着李大钊开始系统地在中华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是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的人物，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最具影响的人物中有“北李南陈”之称。他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系统的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理论阵地，在全国有很大影响。
为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还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严格界限。在该时期，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展开了三次论战。1919年夏秋，针对胡适主张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一点一滴的改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产开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而梁启超、张东荪对于社会改良主义的向往则引发了一场“社会主义”的论战。李达、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严厉地批判这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为改良主义的谬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还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终也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经过这场论战，许多人划清了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这三次大的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该时期获得广泛传播意义深远，它使人民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更多人加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阵营中来，当然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①《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五四时期获得广泛传播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实现了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因而能够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产生不可遏制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它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剥掉了黑格尔哲学中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且贯彻于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融为一体，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造成了哲学史上空前的革命变革，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并贯穿和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和实践活动之中。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及其所有制关系产生、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把人们对于当今社会的认识提高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特点和客观要求。它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土壤之中。马克思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英国，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多层面经济关系的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的规律。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则最全面、最深刻、最详尽地批判和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暂时性和被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资本家要不断扩大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致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也不会自然而然的建立，那么谁才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社会力量？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基础上，正确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历史使命的途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
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逐步达到阶级差别的消失和国家的消亡，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是举世罕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根据，论证了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这两大重要发现，也就不可能使空想变成科学。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贯通、交叉渗透，构成一个内容科学、逻辑严密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65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量，始终是推动和指导世界各地人民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走上独立和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强大思想武器，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拥戴。
而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如何满足我国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我们可以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来分析。概括地说，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改造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因而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求。“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指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因此解决社会的根本之径，应该首先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对先进的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启蒙。”①经济学说对剖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揭示了社会变化的规律。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回答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而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革命理论则解决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依靠力量、道路灯具体问题。可见，从阶级斗争入手，证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证明社会革命的激烈；再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社会革命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初的过程或模式，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能在五四时期获得广泛传播，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又是具有彻底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从阶级性上讲，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所以它才能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① 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主要表现为它的理论批判精神。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它除了承认一切具体事物对于它赖以生存的条件来说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意外，不承认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它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他把世界看作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因而在其本质上，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表现在它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理论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这两个属性中，革命性是首要的、主要的或者说是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和目的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武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无产阶级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全面、详尽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提供了经济学的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则揭示和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革命目的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属于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属性。
而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北京等地组建多个工读互助团，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一度向往并进行建设“新村”实践等等。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革命性，这注定了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结 语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是因为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中国人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事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相通性、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则把存在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否定资本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宣传和实践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花结果。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他国际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些因素是第二位的，它们要通过中国国内的条件才能起作用。尽管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和九十多年前的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认真的总结历史经验，冷静地认清形势仍是我们努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好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以科学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它，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坚定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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