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自峰
山西档案 2004年02期
文章编号：1005-9652(2003)06-0030-02 中图分类号：G275 文献标识码：B
近些年，无论是公众媒体还是档案专业报刊，对信用档案的话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从探讨的结果来看，信用档案的涉及面相当广泛，涉及银行、保险、大学、社区、生产企业、商业企业等诸多领域。但从信用档案的实践结果来看，只有社区信用档案和大学生助学贷款信用档案进入了初步的尝试阶段。笔者认为，大学生助学贷款信用档案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正是建设全社会诚信监督体系的一个突破口。
根据几个月前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今年8月底，上海近50所高校与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签署相关文件，正式启动国内首家大学生信用档案体系。据悉，资信公司将通过与各家商业银行协作，跟踪申请助学贷款的上海大学生还贷情况，并为他们出具个人信用报告。这份报告与上海市民的个人信用报告性质相同，是个人信用记录和评价的最直接的材料，它发挥的作用将持续数十年，伴随信用主人之一生。一旦出现不良信用记录，大学生今后在办理贷款、保险等事宜时，将会品尝到失信后自行带来的苦果。
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非义务教育政策，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高校产业化方向的迈进，大学收费制度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得一些贫困地区的学生和个人自立能力较强的学生不得不寻找一些应对之策，除勤工俭学外，大学生贷款上学，毕业后还贷已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是一种最常规的方式。但随之而来的贷款偿还问题，却让银行和高校大伤脑筋。资料显示，在我国，由政府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已经实行4年，实际已发放金额超过5亿元，不良还贷率约20%。广东各高校在5至10年内的助学贷款平均归还率不到80%。由于多数银行在助学贷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中，没有切实可行的追究办法，因此，一旦还贷不及时或恶意不还，银行方面也难有任何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办法。银行把款贷给学生，能够依靠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大学生的基本公民道德，靠学生的道德修养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借贷行为。而道德约束仅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约束，大学生能否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能否将自己所享受的利益和应尽的道德义务严格地捆绑在一起，银行方面完全无法掌控，所以银行向大学生发放助学贷款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不良还贷率高达20%，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也迫使金融机构去寻求解除和减缓风险的有效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怎么办？他们只好采用更为谨慎和稳妥的办法来应对。比如：在开办助学贷款业务时，更加小心翼翼，审核程序越来越严，越审越细，审核等各方面的成本也随之增加。为控制和回避风险而故意提高贷款门槛，在可贷可不贷的情况下，选择不贷，在贷款金额可多可少的情况下，选择少贷，这就给后来的大学生贷款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53.4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金额33.37亿元。其中，17万名学生已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仅占申请人数的31%；贷款合同金额12.62亿元，仅占申请金额的37%。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申请者拿不到国家助学贷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申请者如愿以偿。
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用提高门槛和削减贷款比例的办法来降低风险系数，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或者只是一种权宜之策。这种“龟缩”政策从道理上和实际效果上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用前期学生的不良行为来惩罚后期学生的合理要求，这是一种错位的惩罚，惩罚对象在不经意间得到了转移，不是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转嫁”了矛盾。每个人的不良行为应由自己来承担，而不是由另外的人来代其受过。国家向贫困学生发放贴息贷款，其政策意图是很明显的，也是善意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证每个优秀学子上得起学，能够接受应有的教育，这也是贫困学生的应有权利。但银行由于承担了过高的风险，有意提高放贷门槛，使得三分之二的申请者无法享受国家的助学政策，对这部分学生有失公道。二是银行谨慎放贷只是一种消极的抵御策略，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应对之策。银行发放助学贷款金额严重不足，意味着银行得到国家的贴息也将大幅度下降，银行也将付出损失利益的代价。金融机构属于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既然银行不能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说明它们实施的消极政策，存在着某种严重的缺陷。
高校作为第三方，它的角色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希望每个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顺利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得到银行的无息贷款，保证学生的学业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的贴息政策不被某些学生恶意侵害，银行的商业利益不被恶意侵害，高校的信用声望不被恶意侵害。为了使大学生能按时偿还贷款，校方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学校给予按时偿还者以优惠条件，适当减免其所偿还债务。有的学校则把学生的毕业证扣留，以偿还贷款作为返还条件，从而逼迫学生还贷。前不久，湖南还宣布将在媒体上公布逾期不还贷款学生的名单。可以说，能够想到的办法，能够使用的招数，学校基本上都想到了，并想方设法进行了尝试，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因为这些缺乏法律支持的所谓“办法”和“招数”，很容易把高校拖进没完没了的官司。
在回避风险与利益趋大的两难境地里，有没有一条更安全、更效益的路供银行去选择呢？答案是：有。这就是上海市正式启动的大学生信用档案体系。
资信公司是一种中介机构，银行可以通过资信公司，全面掌握客户的资信情况，并以此降低放贷风险。由于多数大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同时又不拥有足够的物资抵押条件，所以银行发放大学生助学贷款，惟一可以担保的就是学生的个人信用。既然贷款时是以信用做担保，偿还不了就应当拿信用开刀，让学生为失信付出代价。上海市的这一做法，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银行与学生签署的信贷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契约，大学生在享受这份契约带给自己的物质利益时，同时也必须承担这份契约带给自己的信用责任。在契约精神约束下，利益和责任是对等的，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如果一方只享受契约的利益，抛弃契约的责任，那么他必然要受到社会的惩处，这是合乎契约精神和社会良知的。
个人信用档案是个人信用调查的真实记录，而个人信用调查有赖于个人信用报告制度的建立、完善和推行。个人信用报告制度的推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信用卡资料和个人住房贷款资料为突破口，首先实现银行内部个人信用档案的共享。我国各商业银行推行信用卡制度和住房贷款制度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其中已经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的个人信用档案。这部分档案对银行而言，是一笔巨大的个人信用资源，银行内部应当实现信用档案资源共享。第二阶段，建立金融系统联网的个人信息库，形成银行间的信用档案交流机制，实现跨系统信息共享。在对待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态度上，各银行之间应打破相互间的壁垒政策，形成信息交流机制，因为银行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同时更是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商业企业，各银行间相互交流信用档案信息，有利于银行降低放贷风险，更有利于各自降低信息收集的成本，这对银行业提高各自的商业利益是大有好处的。第三阶段，国家成立专门的信用报告机构，联合银行、证券、保险、法院、公安、税务、审计等部门，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用信息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上海资信公司尽管不是以国家信用报告机构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信用报告中介机构，其启动个人信用追踪、记录和报告体系，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打破了银行、保险等涉及个人信用的各行业之间各自为战之局面，对推进我国信用档案机制的快速建立和推广，将起着巨大的影响。
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诚信社会，也是一种契约社会。每个公民都应当以遵守契约作为自己的一条道德底线，同时完善的诚信监督体系也是迫使公民遵守契约的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在这一方面，外国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依托逐步发达的电子网络，美国的个人信用系统目前已十分完备。同样以大学生助学贷款为例，学生毕业后，银行均可通过遍布全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及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和收入，从而有效控制风险。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大学生贷款率高达70%，不良还贷率却远远低于我国。
在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国家，个人信用资信登记系统大多数是较为完善的。每个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一个账号，里面存储着公民的学历、就业、信用记录等多种信息。如果相关机构与公民发生涉及信用内容的业务联系，即可通过资信系统进行查询。一旦公民的失信行为被资信系统记录在案，对其的惩罚将不仅仅是银行和保险部门，而是关系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机构，如就业、医疗、商务等。
朱镕基同志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助学贷款作为一个突破口，是我国公民逐步走向诚信为本的开端，也是政府打造诚信社会的一块基石。
作者介绍：王自峰 山西省档案局，山西 太原 03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