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
一、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研究
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已经有了不少论著。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成果喜人。
过去对官僚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有不同称谓，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这些说法均见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到1947年，毛泽东在分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时，首次提出“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并且认为“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论述，黄如桐将官僚资产阶级的含义概括为：官僚资产阶级乃是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他们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压迫民族资产阶级，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个反动的阶级。（黄如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清末的洋务派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官僚与资产阶级结合，就是一种进步现象”，“早期资产阶级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般就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清末出现起分为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同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一些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 。 否定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也就等于否定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黄如桐不但认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已经出现，还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五点：第一，他们掌握着一批颇具规模的近代企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他们掌握着洋务派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以占有权为主，并通过占有权的运用，来扩大他们个人的所有权；第三，他们在
企业里对工人实行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监督管理制度，在劳动组织中起着十分残酷的阶级压迫作用；第四，他们以近代企业为基地，凭借官权与资本的权力，一方面为清廷牟利，一方面搞假公济私、贪污盗窃等，扩大自身社会财富；第五、他们的经济思想是买办的、封建的。（黄如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姜铎将旧中国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对应的另一阶级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称谓。他在文中把两个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概括为：第一，从19世纪60年代至晚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两个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从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政府至1927年垮台为止的16年是两个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第三，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到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是两个资产阶级的最后定型阶段。两个资产阶级关系密切，存在着不少联系和共同性，那么其区别表现在那里呢？姜铎认为有五个方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浓厚买办性的阶级；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反动和消极作用；经济上处于垄断地位，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三位一体，逐步转化为革命的对象。（姜铎：《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
对于学术界存在的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官僚资产阶级的现象，孔经纬认为应该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有的地方以肯定为主，有的地方以否定为主，从总体上看应以否定为主。官僚资产阶级从整体上看属于资产阶级，相对于封建阶级而言，有其优越性；就其生产力状况看，官僚资产阶级也有优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地方，并对后者的存在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和产生有利影响。但作为半殖半封时代当政统治的阶级基础，其反动性构成主导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主要起阻碍作用。（孔经纬：《略论中国官僚资本》，《文史哲》1989年第5期）
二、关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开始对“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到解放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由共产党人正式提出。此后这一称谓被政治、经济、学术界沿用至今。80年代以后四大官僚资本又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关于其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在此简单作一总结。
1．“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说法，“官僚资
本”的提法，最早见于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发表的《论中国之资本阶级的发展》一文中。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把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到1929年，李达所著《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书中说清代官僚在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此外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达阶段》一文中提出北洋政府时期所谓“梁士诒型”、“张謇型”的官僚资本。尽管所指各有不同，总而言之官僚资本就是区别于民间资本的与官方、官僚体系关系密切的资本体系。
这一称谓盛行于世则是在1941年后。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大肆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大发国难财。中共和其他进步人士通过报刊对其进行了揭批，以致家喻户晓。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对四大家族如何从内战起家，最后形成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和文化业的垄断进行了论述。1947年，毛泽东同志《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中关于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时指出：四大家族在其当权的20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毛泽东：《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此后大陆学术界一般沿用毛泽东等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定论。
2．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
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从抗战后就已开始。陈伯达认为四大家族和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是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他还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最初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
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长江出版社 1946年版。）
许涤新在其《官僚资本论》一书中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许涤新：《官僚资本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建国后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一步研究，对其历史消极作用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如吴江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概括为：作为半殖半封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附庸，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此垄断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完全是寄生的腐朽透顶的东西；这个垄断资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其发展一方面加深了社会各种矛盾，使革命形式愈来愈紧迫，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前提。（吴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此文原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许涤新也撰文论述了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掠夺性、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买办性、封建性，同时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的区别。（许涤新：《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原载《红旗》杂志1961年3~4期合刊），见《许涤新经济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肖灼基于1965年发表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则是对四大家族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研究。
“文革”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重新展开并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黄逸峰等所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中论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概括了其资本积累的手段。（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编《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全慰天也概括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他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全慰天：《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针对学界出现的对国民党及官僚资本在十年内战时期作用表示肯定的声音，清庆瑞的文章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及起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又可以看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经济发展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由此说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产生，并不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发展，而恰恰是表示中国国民经济的破产和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清庆瑞：《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
90年代一些学者著文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和历史影响。如何华国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挑动内战，发战争横财，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膨胀的重要原因；实行金融垄断，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膨胀的源泉；垄断商业，是四大家族又一掠夺发财之道。抗战胜利后抢夺胜利果实，是四大家族扩充资本的又一重要原因。（何华国：《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三、关于四大家族的官僚私人资本及其私产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关的著述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已有观点的重复，缺乏新意。但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则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并在一些问题上发表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学界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首先是在对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1985年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国内外有学者认为国家资本的对立面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则官僚资本不应将官僚私人资本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认为官僚资本是官僚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职权积聚的私人资本，则国家垄断资本不应包括在内。
出现这种争论的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在使用此概念时模糊了其内涵。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长期被用来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经过争论，学界开始改变过去在论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时国家资本和官僚资
本不分的状况。如孙健著《中国经济通史》一书就将国家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开来谈。同时，有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的官僚私人资本展开研究。
王建科认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包括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大部分。其中官僚私人资本主要包括四大家族及政学系。他对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作了概述。指出四大家族的投资有“官商合办”和“商办”两种类型，在金融业、工矿业中“官商合办”居多，商业投资多为“商办”。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加上各种隐性的灰色收入所形成的私人财产当不下数十亿美元，大部分以存款和投资的形式转移到了北美和拉丁美洲。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在性质上属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其私人投资活动对于壮大民族资本主义的阵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主流应当否定。（王建科：《四大家族的官僚私人资本》，《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2期）
陈自芳把国有资本比做官僚资本的“大家库”，官僚私人资本则为“小家库”。前者多采用超经济的行政手段，后者多以经济活动方式出现。他把国民党官僚私人资本积聚财富的主要途径概括为八点：1．利用权力进行投机倒把，这是四大家族聚集私财的主要手段；2．运用公共权力给官僚私人企业各种优惠待遇，创造赢利的条件；3．以公共权力换取民间私人企业给予的各种利益；4．以合法的公职身份进行非法的谋私活动；5．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攫取公有财产为私有；
6．大量开办半公半私企业，以促进合作经营之名行扩充私财之实；7．用各种手段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官僚私有资产；8．以公产作交易，换取官僚私人利益。其共性就是大官僚的私产都可以且必须依仗“公”的身份、权势、资财和手段敛取。（陈自芳：《论就中国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制度原因》，《北方论丛》1989年6月）
武力关注的则是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该承担多大责任。他认为官僚资本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该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纪人看待，他有谋求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也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地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谋求私利的。（武力：《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评〈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私人资产的具体数额给予关注和研究。如李
茂盛对孔祥熙的自有资产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陆仰渊对宋子文在工业、金融业、商业三方面的资产进行评估后，认为宋家资产约有1000万美元。
而学者汪朝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一份当年日本人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表作于1939年，共列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9人，其存款总额为78，606.7万元。汪朝光将其按当时比价换算为美元，得出总数共计9，578万美元（以当时法币折合美元）。如果该调查报告情况属实，那么过去认为的四大家族中宋、孔有大量私财，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未必很多的说法就不准确。该调查表明不仅陈立夫有不少财产，蒋介石的财产更是位居榜首。而四大家族共占存款总数的30.25﹪。这还仅仅是四大家族在上海一地外国银行中的存款，只是四大家族私产的冰山一角。（汪朝光：《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总之，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官僚资产阶级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与总结，本文只是对其中部分成果的一个简单概括。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1986年版。
2．匡长福：《权与钱——蒋宋孔陈聚财录》，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江绍贞：《四大家族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4．李少兵、王莉《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5．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5——2003年版。
6．《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9．唐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金城出版社 1995年版。
10．许涤新：《官僚资本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11．马寅初：《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2．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编《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