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儿。1927年生于长沙,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随部队转战四方。1946年6月29日,参加中原突围,随三五九旅自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出发,经湖北、河南等地到达陕南。1946年8月,随张文津、吴祖贻赴西安同国民党谈判,途经宁陕县江口,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杀害,时年才19岁。 对于这个事件的详细过程,一直谜团重重。1984年初,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成立。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深入城乡走访当事人近千人次,召开各类座谈会数百场次,查阅档案史料数千卷册,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调查,终于解开了这段尘封40年的谜案。 谜案缘起镇安县,为和谈勇赴“鸿门宴” 雨后的镇安县城,笼罩在一层淡淡的白色雾霭中。数十年前的历史谜案,就是从陕西南部这座小城发端的。 1946年夏,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和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及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调停的一系列协议,先后调集30多万兵力,构筑6000多座碉堡,妄图围歼我中原军区6万多名指战员。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分4路悍然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内战爆发。当晚,我中原军区主力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秘密、神速、巧妙地行动,出敌不意,从宣化店分路实施突围。 我北路突围部队冲破敌人3次包围,继续大踏步进军豫西南平原。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其发言人反诬陷我中原部队在向“国军”进攻。为此,在7月7日的突围西进战斗中,李先念司令员就国民党军围歼我中原部队一事发表声明,在列举国民党违反“和平协议”和向我中原部队进攻的大量事实后,再次重申了中原部队的和平诚意,并要求驻武汉的第九小组及宣化店第三十二小组立即赶赴前线,让国民党军队停止一切冲袭及追击、堵截、清剿等行动。 但是,国民党军对李先念的声明置若罔闻,继续大肆围剿我中原突围部队。我军渡过唐河、白河和丹江后,国民党军见企图围歼我军于丹江一带的计划落空,只好于7月15日让第九执行小组与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相继给李先念发出两封信,内容大体一致:务请李先念司令员接到此信后,与第九执行小组代表取得联络,并派全权负责之高级官员前住会谈,为“和平”作最后努力。 为分散敌人的追堵兵力,当时我北路突围部队已兵分两路向西挺进。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左路,经南化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右路,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他们决定一边突围,一边伺机派出和谈代表。 7月16日,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由老河口坐吉普车紧跟我军。17日,他们到达河南南阳,这时我军已到了荆紫关、南化塘一带。18日,他们到了西峡口,我军又绕行到了南化塘的秦家漫。因此,他们不得不于19日赶到龙驹寨,给留在老河口的第九执行小组火速发电报,要他们21日下午用飞机再次向我军投函,声称:“此次为和平最后一次尝试,如24日仍不能与贵司令代表取得联络,则第九执行小组及第三十二小组于25日赴西安,3日后即赴北平请示。” 针对国民党当局一再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王震将军在率部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表示我军的和谈诚意,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便一面电告李先念等同志和中共中央,一面派随右路部队行动的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对国民党公开身份是我军上校参谋)、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改名吴毅)、毛楚雄(中原军区干部,作为张文津的警卫员,改名李信生)作为中原解放军的谈判代表,赴西安进行谈判。 不料,3人在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王震得悉后即电告中央,时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在北平军调部的我方委员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醒目标题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对事件公开揭露。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也于8月23日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对此,国民党当局却矢口否认。 这张发黄的旧报纸,在调查组同志们的手中不知传阅了多少遍了。然而,在庄重严肃的研究侦破方案的案情分析会上,调查组负责人还是把这张1946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认认真真进行宣读和分析。新闻内容如下: 李先念将军代表被胡宗南部扣押,中共代表团向国方抗议 (延安二十一日电)李先念将军代表张文津等三人,日前由驻地赶赴西安,与第九执行小组商洽具体执行老河口临时协议,讵料行经镇安县之地区时,突被国方胡宗南部扣押,迄今生死不明。国方此举为欲隔绝李先念部与第九小组之联络,以便破坏中原停战协议,实行其追击与歼灭中原部队的计划。对张文津等被国方无理扣压事,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将军与北平执行部叶剑英委员早已向国方提出严重抗议。 数十年来,张文津、毛楚雄等3人一直下落不明,成了悬在中共历史上一个迟迟解不了的谜案。现在,解开谜案的重任,沉甸甸地压在了联合调查组的身上。 接到任务后,调查组立即前往谜案的发端地――陕西省镇安县。经过紧张、细致的内查外调,终于查清:王震将军率右路部队撤出镇安县城后,于1946年8月7日西进,行经镇安县杨泗乡杨泗庙地区时,派张文津、毛楚雄等离开部队,公开去西安谈判。因此,查清8月7日以后他们的行踪,是揭开谜案的关键所在。 石灰窑的三具男尸,是历史偶然还是巧合? 在镇安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调查组对王震所部在镇安县的小股人员活动情况及牺牲人员的地点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其中,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一口石灰窑里发现的3具无名男尸,是最重要的线索。 调查组围绕“石灰窑遗尸案”深入调查,终于查明了杀人凶手。然而,杀人凶手殷克明、陈尤均已分别于1951年、1953年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予以镇压。另一个凶手汪功富也于解放初畏罪自杀了。至于3具男尸的身份,仍然是个历史谜案。 经查镇安县解放初期的镇反档案,殷克明、陈尤均是这样交待的:1946年8月初,他们奉胡宗南之命与新四军交战,并配合胡宗南部队搜捕新四军的零星突围人员。8月9日晚上,卸任保长殷克明和保丁詹贤孝,在文家庙农民张吉贵、杜明月家中,发现了几名操南方口音的陌生人,便前来盘问。此时,有3个男人住在一户农民家中,两个中年人、一个青年人。另有一户住有一男一女,像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说是远道而来找儿子的,并说不认识另外3个男的,只是上午路遇结伴而行。殷克明等怀疑他们是新四军,而且觉得他们携带有财物,便密谋要实施暗中袭杀。 8月10日,殷克明和副保长陈尤均及保丁詹贤孝、汪功富,率数十名反动武装人员,前往朱家沟的小沟口堵截。上午时分,那5个陌生人进入了小沟口。殷克明率人蜂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那5人奋力抗争,终因寡不敌众,被强行蒙头捆绑。随即,殷克明等将他们随身所带财物洗劫一空,并在不审讯的情况下,即刻将他们秘密处死。其中,2人被推到路边砍死,3人被推入附近的石灰窑里活埋。 在调查文家庙农民张吉贵、杜明月两户人家时,他们回忆说,因过路人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又事隔几十年,故印象很浅,只仿佛记得他们彼此称呼是老张、老吴,是从杨泗庙方向匆匆赶来的。 调查组立即以文家乡和杨泗庙地区为中心,在方圆一二百里的范围内发动群众,进行海底捞针式的调查。不久,线索不断涌现:先是文家乡盈丰村农民牛贤学的家人回忆说,好像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有5个人在他家吃过午饭,尔后问了北上的路,便匆匆往朱家沟方向赶去。杨泗庙一带的泰山庙农民谭启仁的家人也反映,1946年8月上旬,新四军大部队开拔后,有5个新四军在他家换了便衣,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记得领头模样的好像姓张,年轻模样的称做小李。他们换了便装后,便往西北方向去了。
于是,调查组兵分几路,继续深入调查。其中一路围绕王震右路部队8月3日撤出镇安县城后的活动情况,排出时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寻找确凿的证据。 经过深入细致的排查,8月7日的情况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那天,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离开镇安县杨泗庙,向宁陕方向挺进。此时,张文津一行携带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也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去西安谈判。此外,还有一批干部从杨泗庙离队,化装奔赴延安,其中有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干部旅政委张成台等。 在对王震部8月份的行踪进行详细分析的同时,调查组又对分散突围的干部旅各类人员的转移情况和结局进行了详查,认为他们多数胜利归队,少数遇难但有确切下落,惟有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和干部旅政委张成台所率的两股人员下落不明。 可以初步断定,朱家沟遇难的几位烈士,可能是张文津一行或张成台一行。但要最后确定其身份,还应有确实可靠的证据。 就在关系到案情定性的关键时刻,外调人员的排查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们找到了1946年冬曾处理过杀害中原部队零散突围人员凶手事件的陈永寿。 中原突围时,陈永寿是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五团三营营长。1946年农历十月上旬的一天,部队转战到镇安县穆王坪,宿营在穆王街上。下午,一个40多岁、穿着破棉袄、扛着扁担的当地农民来到团部门口,问站岗的战士:“你们是啥部队?”战士回答说:“是新四军。”那人又问:“你们首长是谁?” 这时,陈永寿刚布置完警戒回来,便问:“老乡,你找谁?”他说:“我找你们首长,反映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又说:“我认识你们司令孙光,他以前在我们那儿打过游击。” 陈永寿看这位老乡忠厚老实,就把他领到了军分区副司令员孙光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庆柳住的房子。老乡见到孙光后,非常激动,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情问候之后,他就急切地反映起情况来:1946年8月上旬,他因事路过朱家沟的小沟口时,目睹了一场新四军人员被谋杀的惨案。几十个反动武装人员在小沟口拦截4男l女。经过一番搏斗,穿当地农民服装的4男1女寡不敌众,终被这帮凶狠的匪徒以绳索捆绑,并抢去了他们所带的金条、银圆和钱币等财物。之后,把他们连拖带拉,带到附近的石灰窑。途中两人拼命反抗,当场被用斧子砍死,其余3人被推入石灰窑里活埋。遇难时,5人均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当时见状不敢前行,躲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暗中观看。 听了老乡的反映,大家都非常气愤,孙光拍着桌子吼道:“这个仇非报不可!” 送走老乡,孙光就给陈永寿下达了任务,命令他于当夜两点钟出发,带领三营七连先行,拂晓前赶到文家庙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 当晚,陈永寿和七连连长田云山,根据老乡提供的路线和凶手居住的情况,研究了行动方案。这天夜里,呼啸的北风裹着漫天大雪,整整下了大半夜。凌晨两点多钟,陈永寿带领着满怀复仇烈火的七连战士,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二三寸厚的积雪,从穆王坪出发,北进长坪沟,翻过长坪沟垴,于黎明时分到达文家庙。 这时,天刚蒙蒙亮,沉睡的山庄如死一般寂静。部队迅速分成9个战斗小组,包围3个大院子。在当地群众的引领下,陈永寿带着几个战士首先冲进了敌保长范德先的家。范德先想从枕头下面拿枪,被战士打掉在地。陈永寿警告他说:“放老实点,快讲出杀害新四军的凶手。”范德先战战兢兢地说:“是殷老七、殷老八、詹贤孝他们杀的,我带你们去。” 一个小时后,七连抓获了参与杀害新四军的6名凶手。当去捉拿居住在附近的其他凶手时,这伙顽匪已闻风逃走了。接着,七连又追回了部分被凶手抢去的财物。 快到中午时,孙光带领主力部队来到了文家庙,立即对凶手进行了审讯。据凶手交待,5个新四军在文家庙休息时,是庙里的和尚刘利山发现后报告给保长范德先的。范德先派卸任保长殷克明及保丁詹贤孝等前去盘问,并安排反动武装在西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朱家沟设伏截杀。 审讯时,和尚刘利山吓得口吐白沫,昏厥而亡。范德先、詹贤孝、殷老七等凶手被就地正法。那几个逃跑的凶手,也在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虽然陈永寿及其知情人并不知道这5个被害人员的姓名和身份,但从他们提供的线索看,被害人系张文津一行的可能性不大。1946年8月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西进,行经镇安县杨泗庙地区的泰山庙时,有一批干部旅的干部化装赴延安。其中一行5人的有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干部旅政委张成台、中原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长吴先元、原鄂豫边区党委副秘书长李其祥、吴先元同志的爱人阌汉清和一位路遇却不知姓名的青年干部结伴化装转移。文家庙朱家沟被害的5位同志的情况,与他们十分相似。同时,从被反动武装人员所抢的金条、银圆和钱币等财物来看,与供给部长吴先元的身份很吻合。张文津一行是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的,不可能携带金条、银圆等大量财物。但是,也有一些老同志怀疑此青年干部是毛主席的侄子毛楚雄,历史谜案至此更加扑朔迷离了。 走访王震得启示,宁陕边界查证神秘骨骸 至此,联合调查组陷入了困境。 为了确认该青年是否为毛楚雄,调查组派员走访了王震将军。王震告诉调查组说:李先念同志1951年曾指出“张、吴被国民党杀害是事实”,虽然没提及毛楚雄,但可以肯定毛楚雄是跟张文津从镇安县杨泗庙离队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的,而不是像“文革”时期有人说毛楚雄是行军途中掉队被敌人杀害的。 王震将军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 1946年,中原军区北部突围部队全部渡过丹江,使蒋介石要将我中原部队歼灭在江北的计划彻底破产。 7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队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队全部应遵中央电文,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 16日,中原局在淅川县王窑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积极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这是王震在突围路上最后参加的一次中原局会议。 在中原局会议接近尾声时,军区政治部机关干部毛泽普领着一个小战士过来,向李先念和王震报告:“我就要下团队,上前线了,那地方不安全,小毛怎么办?” 王震说:“让小毛跟我走!” 小毛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的遗孤毛楚雄。他生下不到6个月,就跟妈妈周文楠进了牢房。后因妈妈病重,他被抱出住在外婆家。1945年9月,王震率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湖南,受毛泽东之托,通过地下党把烈士的遗孤毛楚雄接了出来。18岁的毛楚雄被编在教导团第四连,到中原军区后在宣传队作宣传员,之后和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王震的侄子王平到司令部学习发电报,由其堂叔毛泽普负责照管。 在枪林弹雨中突围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既要行军又要打仗。三五九旅战斗力强,跟王震走相对安全,对此李先念表示同意。 王震吩咐警卫员黄英成找来一匹马和一枝枪,交给毛楚雄。自那以后,王震将军的后边,常跟着彪形大汉黄英成和聪明精干的毛楚雄。小毛几次提出要去打仗,将军说啥也不答应。 进入秦岭后,战斗越来越频繁,行军越来越困难。这时,国民党在进行军事围攻的同时,又玩弄“和谈”花招,邀中原军区派代表赴西安谈判。为了表示我军对停止内战的诚意,中原军区决定派遣原军调部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上校参谋张文津,带吴祖贻前往西安谈判。 王震考虑到部队要留在这里分散游击,创建根据地,去西安谈判比打仗安全,遂决定让毛楚雄作为警卫员一起去谈判。到西安后即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毛楚雄送往延安。
谁知,张文津一行3人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后,便一去不复返。 中原军区和谈代表被害,是国共两党斗争中一起重要事件。由于敌人的欺骗和年代的久远,对于毛楚雄等人牺牲的地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在鄂陕边,有的说在陕南,莫衷一是。“文革”中,有人颠倒黑白,借此诬陷王震将军。实际上,毛楚雄在三五九旅的一年时间里,对他最关心的莫过于王震将军。 临别时,王老将军深情地叮咛调查组的同志:一定要找到小毛的遗骨,一定要把小毛他们牺牲的真相搞清楚。否则,真的无法向毛主席和毛泽覃烈士的在天之灵交待。 于是,一张大网撒向了陕南镇安、柞水、宁陕三县在1946年8月驻有国民党军队的所有要道、关卡、城镇和村庄。 调查组对三县曾驻有国民党军队的地方进行了普查与调访,并召开了上千个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在对大量线索进行筛选时,宁陕县东江口镇一堆神秘的人骨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 这堆神秘人骨是1976年东江口镇的江口搬运社在旬河岸边建房挖地基时发现的。负责基建的孟洪请农民谢满银将人骨拾起,掩埋到别的地方去。生产队长丁祥录陪同其将挖出来的人骨埋到了白家嘴胡医士3棵核桃树下的坡地里。 调查组立即驱车奔赴宁陕县东江口镇。经实地勘察,发现人骨的地点为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白坎下旬河旁。解放前这里是旬河岸边的荒野河滩,直到1976年江口搬运社才在此建房。 为了查清这堆人骨的来龙去脉,调查组在东江口镇召集了老居民和曾任国民党乡保人员的座谈会,并走访了各界群众。 曾任国民党乡政府副乡长的邓耀俊及民团成员石友成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邓耀俊曾听老同学、防空哨长唐进玉说:“共产党、新四军派的和谈代表到西安同‘国军’谈判,‘国军’叫乡长石星一和我们几十人,把他们活埋在城隍庙背后了。” 邓耀俊说,他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他和石友成是知己朋友,没有跟别人说过。 石友成对1946年夏天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二旅旅部和六十一师一八一团驻扎东江口的情况记得比较准确。一八一团的团长姓岑,住在张文堂家,两个连住在上街学校,两个连住在盐店街后面,周围有5座炮楼。 一天,从河坪方向来了4个人,其中3个身穿灰布军装,说是共产党王震部队派的和谈代表。另有一个穿着便衣的老百姓,说是他们在月河乡请的向导。 岑团长带人到魁星楼迎接。过了没两天,他听说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到西安去了,便对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说:“这下好了,谈判成了,就不会再打仗了。”姜捷三说:“和谈个屁!”随即用手向下一劈,示意谈判代表已被杀掉了。 当时,石友成很疑惑那个城隍庙后沙坝里埋了三四个人的河滩,便问唐进玉那里埋的是啥人,唐进玉悄悄对他说:“是新四军。” 座谈会后,石友成领着调查人员到现场,亲自核对了原地点,就是搬运社的建房处,与邓耀俊提供的地点一致。 在历史档案中取证,揭开了谜案的真相 要弄清那堆神秘人骨的真实身份,掌握确切的证据,还是要从当年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那些参与暗杀的刽子手们身上寻找。40年的人世沧桑,尤其是经过1946年至1949年的大规模解放战争,那些人是死是活,死又死在何处,活又活在何方?要得到答案,对于调查组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但是,调查组的同志们下了死决心:就是上九天摘星,下大海寻针,也要找到这些国民党刽子手的下落! 调查组成员钻进天府之国的茫茫人海中和四川省各级公安部门、党史部门、军史部门、档案部门以及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浩瀚历史卷宗中。 调查组终于查清了国民党军一八一团姓岑的团长叫岑运应。然而,对于岑运应的下落却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他在战场上毙命了,有的说他被我军俘虏了,有的说他在云南随国民党残匪逃往缅甸一带去了。 就在调查组近乎失望之时,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到了西南军法处的近千份档案。原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中称:“该犯1946年在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等3人。” 另据韩清雅在“审查表”中的口供和曾任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营长的邹寿珊提供的旁证:1946年8月,一八一团驻防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该团四连连长李清润于8月10日发现了3个穿布衣军装的新四军,其中两个中年人骑着高头战马,有一个人的军衔为上校;步行的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持枪警卫;另有一个青年农民前边带路。3个军人均为南方口音,青年农民系陕南口音。 李清润将其一行扣留后,知其系王震部队派来和谈的代表,不敢怠慢,遂交团部。临行时,李清润还习惯地给那个上校行了个军礼,诚惶诚恐地说:“长官请,我们岑团长正带人在江口魁星楼列队迎接呢。”上校微笑着还了礼。 岑团长在魁星楼带人鼓掌欢迎后,便将和谈代表迎往团部,由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审问。那中年上校拿出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和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将军的数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谈的邀请信函。从证件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位中年上校是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的新四军方面代表,姓张,名文津,上校高级参谋身份。 韩清雅向岑运应汇报后,岑运应立即发电报向胡宗南清示。胡宗南遂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到掌握事实真相的新四军和谈代表从沙场出现在西安的谈判桌上,便密令胡宗南“迅速解决”。 由于一直没有张文津等和谈代表以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反馈过来的消息,王震估计3位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即报中央设法营救。我南京、北平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胡宗南一面矢口否认见到我和谈代表,一面电令一八一团将和谈代表“就地秘密处决”。 1946午8月10日晚,岑运应按胡宗南电令,命四连连长李清润负责执行命令。李清润遂叫来江口区乡政权方面几个地方官员,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石坎下旬河旁的河滩里挖了几个坑,当夜秘密将3个和谈代表和那个农民向导推入沙坑中活埋。不久,―八一团就离开东江口镇,开住别处追剿中原突围部队去了。 经再一次实地查证和公安部门技术鉴定,调查组验证1953年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刑的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一八一团少校指导员韩清雅的罪犯档案材料与邓耀俊、石友成提供的时间、地点、情况及细节,和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领路农民的被害情况基本相吻合。之后,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于1987年8月查实,那个领路农民系镇安县杨泗乡刚参军的新战士肖善义。 尘封40年的历史谜案,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84年12月4日,联合调查组的同志与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和县民政局的同志,到东江口协同区、乡采取临时性措施,对烈士的遗骨加以保护。同时,连夜在宁陕县城向上级起草了《关于张文津等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 12月8日,调查组又于镇安县城向上级起草了《关于张成台等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称:“关于张成台等五位烈士的遇害问题……由于某些原因,对遇害者之一青年干部是不是毛楚雄未作定论……”“现在,确凿事实证明,毛楚雄是随中原部队和谈代表去西安途中,被敌杀害于宁陕县东江口镇的。过去的疑点可以消除。至于这一青年干部是谁,今后可再进一步调查。” 1985年1月,联合调查组经进一步修改,又重新写出了《关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经两省有关县、地、省领导审查同意后,于1985年1月呈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审定。 原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审阅后公开表示:“调查清楚。”为了悼念献身革命的沙场未归人,李先念1985年6月18日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同年7月,又亲笔撰写了《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一文,发表于1985年8月1日的《湖北日报》。1985年9月1日,李先念发表了《向革命烈士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一文。 陕西省民政厅专门拨款,在宁陕县东江口建了烈士陵园。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举行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把遗骨安放在湖北省大悟县烈士纪念馆,并在当地修了烈士陵园。 毛楚雄死因的查清,也了却了王震将军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当调查组前往哈尔滨走访毛楚雄烈士的母亲周文楠时,老妈妈失声痛哭。她在提供了毛泽东对毛楚雄烈士的评价之后,又饱含慈母之情写下了《雄儿,妈妈想念你》的纪念文章,使联合调查组的同志们感动得潸然泪下。 是啊,尘封40年的历史谜案终于解开了,共和国终于可以告慰毛泽东主席及毛泽覃烈士的在天之灵了,毛楚雄等烈士的英灵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