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与周有光：一辈子太长，得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做到“有趣到老”。
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
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出了大家对理想伴侣的期待：一辈子太长，得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实现却很难。首先，得有两个有趣的人；其次，这两个有趣的人得恰好看对了眼；再次，他们最好还要活得足够长，才能达到“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的境界。在民国众多伉俪中，能抵达这一境界的夫妻并不多。很多世人推崇的神仙眷属，大多只能做到“有情”，要想达到“有趣”，还得多一点幽默感，多一份俏皮劲儿。携手走过百年风雨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就是这么一对堪称凤毛麟角的夫妻。他们俩年龄加起来超过两百岁时，仍能举“杯”齐眉，两“老”无猜。1998年12月21日，国际教育基金会举行百对恩爱夫妻会，年近百岁的周有光、张允和是最年长的一对。
岁月没有消磨掉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和对彼此的爱意，他们越活越有味，越爱越深沉，一个是新潮老头，一个是白发才女，真正做到了“有趣到老”。
（年轻时的周有光与张允和）张允和是谁？鼎鼎大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她在张家排行第二，被称为“最后的闺秀”，张家人则亲昵地称之为“小二毛”。张家四姐妹中，就数她最活泼、最爽朗，从小就深得父亲张武龄的钟爱，每次出门，都喜欢捎带着
她，“小二毛，来！”父亲出谜语，制对联，她总是第一个抢着作答，人送外号“快嘴李翠莲”。小小年纪，她就一肚子的主意，父母让她当四妹充和的老师，她就耍起了“小老师”的威风，给四妹改了个名字叫“王觉悟”，意思是要妹妹做个懂民主、懂科学的新人。
孰料妹妹反问她：“你既是明白道理的人，为何要改我的姓？我姓张，不姓王。”她被妹妹问住了，气得拿剪刀去拆书包上绣的“王觉悟”三个字，“觉”的繁体字足足有二十个笔画，拆得她满头大汗。这起小闹剧，日后反成了姐妹间的温馨回忆。
张家姐妹从小就跟着父母听昆曲，耳濡目染，慢慢都学着在家演戏。
姐妹们爱演《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之类的戏，大姐元和、三妹兆和演主角，我们二毛允和呢，则是永远的配角，为主角们插科打诨、开锣喝道。
她还专爱演丑角，鼻子上点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黑线条，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琴童、小书童，非常符合她活泼灵动的性子。
很多人演配角都会为自己抱不平，允和则高兴地回忆说：“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后来，她在学校里、曲社里都爱演配角、凑热闹。
在三妹兆和和沈从文的婚姻中，允和可以说是一个“最佳配角”了。
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和而不得，索性追到了她九如巷的家里来，兆和不想见他，是允和劝她说，他是老师，你是学生，做老师的到学生家里来，总要接待一下吧，你就对他说，我家里有很多弟弟妹妹，欢迎来玩。兆和听了她的劝告，沈从文才有机会进了张家的门。
后来又是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开明的张家父母一口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允和非常开心，连忙跑到电报局去给未来的三妹夫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允”字，既是应允的意思，又包含了她的名字，一语双关，可见张二姐的机智。沈从文对这位二姐非常感激，到晚年时还戏谑地称她为“媒婆”。
尽管允和在曲会上演了一辈子的配角，但对周有光来说，她却是始终不变的女主角。周有光先学经济，后攻语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四朝元老”，周有光给人最大的感觉是处变不惊。他一百一十岁时，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是“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其实除了淡然处世外，活得生机盎然可能也是周有光的长寿秘诀。
他年轻时就喜游历、谈锋健，爱好十分广泛。小时跟着老师学拉小提琴，很有音乐天赋。老师让他每天练四个小时，他却说，学琴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为了成为演奏名家，于是照旧按自己习惯的时间练。
十年动乱时，他被下放到宁夏，和教育学家林汉达一起看守高粱地，仍然能够谈笑风生，好像是在对着一万株高粱演讲。
八十五岁那年，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的小书房，看报、写文章，那间书房仅仅只有九平方米，他却安之若素，还饶有兴致地撰写了一篇《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的快乐自寻。房间阴境，更显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九十多岁时，他头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他却笑着说是还没有长出来，依然像年轻时一样，随身带着几块洁白的大手帕，时不时拿出来擦擦脸。说起来，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结缘，还要归功于几块大
手帕呢。晚年周有光回忆起他和张允和的恋爱，用“流水式”的恋爱来形容这段关系。两个人的相识相恋，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张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两人由此相识。两家都是望族，但周家已经没落，一度连周有光念大学时的学费都交不起，所以允和常笑称自己戏曲看多了，有“落难公子后花园”的情结，不仅没有嫌弃周家家道中落，反而认定了周有光是个“落难公子”，想去搭救他一把。张家有十个兄弟姐妹，周家的年轻人也很多，两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玩。在九如巷的小型曲会上，张家姐妹唱戏，年轻的周有光会给她们拍曲，没想到，这一拍，竟然就持续了一辈子。可能是因为性情相近，周有光和张允和做了很多年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在上海教书的他给还在杭州读书的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很普通，没有一句有关情爱的话。允和收到信后，还是很紧张，和比她年龄大的同学商量后，才敢回信。暑假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没有以前相处时的自然，可能爱情的萌芽都始于这种不自然吧。很多年以后，允和回忆起和周有光挑明心迹的那一幕，清晰得宛如昨日。那是1928年的一个星期天，他们一起从吴淞中国公学的大铁门走出来，一直走到了吴淞江边的防浪石堤上，两人没有手挽手，而是保持着一尺左右的距离。在温柔的防浪石堤上，他掏出一块洁白的大手帕，细心地垫在石头上，让她坐了下来。可能是太紧张，她的手直出汗，他又取出一块小手帕，塞在两只手之间。她心想：手帕真多！隔着一块手帕，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回想起这一刻，暮年的她动情地写道：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从那以后，她和他无论欢乐幸福，还是风雨突变，都没有松开过彼此的手。他们恋爱期间，发生了两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一个周末，周有光和张允和相约在灵隐寺见面，那时候的寺庙，常常成为书生小姐谈恋爱的地方，《西厢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寺庙。两人肩并着肩一起上山，始终不敢手挽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他们走他也走，他们停他也停。这对情侣心想，这个和尚也太不识相了，于是索性坐在树下休息。岂料老和尚也坐了下来，还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原来允和鼻子很高，轮廓分明，所以被老和尚误认为是个外国人，这才好奇地一路跟着来瞧瞧。周有光不动声色，笑着回答：“来了三年了。”老和尚说：“难怪中国话讲得这么好。”热恋中的人难免要安排各种娱乐节目，有一次，喜欢西洋音乐的周有光特意请还在念书的张允和去听音乐会，地点是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把躺椅，躺着听，很贵，得两个银圆一张票。当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没想到，在雄浑激越的音乐声中，张允和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这位张二小姐，打小喜欢的就是昆曲之类的中国古典音乐，对西洋音乐实在是欣赏不了。周围的人难免投来诧异的眼光，周有光心里也有点打鼓，但还是淡定地听完了音乐会，其间任允和在躺椅上酣睡，并没有叫醒她。换成其他人，也许会埋怨爱侣不懂欣赏，周有光却完全不以为忤，反把这当成了一件趣事，可见再合拍的情侣，也需要有一颗懂得包容的心，关系方能长久。相识十年、恋爱五年后，两个人准备结婚，定下日期后，允和的姑奶奶出面阻止，认为喜期定在月末不吉利，是阴历的尽头日子。于是改为4月30日摆酒，结果发现是阳历的尽头日子，再改已来不及了，只好如期举行。允和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婚礼很简单又很新潮，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后来成为张家大姐夫的顾传玠吹笛伴奏，还有一位白俄小姑娘弹奏钢琴，称得上是中西合璧。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第一个结婚的，起初张家人并不看好这段姻缘。照顾允和的保姆拿着这一对新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称，这对夫妻都活不过三十五岁，连三妹兆和都说：“二姐嫁给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呢。”尽管如此，开明的张家还是没有阻拦他们的结合，还给了新婚夫妇两千银圆的嫁妆。他们用这笔钱出国留学，并乘坐当时最豪华的游轮“伊丽莎白皇后号”遍游美、英、法、意大利、埃及等地。
结婚前，周有光有些忧虑地给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了一
封很长的信，表明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年老相伴的周有光和张允和）他们果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两人共同生活了近七十年，允和活了九十三岁，创造了白首不相离的奇迹。七十年的婚姻岁月，就像婚前一样，仍然是流水式的相守相依，其间不乏风风雨雨，抗战时他们经历了丧女之痛，特殊年代又受到打击，他们却用天性中的乐观和热情，将每一天都过得生机盎然。这对恩爱终生的夫妻身上的共同点很多，其中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乐观和活力。晚年的周有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张允和的乐观人生》，在他眼里，这位夫人既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又是充满朝气的现代新女性。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后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把女职员说成“花瓶”。在干孙女曾蔷的眼里，这位张奶奶的性格恰如宋词，既婉约，又豪放，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坚贞不屈的一面。“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抄他们的家，可在张允和看来，这些红卫兵只不过是天真的孩子，这个时候化身为十分严厉的导演。她自己呢，平时在戏台上扮惯了小丑，在这非常时刻，也就当是在演戏陪孩子们玩儿吧。回顾这场风波，她一点怨气也没有，说：“我的孙子在我面前耍猴，我生不生气呢？当然不。”都说人生如戏，人啊，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种游戏的精神，这样才能出乎其外，不至于陷入痛苦无法自拔。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当时多半在劫难逃。当时有人戏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随口对出下联：“秦皇汉武毛泽东”。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被打成了反革命，下放到宁夏平罗。在平罗，他染上了青光眼病，病情危急，张允和则带着孙女在北京借贷过日，并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每月给周有光寄药，共寄了四年零四个月。回忆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周有光记住的居然都是些趣事。且看他笔下的“大雁粪雨”：“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的头上。”尽管有大草帽顶着，他身上仍沾了不少粪便，可在他看来，大雁粪便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所以笑称自己运气太好了，遇到了幸福的及时雨。他被发配到宁夏农场，和林汉达先生一起看守高粱地，这里荒芜，两个老头儿躺在高粱地里，仰望长空，畅谈起了语文的大众化，林汉达问他“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地回答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
就是凭着这种他们夫妇所说的“阿Q 精神”，他们总算熬过了劫难。回到北京的周有光，推出了一系列语言学的著作，工作到八十五岁才退休，仍然笔耕不辍。有记者问他：你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可以留给后人？他回答说：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一台夏普打字机，是周有光的宝贝，早在1988年，他就学会了打字。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感染了张允和，八十六岁那年，为了重新编印张家的家庭刊物《水》，这位张二小姐决定学习打字。她的老师，自然就是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的周有光。
（晚年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张允和是合肥人，普通话不标准，“半精（京）半肥（合肥）”，老是拼错字，这时候，只需要一句“帮帮忙”，周有光就会应声过来，帮她校正。可以说，允和打出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丈夫的爱意和耐心，所以她最先会打的就是“亲爱的”三个字。正是用这台打字机，张允和创作了《最后的闺秀》等作品，八十八岁时出版了处女作。如果说打字方面是“妇敲夫审”，那么唱起昆曲来，则是“妇唱夫随”了。张允和晚年与俞平伯等人一起成立了昆曲研习社，周有光常常陪同她去参加曲社活动。允和七十岁生日时, 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汤显祖全集》, 老太太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夫妻俩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张允和是“诗化的人”，富于传统文化韵味，周有光则是“科学的人”，条理明晰，滔滔善辩。性格不同，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以音乐为例，他跟着她去听昆曲，她则跟着她一起听西洋音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雅致和雅趣的结合，夫妻俩经常不定期地请一些“亲爱的”来参加“一壶酒、一碟菜”的“蝴蝶会”，还在酒席上行“新水令”。他们在朋友的帮助下，用五线谱等记下了评弹的词和曲，使无论哪国的音乐家拿起乐谱就可以演唱。“快乐极了”“得意得不得了”成了晚年张允和的口头语。他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四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个“举杯齐眉”，既是为了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后辈们都笑他们“两老无猜”。常有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周有光夫妇的想法截然不同，周老先生曾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的理论是，人过八十，年龄应重新算起，九十二岁时，还自称“十二岁爷爷”
。允和长得很美，年轻时的照片曾登上过杂志封面，出
版人范用说她的脸符合黄金比例。她一生都穿中式衣裳，晚年时用黑丝线混着银发丝编成辫子盘在头顶，仍然是个时髦而优雅的老太太。见过二老摄于1992年的一帧照片，他们站在花丛中，相依相偎，共读一本书。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宝黛共读《西厢记》的画面。俞平伯夫人许莹环生日时，允和曾写了一首诗祝贺，诗中说“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多情人不老，说得多好啊，只有对生活饱含热情的人，才能永葆活力，将每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人即使老了，一颗心却永远年轻。允和去世后，周有光满心空荡荡的，不愿再回卧室睡觉，每日在书房里的沙发床上入睡，沙发床对面的五斗橱上，摆了一排放大后的允和的照片。照片中，她对着他微笑，美丽一如当初。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但是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经常宣传白话文，对周有光接触新的事物有很大的帮助。从事金融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在大学读书时，周
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转修语言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本文作者：励志语录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