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翰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 点击数：29 更新时间：2010-12-23
让阅读改变自己的课堂
——从我的第一节历史课谈起
（广东省罗定中学 李翰）
“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课堂”。这是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在接受《历史教学》杂志访谈时讲的。今天我要说，让阅读来改变自己的历史课堂。
一、一节成功的课是这样炼成的
2004年9月3日，我第一次正式给同学们上历史课。这节历史课紧紧抓住了同学们的心，一下课很多同学大呼过瘾；后来，我把这节历史课写成了文章，发表《历史教学》上[1] （P.37），后来被《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2] （P.62）。事实证明，我的第一节历史课是成功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我长期的阅读和思考。
有人说教学生涯的关键在第一年，而第一年的关键在第一节课。我刚刚到广西师范大学时，就开始思考怎样上好自己的第一节历史课。可以说，我出来工作上的第一节历史课整整备了四年。还在大三的时候，我就自己将要上的第一节历史课写成文章，交给唐凌教授指导，唐教授写了很多鼓励的话。现在看当时备的这节课很粗糙，但它却是我长期阅读和思考的一个结果，甚至可能长达十多年，比如我在讲“历史离我们很近”这个观点时，我举了我家乡的一个画家石鲁做例子。而这个画家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在《可爱的家乡仁寿》一书上知道的，我从小就有阅读习惯，这个习惯是从我两个堂哥身上学到的，他们特别喜欢看书，也很会讲故事，作文也写得好。我记得那时经常阅读一份叫《仁寿农村科技报》的地方报纸。家谱、通辑令、布告、小广告，我都看。这种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告诉学生，读文科，就要养成一种“东张西望”的习惯——多看多想多观察，让阅读来改变自己。
2002年10月2日桂林市中心广场发生一起爆炸案，但是《南方周末》在报道时却把爆炸案的时间搞成了10月3日。在讲“某些历史不可信”时，我信手将这些报道拈来，侃侃而谈。这些材料，都是在我长期坚持阅读的过程中无意识地积累下来的，当时并没有想着读这些文章就一定要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因为你阅读了，自然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就在大三备好自己的第一节历史课后，我并没有停止思考如何把这节课上得更好，在平时看到些相关材料，仍然把它复印下来做好记号。长平之战，秦国活埋赵军40万人。读初中时，我开始怀疑这一数字。2003年5月，我读1999年的《军事史林》合订本，有篇文章质疑长平之战秦国活埋赵军40万人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拿来继续完善我要上的第一节历史课。后来在讲某些历史不可信时，我以此为例，告诉同学们要敢于质疑历史。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都还欣喜若狂。
在2004年9月顺利地上完第一节课后，我也没有停止思考。2010年8月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大历史下的乡村记忆》，我马上在我博客上记下来，“这个材料还可以拿来研究‘某些历史不可信’这一观点使用” [3]。
在分析“某些历史不可信”的原因时，我提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不过前几年讲到这点，我没有自己的发挥，只能照着顾颉刚先生的分析讲。当然，如果不阅读，即使这点也讲不出来。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与国共历史有关的材料，特别是读到讨论甲午战争中的“层累”现象时[4] （P.22），我立刻想到，今天我们知道的国共历史，也可以用“层累”理论来解释。今年9月初，我给学生讲到“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时，我引伸到了国共的历史上来：蒋中正、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大陆真正的统治，就那么22年，根本来不及书写自己的历史就灭亡了，轮到它的对手共产党来写，大家嘴上说要实事求是，但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找它不好的来写的。即使国民党当时写了些自己的历史，或者今天国民党在台湾也在写自己的历史，但它怎么写的，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基本看不到。近年这种情况可能有所好转，但是我们在看国共历史时，还是要注意鉴别，千万不要听到风就是雨。这样一讲，同学们觉得还有点道理，长了知识。
二、让阅读改变自己的课堂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位高三学生发给我的邮件，这个学生想我给她讲一些学习历史的方法，据该同学反映，“我们的老师都是照本宣科的，难于忍受这样枯燥的课堂，觉得效率很低”。经常有历史教师责怪现在的学生不勤奋、不听课，或者抱怨历史科是副科，学生和学校不重视。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老师要把课上好，遗憾的是，很多同行还不能看到这点。
怎样才算把课上好？我认为让学生喜欢听的课就是好课。要上好课，大家都知道要备好课。但是备好课的前提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就没有追问过了。有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个别老师很勤奋，一天到晚都在备课，看教材，看教辅，但是备课的效率却很低，上的课也很不理想。曾经有个历史老师，半天时间还备不出一节课，讲课也讲得痛苦，经常都打电话给我，让我教教她怎么备课上课。今年八月底新教师培训，学校安排我给新教师讲一个专题——如何上好一节课。我告诉各位新同事，“备课固然重要，但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是根本，而提高自己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
有学者认为，“阅读+思考+勤奋=名师”，但是，“今天的阅读田地，是大面积抛荒”[5]（P.4）。就我所见到的，有的老师一年到头没有认真阅读过几本书。我个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多中学历史教师缺少了一份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仅仅是把这份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要不然就是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要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 [6]（P.37）我经常给历史科的年轻同事建议，“要多看书多阅读，如果仅仅局限于教材，就是到退休，水平也不会有提高”。《历史教学》杂志经常约请学者写文章介绍一些历史学的最新成果，有人在历史教学的博客上留言，觉得这“对中学的教学意义不大”[7]，要不就觉得“理论强,实用小” [8]，这些想法反映教学中一种非常急功近利的思想，很多人不能静下心来读点书。
前几年《历史教学》采访了很多新生代历史学者。我发现，他们都是从学校教育基本瘫痪的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却在那个时代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提高了专业水平。他们给我树立了榜样，我的老师在这方面也给我树立了榜样。
刚刚读高中时，教语文的苏南嵩老师就鼓励我们要多阅读。教历史的曹靓老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东西经他一说，就豁然开朗。直到现在我都告诉我的学生，曹靓老师的水平可以和很多大学教授相比。有次曹老师批评一个上课不停讲话的同学，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以为你读了几本课外书很了不起哦，老子读的课外书，全校没有哪个老师敢和我比”。这句话，让我知道原来课外书读得多，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是一种资本。后来曹老师还告诉我们，1980年代末他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每天基本不去上课，在操场上喝啤酒，要不就是去成都各大高校教别人的武术，等期末考试时，书还是新的，连考场在哪里都找不到，但曹老师话锋一转，严肃地说，“其实那个时候看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书，文科关键在于积累”。
读大学时，唐凌教授也给我树立了阅读的榜样。唐教授上课很受同学们欢迎，讲课风趣幽默，还有思想深度，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讲得头头是道。我大学的辅导员是唐教授在1990年代的学生，辅导员告诉我们，“现在听唐教授的课，与她读本科时听他的课有很大不同，现在的课棒极了。唐教授只要不出差或者没有其他重要事情，晚上他都回办公室看书”。记得大学很多次上课，唐凌教授提到某则材料时，都会说是某某时候看某某报纸记录了下来的。
曹靓老师和唐凌教授的言传身教让我有不断阅读的冲动。我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坚持阅读，某一天也会像曹老师和唐教授一样把课上的生动风趣，让学生喜欢。
三、在阅读时我是这样备课的
事实证明，长期阅读，积累的材料多了，课堂语言、课堂资源自然就丰富了，课堂思想也能得到提升，讲课时信手拈来、一气呵成。
最近讲16至19世纪中西方科技呈现出根本性差异时，我告诉学生，中国古典科技是以经验为基础，表现出来更多是种自发无意识的，是一种定性、模糊的分析；西方近代科技以实验为基础，表现出来更多是一种自觉、有意识的，是一种定量、精确的计算。继而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中英武器，英国人使用的火药是通过化学方程式配比来的，很精确；而中国的火药配方全凭经验。使用这个例子，能形象的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科技差异的问题，这个材料是我前段时间在任世江先生的《编余杂俎》一书上读到的。
记得有次我读到这么段材料——有人这样总结过苏（俄）领导人的传承规律：一个头发少的人走了之后，一个头发多的人就会上台；一个头发多的人走了之后，一个头发少的人又会上台。想想从列宁到普京，真是这样，有趣，把它记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课。记得2007年底俄国大选前夕，很多媒体都在分析选情。当时《南方周末》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分析，还刊登了三个候选人的照片。当时我们高三刚刚复习到苏联解体这一内容，我就给同学们讲了这个笑话，然后我说现在俄国正准备大选，各候选人竞争得很激烈，不过我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好争的了，肯定是韦德梅杰夫，因为按照前面讲的苏（俄）领导人的传承规律，普京头发少，下一位总统应该是位头发多的人。我顺手拿起班上订的《南方周末》，叫同学们看，三位候选人，只有韦德梅杰夫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选举结束，果然是韦德梅杰夫。后来每次说起这个笑话，同学们都会开心的笑笑。这个笑话与教学内容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能让同学们笑笑何尝不好，我们的学生学得够辛苦了，能把课上得有趣点，同学们心情好点，学习效率也会高不少。
老师讲课能让同学们笑，是本领，但能把笑话讲得让同学们笑不出来，更是本领。这种本领源于对阅读材料的选择及解读。在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引用了在《中国青年报》阅读到的材料，“按照路井公社的标准，一个劳力一年分一斤半棉花。而到城里买布需要布票，发到手里的布票又非常有限。于是，村里的人就把装日本尿素的编织袋子缝成衣服穿。‘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9]看到这些材料，只能让人心酸，我引导同学们思考：这叫有尊严的生活吗？原因是什么？这样就容易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了。所以在阅读中寻找教学材料，不能仅仅局限于有趣，除了有趣外，更要追求思想深度。把笑话讲出思想来，自然就笑不出来了，否则，我们的教学只会停留在浅薄和无聊层面。
2007年2月初有则新闻：日本议员打群架，女议员的胸罩被打掉 [10]。这则材料该怎么解读，仅仅当笑话吗？讲课时，我将这则材料拿出来，然后告诉同学们一些反映中国的人大代表开会情况的顺口溜，“开开会，举举手，发完牢骚往家走”，“代表代表，散会就了” [11]（P.16）。然后引导同学们思考，两种开会方式，哪种好。同学们讨论后，我告诉同学们我的基本观点：我们看西方的议员开会，觉得乱哄哄的，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表面看有点不成体统，其实人家是乱而有序，大家是在认真讨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避免了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而目前我们中国开会的方式，可能还存在问题。其实我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一直存在某种误解和偏见，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基本是当笑话看，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正确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性，所以平时我特别注意积累这方面的材料。
曾经还看到这么一则材料——“谈与国会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相处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开玩笑地说，有人说她专横，说她武断，说不能触怒她，嗨，我就当和我母亲相处”。看到这则材料，我也是马上在美国1787年宪法这一课找个地方记下。有趣又形象地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制衡与妥协。
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书，还有刘瑜的《美国民主的细节》，我马上想到可以和西方代议制度这一内容联系起来，所以在阅读时很仔细，凡觉得有用的材料和观点就特别记一记，或者直接在教材某个角落注明。比如林达的文章——《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把西方政治制度介绍得特别形象生动，客观透彻。后来在学习到这一内容时，我就把它作为阅读材料复印给学生，自己也经常阅读，加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周有光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和刘绪贻的《箫声剑影》都提到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觉得有道理，也记下来。这几天阅读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看到两句话：启蒙就是回归常识，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这句话对今后教授启蒙运动有帮助，所以把它记住。
有趣又有思想深度的材料该记下来，同时那种与我们教科书说法不同或者教科书上没有的一些材料，也该特别记记。
何兆武老先生在《上学记》认为，“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很严格”，“它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性兴趣”。我觉得这个观点和传统的宣传有差别，就记下来。而刘绪贻先生在《箫声剑影》中对国民党的看法又有与何兆武先生不同，也记下，因为这些看问题的角度很好。讲课时把这些观点告诉学生，让他们自己判断。
某次我看到一则材料：1945年苏军进入东北的战斗伤亡，还不如喝醉酒驾车伤亡大，到处烧、杀、抢、奸。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援助，还不及从中国东北掠夺走财富的一个零头。我觉得这段材料告诉我们，苏联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解放者。后来讲抗日战争的胜利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我都讲这段材料。历史教师有责任把一些历史的真相告诉学生，上课尽说些骗人的话不好。最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里面有类似的材料，我也把它记录下来。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里还讲到，“1949年在北平有个国军少校军官骂两个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粗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我曾经在《内战结束的前夜》一书上看到的一张照片：1948年一群示威游行的大学生，长得白白胖胖，笑容满面，绝对不像吃不饱的人。这样联系起来一想，觉得有道理。
在《内战结束的前夜》上我还看见这么一张照片：1948年11月，一个农民试图向正撤退的国军部队兜售自家养的鸡，却没有成功。在我们的宣传中，国军都是一幅土匪形象。但是这张图片却颠覆了这一形象，如果真是到处抢，农民还敢去兜售啊？兜售没有成功，说明人家根本不想买或者价钱没有谈好。孤证不取，近读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少尉黄耀武口述的《1944—1948我的战争》，里面讲了很多国军买农民东西的事情。
这些都是我们解读历史的文本材料，我在上课时拿出这些材料让学生分析。现在搞新课改，其实很多时候仍然是围绕书上的结论去找材料，这其实是假课改。我们可以试着引导学生从材料中得结论，最好能与教材的结论不同。我经常告诉学生，“有些历史的真相要靠我们自己寻找和判断，别人提供给我们的，不一定可靠，哪怕他说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有时候我会让同学们把一些材料抄在笔记本上，复习到相关内容就读一读。记得前几年出版的《禅机：1840年—1949年中国人的另类脸谱》，上面有特别多的有趣又有思想的材料，比如有这样一则材料：有一次，吴稚辉与国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来，说，“鄙人并不姓王”。这则材料把文化人的形象刻画得特别鲜活。我在讲新文化运动时，让同学们读这则材料，挺有趣。还有些材料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抄的，我就作为学习材料复印给同学们，像抗日战争的十大豪言壮语、《一个老兵的回忆》《李鸿章之死》《一部农民视角的编年史》等等。
这种例子很多，翻翻几年前用过的教科书，密密麻麻的写满了，现在我也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做记录。讲课适当用上这些短小的材料，不占时间，把问题也说清楚了，学生也听得有趣。
当然，在阅读时选材料，要注意鉴别。另外，注意做好笔记，哪怕记点线索也好，备课时找材料会比较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看到的内容都记下来，即使记下来了，也不是在讲课时都必须讲，要看情况处理。我还有种办法是从大学开始，看到的好资料，把它打印或者复印出来，有那么三百来页就把它装订起来，取了个名字，叫《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现在已经有厚厚的几大本了。
几年的历史教学工作让我坚信：阅读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阅读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