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1月，农村不平静。
11月15日，用射钉枪击杀村主任的河北村民贾敬龙刚刚被执行死刑。11月16日，陕西又发生村民捅杀村干部及其亲属的命案，共造成3死6伤的惨剧。
具体案情官方尚未披露，不过据曹家多位家属介绍，行凶者黑延平此前曾因村里土地补偿款事宜与曹英海发生过冲突，当地政府也曾为此进行过协调。看来，这又是一起因为土地而产生的挟私报复案例。然以其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株连之广泛，实为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等待黑延平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一个文明的社会，绝不能容忍此类惨绝人寰的屠杀。
退一步讲，即便是行凶者与村民组长有过冲突，事关其切身利益，哪怕是关乎全体村民的公共利益，也不能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私下寻仇、血腥报复。
当然，纵观这些事件，也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基层治理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若不及时破解、求变，并加以疏导，则类似的私力救济行为恐很难绝迹。贾敬龙不是最后一个，黑延平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任其蔓延，必将给经济社会带来重创，不仅会影响地方的公共秩序，也会使个体的人生陷入无休止的循环与撕扯。
尽管黑延平捅杀村干部命案与此前的贾敬龙案多有不同，但公权力救济的缺失，应该是一个共同点。贾敬龙家二层小楼被村委会拆迁，贾家多方寻求帮助而不得，甚至当地派出所出现场之后，依然难以避免被强拆的命运。而在详细情节尚不完全清晰的黑延平案中，黑延平此前也曾与村里就土地补偿款产生冲突，地方政府也曾介入，遗憾的是，终无结果，直至案发，惨剧发生。
命案已经发生，无论如何复盘，终究只是一种猜测与设想，并无济于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展开讨论，至少，还可以从各种可能性的推想中获得一点教训。其一，假如当下的村民组织确实能够做到较好的自治，办事公开，处事公道，能够顾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其间即便出现个别的不满乃至不服从，也能够在村民共同体内部解决纠纷，平息怨气，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只是，近年来，尽管村民自治获得了很大空间，村民的话语权等也得到了一定保障，但总体而言，村民与村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缓解，在个别地区，甚至还呈现出某种恶化的表征。而在上级组织那里，并没有把村民的这种反应理解为较强的参与性，以及权利意识的苏醒，反而视为是对管制的不驯服，从而加大了对村民的打压力度。
而当来自上边的打压与村民组织个别负责人的自利性结合到一起，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强制势头。一方面，村民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而自治色彩却越来越淡薄，村民只能服从，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意志表达的空间；另一方面，村民组织家族化甚至黑恶化的问题也屡见不鲜，有专家称之为基层组织的“内卷化”，即“乡村社区管理职能的衰退、乡村社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村小组长赢利型动机的膨胀”。这种“内卷化”在日益固化的同时，也成了村民头上的沉重负担。
其二，各级政府或是出于利益的扭结，或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往往很难支持村民的维权行为。很多时候，不仅反应迟缓，甚至明目张胆地站在村民组织一边，将本该是村民自治的机构视为行政权力下行的“派出机构”。而政府由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条件支持村干部，并尽力封堵村民一切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哪怕会因此牺牲公平与公正，也在所不惜。这同样也加剧了村民与村干部关系的紧张。
黑延平与村干部就土地补偿款发生争执，镇里、县里协调解决其实并不难，但如果镇里、县里的个别官员均是涉事的一方，或者虽然没有涉事，可事关地方安宁，也自然会选择支持村干部。这样，一旦所有的路径都被堵死，矛盾被激化恐怕是必然的。
基层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蓄水池与稳定器。基层不稳，不仅地方不靖，天下也会难安。而基层治理的清明，不仅关乎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也是转型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当下的当务之急，既要严厉查处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务求在每一个个案中都让民众感受到公平公正；也要立足长效机制，强化制度的建设与落实，特别是要防范基层组织的“内卷化”，使其真正成为服务民众、分担压力的开放式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