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徐冰参加了芬兰赫尔辛基Kiasma现代美术馆的“喜玛拉雅计划”。这个策划邀请6位艺术家去喜玛拉雅山“深入生活”一个多月,把那里的灵气带回各自的居住地,再转化为作品。
一行人来到尼泊尔。从加德满都机场出来正赶上罢工,徐冰坐上了一辆三轮车。出于多年的工作习惯,他拿出相机和速写本,想搜集些素材。但他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了。他觉得自己本该有兴趣的。
加德满都人的穷困?不是很有兴趣。
深山里的可口可乐标志?一种有意思的景观,但真的有价值吗?
宗教或者民间艺术?世界各地的民间艺术都差不多。
同行的欧洲艺术家各自“深入”去了(其中一位突发心脏病,把医治的过程拍了下来,当作品交了差),他却生出疑问来了:现代艺术跟这个人群的现实生活哪里有什么关系?
纽约(徐冰当时的居住地)和加德满都间的巨大反差,使徐冰换了一种眼光。他想起当年到中国旅游、观看中国和中国人的西方人,自己此刻似乎在用他们的眼光看中国当年的状况。这是来自欧洲的艺术家感受不到的,他们没有那种被看的经验。
徐冰身体里早年种下的“艺术为人民”的基因被调动了。他最后提交的作品,其实是一项公益事业。
他把自己在喜玛拉雅山用文字作成的画印成小卡片,又复制了尼泊尔山村路口的一个捐款箱,摆在Kiasma展厅。来看展览的观众自由索取卡片、自愿捐款。展览结束后,捐款箱内的5000多美元从芬兰转到尼泊尔,当地人用这笔钱建造了一所山区小学的校舍。
10年后,2009年11月1日,徐冰把他的《木•林•森》计划带到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展出。一个听完他演讲的人给朋友打电话:这里有个艺术家演讲很有趣,你来看看他的展览吧!
这个计划缘起于美国几个美术馆、影片库和国际资源保护机构共同策划的“人类/自然”项目――邀请8位艺术家到8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用艺术来提高当地人保护环境的意识。
徐冰选择了肯尼亚,之前他做过一些与动物有关的作品,他想象中的肯尼亚,遍地都是野生动物。
2005年,他来到肯尼亚考察,发现当地所有事务――政治、经济,人和野生动物的状况都跟树有关。100多年前,肯尼亚就有政策:给农民土地,让他们种地种树;等树长大了,再给他们新的土地,继续种地种树,直到几年前,尼日利亚环境部副部长万加丽•马阿萨伊取消这种“耕林结合”政策。万加丽带着人到偏远地区种树,希望恢复真正的原始森林,因此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但很多当地人认为树和人其实可以共生,不必如此改弦更张。
徐冰还发现,肯尼亚有很多捐助基金会,有些人不断从西方找来资金用于当地。但这些资金都属于单向捐助,不容易长久。他琢磨着应该设计一个能自动“转”起来的系统,使它能一直维持下去。这就是《木•林•森》计划。
徐冰编写了教材,让6-12岁的肯尼亚儿童学习用祖先发明的文字、符号,组合成树的图画,再将这些画在美术馆和网上画廊(www.省略)展出,供热爱艺术、关心环保的个人和机构购买和收藏,所得款项转到Bill Woodley肯尼亚山基金会,用于在当地植树。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美国只能买一张地铁票,在肯尼亚却可以种下10棵树。同时,参与到循环中的人则各有各的收获。在徐冰看来,这是《木•林•森》能够长期循环下去的理由。
2008年,结束第二次肯尼亚之行后,他把孩子们画的树临摹、组合成大幅的森林风景画。在完成的第一幅画上,他写下一段题记:
我像临摹大师的画一样临摹这些孩子的画。我不敢对它们有任何改变,如果改变,就像砍掉了树木的某些枝干。在我看来,它们像生长着的树木,是自然的一部分。
于是孩子们画在纸上的树,变为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
1980年代,这位前卫艺术家“伪造”汉字,创制了没有人能读懂的《天书》。多年后他又用各种通行符号创制了所有人都能读懂的《地书》。在西方主流艺术圈辗转近20年,徐冰不再掩饰自己的社会主义背景,反而对中国的传统方法更为看重了。在他看来,了解西方的中国艺术家等于掌握了两个同样伟大又截然不同的系统,比西方艺术家多一种思维。他做的一些“项目”则越来越超出艺术而进入社会公益范畴。
当年还在美院时,他佩服在长征途中画下大量写生、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黄镇,因为“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
如今,他自己也多了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