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清末由单一党派（同盟会）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成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高举“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党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而国民党仍自视为革命党，蒋介石亦自视为革命领袖。蒋介石将统一和稳固政权的一切举措都视为是革命的继续。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国革命的方法与技术。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计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拟定的计划中，其中一项是要去土耳其“学革命”（蒋介石日记，1927年9月16日）。当然，他的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法两国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与俾斯麦历史一番，使有以法则也。”1932年4月3日日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内忧外患：学以致用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1932年蒋介石的阅读经历，即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东三省的煤铁矿业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1932年2月29日，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力行社”。该组织是蒋推崇俾士麦的铁血主义的产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镇慑国内的反对派。3月3日，蒋介石开始看《俾斯麦传》。4月20日日记载：“看《俾斯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为特务组织，收集情报十分重要。为此，他专门找来一本《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读，“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2日日记称：“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从蒋介石的阅读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础及其特务情报组织的技术来源。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课，内容涉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国际经济形势、苏联计划经济、各国统计制度、统计学、土地学、教育学以及中国矿产资源分布、币制等专题，范围相当广泛（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1日、5月14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5日、6月18日、8月5日、8月9日、10月12日、10月21日、12月2日、12月8日）。他在听完西方各大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后，得出结论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4日）这虽然只是蒋的理想，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政治取向。
听讲也是一种阅读。因此笔者有意将蒋介石的听讲纳入其阅读史的主题下讨论。请什么人讲，讲什么，自然由蒋介石自己决定。由于阅读必须依赖现成的书刊材料，当某一问题急需了解，却缺乏适当的参考书籍时，请专家讲解，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蒋介石仍不定期请专家讲授，但没有1932年那样频繁。
由于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其阅读范围势必受到限制。比如有关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蒋的阅读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时期接触过马克思和杜威的学说外，抗战时期阅读黑格尔，就要算是其阅读史上值得一记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原来还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
法的阅读兴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对政治人物蒋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寻常。更令人称奇的，是下面这则日记：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
蒋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尔哲学”太晚而失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研究”。蒋介石并不滥用“研究”一词。而对黑格尔哲学，蒋介石日记中却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二字。蒋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尔的话作为格言记在日记中（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17日）。
持续三年的阅读兴趣，几乎可以认定蒋介石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甚至信仰黑格尔的学说。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本以为他信仰了黑格尔学说，没想到转了一圈，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比较中审视
1936－1937年间，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底“杂录”）应该说，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一个人的阅读取向，既与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密不可分，也与其时代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时，蒋介石已18岁。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举时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读书人中的一员，亦因为此，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志趣爱好、他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传统读书人相近。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兴趣明显超过对新书的兴趣。他对修身进德的刻意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革命先辈孙中山迥然有异。
据姜义华研究，孙中山生前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在1800种以上。当然，藏书未必皆读，读书未必皆藏。就阅读量而言，蒋远不如孙，应是无疑的。蒋、孙阅读的不同，数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阅读类别上。孙中山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有长达30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其语言运用、知识结构、思维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孙中山所读的，主要是西文书籍，范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蒋介石虽然也曾留学日本，但时间不长。
外国语言方面，蒋先后学过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练阅读外文原著的程度。蒋日记中所记的阅读书目均是中文书，未见有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记载。这自然极大地限制了蒋介石的阅读视野和知识结构。
由于蒋不能直接阅读西书，他所阅读的新书，或为翻译过来的西书，或为国人自撰的书籍。清末民初以来，虽有大批西书被译成汉文，但实际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计过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学家的描绘中是如何的风云激荡，如何的气势如虹。但细察当时人的记载，情形并不尽然。郑振铎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会》杂志上撰文说，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确实非常“热闹”，但这种“热闹”主要表现在传播新思想的定期杂志的繁荣，而图书业则仍停留在“谈鬼神”、论“先知术”以及黑幕小说之类书籍的热销，有关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方面的书籍出版得极少。五四时期，中国“新书业”还刚刚起步，新书的出版机构也没有几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国的新书业才逐渐繁荣起来。
当文化处于中西新旧交接转型之际，无论是译书还是国人自撰，基本上还处于粗浅的贩卖阶段。在新书出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阅读古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1925年，《京报副刊》曾就“青年爱读书”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列举的63种“青年爱读书”中，古籍有39种(62%)，新书刊24种(38%)。
在最爱读的前10种书中，古籍8种，新书只有2种。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爱读旧籍居然超过爱读新书。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迈入中年门槛的蒋介石爱读旧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蒋爱读古书，认为“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读来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现代之书，不足论矣”（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读古籍的结果，不仅认为古籍胜过现代之书，更感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远为西方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1日），认为中国“仁义道德之王道”，远胜于西方“功利强权之霸道”（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日），批评“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7日）
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的阅读兴趣，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古书是两人相似之处。同样爱读古书，两人又不无差异。毛泽东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史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均通读过，其次是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知识性、趣味性的杂书，也广泛涉猎。相对而言，毛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日记显示，蒋只读过《史记》、《通鉴辑览》和《清史辑览》等少数几种史书。1924年预定要读的书目中有《汉书》和《资治通鉴》，但是否读了，不见记载。蒋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也不大。古典诗、词、曲、赋甚少涉览。古典小说看过《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是否看过《红楼梦》，未见记载。当然，日记中没有记载的，不等同于没有看过。日记并非什么都记，尤其是消遣性的书籍，很可能看过而不记。蒋日记中有时只记看小说，而未记具体书名。蒋对现代小说没兴趣，所看小说应是古典小说。
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古书的内容；二是“古为今用”，汲取古书精华，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蒋介石则有所不同。他以为要挽救国家，只有恢复民族性，恢复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7日）。蒋介石要以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之王道”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协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党魁，蒋必须继承孙中山开创的党统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蒋介石不可能抛开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主要源自其西学背景。蒋介石要想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全党的意识形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家化。蒋介石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十分引人注目：
1937年7月6日，看《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完，此书已看完十遍，实不忍掩卷也。
《三民主义哲学基础》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于1925年写的一本小册子。蒋介石大概自1931年开始看这本书，到1937年已看过十遍。这可能是蒋介石除《圣经》外阅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蒋介石自然也读孙中山的著作，但读的次数并不多。这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不直接读孙中山原著，而反复读戴季陶的这本小册子？原因其实很简单，戴季陶在这本小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正好为蒋介石解决了上述意识形态难题，完成了三民主义儒家化的理论建构。
换言之，毛泽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性地解读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或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含义，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蒋介石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源于西学背景的三民主义异化为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三民主义，同样为其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读史书，得出结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蒋介石读儒家经典，得出结论：三民主义是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的系统而发扬光大。
对于近代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最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反复阅读两人的文集，将两人作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对曾、胡之后的历史人物，则很少关注和肯定。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曾国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后，转而对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和肯定，大量阅读他们的文集与传记。
蒋、毛两人的读书习惯有所不同。蒋的习惯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毛擅长快读，记忆力超强，读书效率高，故阅读量大，阅读面较广。毛对自然科学技术有相当兴趣，也阅读过一些基本的科技书籍；而蒋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几乎不读。毛对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读得很少，但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蒋对文学书籍，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兴趣都不大。毛、蒋都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对西方现代政治与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书籍都读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长期而大量地阅读马列著作，而蒋只在1923年前后略有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