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煊赫一时的吴县潘家，正经历着风雨飘摇、内外逢忧的惨淡时光。这一年正月，主人潘祖年因腹疾就医沪上，遽然长逝。其时祖年“子孙先卒，嗣曾孙犹在襁褓”。悲痛之余，潘家人惊讶地发现，尽管没有得到族人许可，记载家族藏书精品的《滂喜斋藏书记》却已在几个月后不胫而走，风行肆中。更让潘家人不能忍受的是，刊行者陈乃乾，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但对自己印行此书的举动毫不隐讳，还在序言中对刚去世的潘祖年作了“后嗣不肖，不能绍述其业”的评价。这让吴中士大夫们也愤愤不平起来，纷纷来书诘责。可以想象，享受了数十年“诗书传家、冠冕吴趋”荣光的世家望族，面对的是怎样一种耻辱。
滂喜斋，本是祖年兄长祖荫的藏书楼名。祖荫长祖年四十岁，历任工、刑、礼、兵等部尚书，是晚清重臣。而为政之余刻苦治学，喜藏金石、图书。支伟成曾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说：“公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因此“滂熹斋所储，不以繁富相炫，顾多精品”。祖荫藏书印曰“分廛百宋，移架千元”，藏书之精且富，可见一斑。
至于《滂喜斋藏书记》的成书，则不得不提到叶昌炽。叶是潘祖荫的同乡晚辈，始终对祖荫执弟子之礼，感情十分真挚，曾回忆道：“（潘）师开藩吾吴，奖掖寒暖，唯恐不及，昌炽受知最深。”作为《藏书纪事诗》的作者，叶氏又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因此当光绪癸未（1883）年祖荫丁忧家居，即聘请叶昌炽教授幼弟祖年，同时令其整理藏书。叶氏每读一书，潘祖荫就为他讲述刊刻源流及递藏原委，再由叶昌炽记述成文，汇编为两卷本《滂熹斋读书记》。祖荫身后无子，所藏金石图书并此《读书记》，遂归祖年保管。经过老师叶昌炽的许可，祖年在《读书记》的基础上“增补多则，改订三卷”，易其名为《滂喜斋藏书记》，并按照叶昌炽的意见，准备以潘祖荫的名义印行。正当雕刻已就，准备行世之际，样本恰为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缪荃孙所得。荃孙字筱珊，号艺风，也以版本目录之学名家，且与祖荫颇有交往，便按《藏书记》所载，来信索借宋刻本某种。祖年爱惜先人遗物，又惧借书者将接踵而至，所以没有答应缪氏请求，双方因此互有不快，而《藏书记》的面世，就此寝息。
在图书大多公藏的今天，编纂一本近于“馆藏善本目录”之类的小册子，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事。而在图书仍属私藏的时代，刊刻这样的目录，往往会引起一些麻烦――特别是在有能力庇护这些藏品的主人死去之后。如果考虑到这点，潘祖年的吝于借书，惧于印书，也就情有可原。但有些事情并非潘家所能左右，按样本传抄的《藏书记》还是在藏书界流传开来，并最终出现了陈乃乾的印本。陈是浙江海宁人，此时正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着一家书店。陈氏并非不知祖年的苦衷，但是在序言中，他振振有词地宣称：“藏书贵乎能读，物必聚于所好。苟不能读，则藏舟于壑，愚莫甚焉。”并以功臣自居：“念文勤（祖荫）累积之劳与夫鞠裳先生（昌炽）缀录之苦心，没而不彰，后死之责，敢昭告于二公之灵而刊传之。”对潘家主人，也是《藏书记》著作人之一的潘祖年，更是肆意抨击，毫不忌讳。文末还不忘加上极具挑衅意味的一句：“潘氏子其大怒所无惮。”
一般而言，当盗印者遇见版权人的时候，是会自动偃旗息鼓的――不能说古人版权观念不强，我们甚至在宋代的刊本上就发现了类似版权声明的牌记――那么，陈乃乾为什么偏有如此胆量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陈序的写作时间中找到答案。如果此文真如落款那样是在甲子（1924）冬写成的，此时潘祖年已经病入膏肓，虽一息尚存，而子孙先逝，后嗣乏人，宜乎陈氏藐视如无物，诚可自夸“大怒所无惮”了。不过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推测：前人为文，因为种种原因，多有补作的情况存在，往往不以真实的写作时间示人。陈氏刊行《藏书记》既在祖年骨灰未冷之时，而铅印本为工甚速，此序言的写作，也未必不在祖年黄土未干之际。或许将1925年的文字，署上1924年的时间，是否可以减轻一点“身后侵凌”的舆论压力呢？
当然，这些猜测都已无从考证。不过陈氏铅印本的质量却实在不敢恭维。陈本问世以后，秘庋不宣的《藏书记》价值顿减。潘氏后人承厚、承弼兄弟对陈氏之序大为不满，家族荣誉感促使他们在三年之后取原稿本印行，是为潘编本。今天所能见到的《滂喜斋藏书记》就是这两个本子。两相对照，高下立判。例如：陈本将三国陆绩的名字写作陆续；唐伯虎的闲章“南京解元”成了“南北解元”；宋代著名学者刘敞字“原父”，讹为“原文”；“鸠工庀材”，写成了“鸠工庇材”；而《周礼》的经文“车为多”，也误为“车无多”；遗漏藏印按语的情况也有不少；而其他讹误舛乱之处更是触眼皆在，不忍卒读，也不烦详举。值得说明的是，这样一本错误百出的本子，却分别于1985年和1990年被广陵古籍刊印社和中华书局据以影印，殊不可解。好在后出的《续修四库》本，以及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柳向春点校本，选择的底本都是潘氏刻本。
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在这两个本子的序跋中，都提到了�荃孙借书一事。不过不论是给潘本作序的王季烈，还是潘承厚本人跋语，都没有直书艺风老人的姓名。大概是觉得学人之间虽有龃龉，而艺风毕竟是老师宿儒，时过境迁，没有必要再起事端。包容隐讳之苦心，息事宁人之态度，实可为后人法。相反，陈乃乾在序言中却一语点破缪氏名讳，如果联想起陈乃乾对缪氏的一贯态度，则适足令人齿冷。在张静庐所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一书中有陈氏《上海书林梦忆录》一文，时时流露出对�荃孙的不满：“盖其临终时已预为其子售书计矣。昔人以鬻书为不孝，今筱珊之贻误乃如此。”“筱珊晚年以代人编藏书目录为生财之道，人亦以专家目之……然筱珊对于此事，实未经心，仅规定一种格式，属子侄辈依样填写而已。”此文写成，不少人对陈如此臧否前贤很不以为然，陈氏因此特意有一辩白见于文末，曰“艺风德高望重，其事业文章自有定评，非后生所愿妄谈”云云，然本书所录缪艺风《琉璃厂书肆后记》文后，即有陈氏跋语一则，则对于艺风事业文章正“谈兴方炽”：
江阴缪筱珊太史校定诸书，每多脱误，为通人所讥；自撰《藏书记》，于宋明刻鉴别未确；著录之旧钞本有某氏手跋云云者，大半出写官传钞，尤不能免欺世盗名之嫌。然其爱书之笃一时无两，视世之伧夫暴富附庸风雅者，真不可以道里计也。乃逝世逾岁，坯土未干，而艺风堂藏书已为肆贾捆载以去。乃乾昔挹麈谈，倾逢摇落，百感交并。此《琉璃厂书肆后记》一卷，为太史未刻手稿，书贾临其家点书时所获，余取与李南涧先生前记合印之，以存书林掌故，亦以志予怀之怏怏也。乙丑中秋，海宁陈乃乾。
在对�荃孙大贬一通之后，又拿艺风和“伧夫暴富，附庸风雅”之流相比，虽扬而实抑。再看下文，原来陈氏念念不忘的正是艺风老人的遗书，但很不幸，有人捷足先登，于是只能怏怏于怀。对于艺风的未刊遗著，则又取来便印，至于是否得到老人后裔的同意，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古人常有以著述相托付的举动，但多见于师弟之间的薪火相传，受托者亦往往以此自勉：叶昌炽临去时，遗命将一切手稿归潘祖年保守；而祖年也不负重托，将叶氏遗著《奇觚�文集》、《寒山志》、《辛日�诗隐》独力校刊行世，且“所售书值，尽归叶氏”。陈乃乾业已认潘祖年为“不肖后嗣”，指�荃孙为“欺世盗名”，既不受其托，复刻印其书，则不知“所售书值”归于何处矣。
据说陈乃乾也是著名藏书家的后人，但他对于同时代的藏书家似乎并无好感。同样是在那篇《上海书林梦忆录》中，陈氏便数次断定“今日藏书家为不识书趣甚则目不识丁之富商大贾”。对于那些家道中落的文献大家，他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得书经验：“旧家之气焰依然仍在，故其态度常在可卖可不卖、似卖与非卖之间，若不运用手腕，便无成交之望。”具体什么手腕语焉不详，但想一想滂喜斋和艺风堂后人的遭遇，也可略知一二了。
或许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的版权观念。《滂喜斋藏书记》的刊印风波，潘家除了自印家刻本以正视听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的举动。在那个时代，作为知识的载体，书籍象征着财富与地位，不过这种情形不久便成为了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潘家文物图书大多捐献国家，而潘氏兄弟中的承弼也进入上海图书馆，成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至于陈乃乾，后来一生以书为业，主持过多个在新中国成立前享有盛誉的书店，编过不少有用的工具书，及门弟子也多有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还主持影印整理了许多要籍，也不愧学者之称。不过在“文革”中，陈乃乾也与潘承弼一样受到冲击，甚至被下放至浙江老家，1971年老死女儿家中。不知道晚年的他回忆年轻时的这桩往事，又有着怎样的唏嘘？
我只能说，八十年后的今天，追溯恩怨已经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滂喜斋藏书记》，潘祖荫著，2007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