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未必是真金
2011年10月27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赵畅
文/赵畅
说到“沉默”，人们就会立即想到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沉默”权。“沉默”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免遭刑讯逼供，不必自诬诬人，迫使警方提高办事效率。难怪，有人说国家的司法公正自公民拥有“沉默”权始。
在中国，“沉默”倒是自古就有。有人何以选择“沉默”？大凡因人因事而异。有的人面对权贵的刚愎自用而选择“沉默”，是因为迫于权贵的淫威；有的人面对街头恶少的大打出手而选择“沉默”，是因为害怕受到报复；有的人面对朋友的不轨行为而选择 “沉默”，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面子…… “沉默”，并非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更非是要去做“帮凶”，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权贵行径的不屑一顾，对恶少行为的内心愤慨，对朋友品行的嗤之以鼻。
在一些人看来，选择“沉默”，也就等于选择了智慧。可不是，“沉默”者因其暂时的“沉默”，似乎从表面上给了别人面子，也因此保护了自我，同时又在无言中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一石三鸟”矣。“沉默”，固然必不可少，然而，“沉默”并非万全之策。一味 “沉默”，有时会被人视为忍让、默认，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因而，还是应该打破“沉默”，亮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
想起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开导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坚决地回绝：“‘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其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开国上将张爱萍，1967年以“假党员”、“日本特务”、“为敌人提供情报”等罪名被关入牢房，5年后才解除监禁。在宣读被解除监禁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表个态度。张爱萍的回答是：“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真可谓一语中的、见智见勇，让提醒者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想一想吧，如果黄克诚选择“沉默”，不就被心怀叵测者们抓到了“把柄”？如果张爱萍选择“沉默”，在别有用心者看来不就是其“悔过自新”的表现？
哲人说：“沉默是临产前母腹中的胎动，沉默是爆发前地下运行的岩浆，沉默是春寒里芽苞中萌发的新绿。”暂时的“沉默”，是一种镇定、一种策略；冲破“沉默”，更是一种坚强、一种品格。百岁老人杨绛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 ’”杨绛的这番话，恰恰是对 “沉默”最生动的诠释——“沉默”，有时也得看时机，不该“沉默”时就不必“沉默”，这就叫“该出手时就出手”。
“沉默”，说到底也是一把双刃剑，处置不当，有时也会伤人伤己，以至损害事业。作家冯骥才在涉及“讲真话”这一议题时说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尽管讲真话不会像在“文革”时期那样有性命之忧，却可能对自己的现实利益有所损害。或者，他们也可以找到理由说，即使自己说了真话，也改变不了现实，还不如保持沉默”。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中包含着太多的哲理。
一方面我们要为 “沉默”者打破“沉默”创造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作为“沉默”者则更应坚持真理，有所担当。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3年答记者问时说：“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这便是无法“沉默”也不甘“沉默”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这种风骨过去需要，现在必要，将来也必不可少。
近日，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在微博上广为流传：“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 ”走出“沉默”，每个人洞察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呼吁点什么，并去做点什么，这是公众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