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和袁达时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干部。两人自幼一起长大，青年时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携手走上革命道路，还共同介绍刘少奇入党。可是，当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两人却做出了迥异的人生抉择……
同村好友 并肩五四
罗亦农和袁达时都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人。当年的湘潭县城现在已成了湘潭市所在地，原来的古镇易俗河镇便做了现今湘潭县县城。罗亦农和袁达时都是易俗河镇雷公塘村人，都出生于1901年，自幼一起长大，先是一起读私塾，后又一起进新式学堂，其经历颇似朱熹诗句中说的：“岁月幸同庚，诗书复同道”。他们的家乡曾是一个重要的米市，南来北往的人多，这使他们从小就常听到一些新鲜事，受到一些新思想影响。
1916年两人15岁时，抱着一种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愿望，一起考进了县城里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湘潭益智学校。这个学校虽然也教授英语和一些科学基础知识，但是主要时间是学习基督教神学课程，并且还要做祷告和礼拜。他俩厌烦这种枯燥的奴化教育，经常跑到校外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1917年底，两人双双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跑到省城长沙去寻找另外的求学机会。
1918年，袁达时进了长沙船山学校，罗亦农则因父亲为他包办婚姻一时滞留于家中。1919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罗亦农在家里待不住，再次跑到长沙，找到袁达时，一起投入到爱国运动中。他们还参加平民教育活动，办平民半日学校，费用由学生提供，教员由学生充当，让那些读不起书的人来听课，学文化。
在船山学校，罗亦农和袁达时又结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卜士奇和吴芳。他们四人在船山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好学精神和远大志向，受到校长贺民范的注意。贺民范是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积极倡导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与陈独秀相识，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联系，经常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推荐给这四个学生阅读，希望他们能够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
1920年初的一天，贺民范把罗亦农、袁达时、卜士奇、吴芳四个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告诉他们说，在陈独秀支持下，北京一个叫王光祈的大学生发起成立了一个工读互助团，团员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工作所得收入作为团体共有之财产，实行以平等互助为原则的群体共产生活。贺校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验，建议他们去参加，并愿意给他们以经济援助。四人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打点行装奔赴京城。可是，当他们兴冲冲地赶到北京找到王光祈时，得到的却是工读互助团已经解散的消息，就连发起者王光祈本人也已经决定要出国留学了。不过，王光祈告诉他们，陈独秀在今年1月去了上海，正在那里筹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上海的经济状况比北京好，估计困难会小一些。
四个充满了理想的年轻人从失望中振作起来，又兴冲冲奔往上海。在上海老渔阳里6号陈独秀寓所，他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给他们介绍说，上海工读互助团是在今年2月份开始筹备，具体筹办的几个人都是从湖南来的，有毛泽东、彭璜、肖子暲等。陈独秀所说的这几个湖南青年，罗亦农、袁达时他们在长沙开展五四运动时都接触过，一听非常高兴。于是，他们按照陈独秀提供的地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的弄堂里，找到了毛泽东和彭璜。
毛泽东和彭璜都是五四运动期间湖南有名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后，彭璜来到上海，于1920年3月在陈独秀支持下开始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5月，毛泽东也来到上海，和彭璜一起试行工读互助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之后，他们认为工读互助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而需要另外寻找改造社会的途径。6月，当着罗亦农等四人找到他俩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停止这种实验，就要返回长沙了。他们给罗亦农等人建议说，不要再尝试做这件事了。
沪滨工读 加入C.Y.
四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听了毛、彭两个人的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探索改造社会过程中经过深刻思考而得出的一种结论。他们凭着年轻人的一番闯劲，觉得只要入团的人心齐，在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地方，工读互助是能够办好的，就算是办的不好也不至于短期就破产。于是，他们没有接受毛泽东和彭璜的建议，而是在法租界贝勒路吴兴里16号租了一间房子，独自开始了工读互助实验，并将自己这个团体起名叫“沪滨工读互助团”。1920年7月3日，他们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救国日报》同时刊登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发组言》和《简章》。
一个月之后，沪滨工读互助团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由4人扩充到了10人。袁达时在兴奋之余，以“袁笃实”为笔名写了一篇长文《沪滨工读团进行计划的个人主张》，连载在7月22日和23日的《时事新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为工读互助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远景，认为“可以由工读团达到很大的新村，由新村达到大同的世界”。这虽然充满着天真的乌托邦幻想，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为了建立美好社会所作的探索。这篇文章在青年学生中反响很大，此后又有几个青年学生加入进来，团员发展到14人。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在10月连续发了《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近况》、《沪滨工读团筹备扩充》两篇报道。一时间，沪滨工读互助团以及创办者罗亦农和袁达时在上海名声大振，在全国学生界也传为佳话。
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简称为C.Y.（英语CommunistYouth的缩写）。社会主义青年团刚一成立，袁达时、罗亦农等沪滨工读互助团中的8个青年即集体参加，是最早加入C.Y.的团员。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新渔阳里6号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目的是要选拔一批进步青年到莫斯科去学习，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罗亦农、袁达时等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们，此时也认识到了工读互助的路难以再走下去，于是一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的学习。
首批赴苏 留学东大
新渔阳里6号是个典型的石库门里弄房屋，罗亦农和袁达时等人对这里已非常熟悉，因为C.Y.就是在这里成立的。他们自从加入C.Y.之后，就经常到这个弄堂来，参加政治学习和开展各种活动。不过自从在石库门外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之后，他们就可以公开在这里学习和活动了。很快，由各地选派来的一批进步青年陆续进入了这所学社，其中湖南青年最多，有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肖劲光、胡士廉、任岳、任作民等，再加上罗亦农等人，在30多名学员中，湖南青年就占了一半之多，其他省份来的还有浙江的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梁柏台、谢文锦，安徽的蒋光赤（蒋光慈）、柯庆施、韦素园，河南的曹靖华、四川的廖划平等。
从1920年9月到1921年4月，罗亦农、袁达时他们这批青年在这里学习了整整8个月，其中上午是上课时间，除了俄语课之外，还有讲解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下午则是工作时间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到工厂去了解产业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到了晚上，则是自修或者小组讨论。担任C.Y.书记的俞秀松同时也兼任外国语学社的秘书，他非常善于将团的活动与学员的学习结合在一起进行，例如每周举行一次团组织的报告会，以及各种讨论会、演讲会等，提高团员们政治觉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罗亦农和袁达时正是从这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4月，罗亦农、袁达时等一批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在上海吴淞港登上一艘客轮，踏上了去苏俄留学的旅程。一同去的有他们一起从湖南出来，又一起创办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吴芳和卜士奇，另外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谢文锦、王一飞、蒋光慈、廖划平等。这是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远万里，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取革命的真经。刘少奇后来曾回忆说：“当时，我们这些中国青年，到苏联去就是为了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1年9月，罗亦农、袁达时以及和他一起来的这批中国青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全称是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主要是为苏联远东的各少数民族培训干部，但同时也为中国、朝鲜、蒙古、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单独设立了培训班，罗亦农、袁达时和刘少奇等一共30多个中国青年，组成了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进校后，他们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西方革命史、国际工人运动史等课程。这时，罗亦农和袁达时都是班上比较突出的人物。
可是在外表上，两人的反差却极其鲜明：罗亦农是个长脸，身条瘦高；袁达时是个圆脸，体形粗矮。当时一起留学的彭述之后来在回忆中曾这样写道：“袁达时无疑是我们当中个头最小的一人。当他穿上俄罗斯制服时，就像是俄罗斯喜剧里的人物，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状，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都禁不住哈哈大笑。”
罗亦农这批青年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所以他们入校以后，只成立了旅莫中国青年团，由罗亦农任支部书记。不久，在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东大”中国班的学员开始酝酿发展党员。据肖劲光回忆说：“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卜士奇、吴芳等人由团转党。”另据刘少奇回忆，在他由团员转为党员的时候，“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刘少奇是“东大”最早一批转为党员的，而罗亦农和袁达时又是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说明罗、袁二人与刘少奇是同时入党的。也可以看出，当年一起从长沙船山学校出来，又一起创建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四个好朋友罗亦农、袁达时、卜士奇、吴芳，都是“东大”的第一批党员，罗亦农还担任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工运领袖 党内中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发动工人运动作为重点工作，在1922年初掀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由于国内斗争急需干部，刘少奇、袁达时、卜士奇和陈为人等人在“东大”只学习了不到一年，便奉命提前结束学业，于1922年5月启程回国。刘少奇去安源，和毛泽东、李立三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袁达时则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在上海领导了金银业工人罢工、日华纱厂工人和英美烟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这些罢工斗争，都成为中国工运第一次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在莫斯科“东大”继续深造的罗亦农逐渐显露出了他的领导才能。他原本就有英语基础，俄语的进步也非常快，因而他住的宿舍成了同学们解决俄语课文的讨论场所。1922年11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专程来到“东大”看望在校学习的同学们。罗亦农代表留学生向陈独秀汇报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倾听了陈独秀关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介绍。据彭述之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还特别告诉他们有关东方大学回国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了刘少奇、袁达时、彭礼和等人，他们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显得既有效率而又坚定勇敢。他说我们党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战士”。罗亦农听到党的领袖表扬自己的好朋友袁达时，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东大”主持党员大会，选举罗亦农担任旅莫支部书记。此后，罗亦农不仅要帮助同学们的学习，还担负起了对所有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工作，被同学们公认为学生领袖。据1923年初进校的郑超麟后来回忆说，罗亦农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
在国内的袁达时于1923年3月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安源工作，在这里，他与老同学刘少奇以及先后从莫斯科“东大”留学回来的肖劲光、任岳、胡士廉等人一起，把安源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时在全国工运界有了“小莫斯科”的称誉。1923年6月，袁达时和毛泽东一起，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半年以后的1924年1月，袁达时与毛泽东再次到广州一起出席国民党一大。会后，袁达时还和毛泽东一起推荐蒋先云、伍文生、李汉藩等湖南青年考入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这三人后来都成为党的重要军事干部。
在莫斯科的罗亦农由于一直负责旅莫支部工作，直到1925年3月才奉调回国，到党中央报到后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江浙区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为了配合北伐军向长江流域进攻，他着手准备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他和赵世炎先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充分而失败。1927年3月，党中央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来到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和赵世炎配合周恩来认真总结前两次的失败教训，于3月21日发动上海80万工人罢工，接着转入武装起义，到第二天即占领整个上海市区。在当天召开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罗亦农当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袁达时当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组织部长，作为湖北代表出席大会，与上海区委推选来的罗亦农在会上久别重逢。屈指算来，两个好朋友已经整整5年没见面了。罗亦农刚刚在上海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四一二政变。他告诉袁达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一起去莫斯科留学的两个同学，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何今亮）和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都在四一二政变中惨遭国民党杀害了。
在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罗亦农当选为中央委员，袁达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年一起去莫斯科“东大”的同学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
大浪淘沙 烈火真金
大革命失败后，袁达时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袁达时调任湖北省委常委。袁达时尚未启程，就传来了湖北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与袁达时同时任命先期到达武汉的省委常委夏明翰、符向一以及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均遭捕杀。袁达时听到这些消息，唏嘘之余也后怕不已，暗自思忖若是早几天去湖北赴任，恐怕现在也成了枪下之鬼。
与此同时，湖南方面也传来消息，曾和袁达时一起留学并一起入党，此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王一飞与省委委员李子骥、涂正楚、任卓宣等一起被捕，于1月28日（农历除夕）在长沙教育会坪枪决，王一飞、李子骥、涂正楚均当场就义，而任卓宣却未被打死，第二天被一个过路农民所救，却不料又被敌人发现和逮捕，这一次他却选择了自首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这件事对袁达时也产生了很大震动。
3月9日，党中央做出重组湖南省委的决定，以贺昌为省委书记，以袁达时等五人为省委常委。袁达时一直拖到3月中旬，才携妻子何琪仲一起到达长沙，住进省委新设在南门外沙河街白沙井22号的秘密机关。3月26日，袁达时在机关里接待湘鄂赣地下特委书记郭亮派来接头的联络员苏先骏，其妻子何琪仲跑出去逛街，在街上遇见了过去的同学陈颂云，何琪仲竟然把住处透露给陈颂云，没想到陈颂云跑到“铲共法院”去告了密，袁达时夫妇和苏先俊当即被抓捕。在被押解到看守所后，袁达时和苏先骏看到了几个正在受刑的共产党员，立刻屈膝变节，表示愿意自首招供。苏先骏还立马带着国民党侦缉队到岳阳，于3月27日夜抓到了中共湘鄂赣地下特委书记郭亮，国民党在29日夜将郭亮杀害，之后还残忍地把头颅割下来悬挂在门口示众。
就在袁达时被捕叛变的半个月后，罗亦农也在上海被捕，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临刑前还写了“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壮烈诗句。罗亦农到死也不知道，他自幼志同道合的好友袁达时，此时已成了可耻的叛徒。
实际上，罗亦农也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大革命失败后，罗亦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五个常委之一，还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1927年底，他离开武汉到达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遭到英租界巡捕房抓捕，三天后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4月21日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7岁。
事后了解到，正是在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称为“坐机关”）的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了罗亦农。当时，在中央机关和罗亦农接头的邓小平也险些被捕。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邓小平曾说他一生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原打算要出卖更多中央领导人，幸好被打入英租界巡捕房的中共特工得知，火速报告中央。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当机立断，命令军委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处决叛徒，结果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治华受重伤保住一命，敌人的大逮捕计划破产，党中央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袁达时叛变之后，当了“清共委员会”委员。他伙同另外几个叛徒任卓宣、李涤生等人，不但在报纸上发表劝降宣言，而且大肆从事破获党的地下秘密组织的活动。据郑超麟回忆说：“袁达时被捕后，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可见这个叛徒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害！
1930年7月下旬，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抓到和处决了苏先骏和李涤生两个叛徒，却未寻找到袁达时的踪迹，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现在，国内能见到的史料档案中，也只有建党初期曾和袁达时一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的董锄平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一句说：“袁达时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后来当了叛徒。抗日战争时，他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县里当国民党的县长。”
不管袁达时后来去了哪里，历史已经把他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罗亦农和袁达时这两个少时的挚友，一起成长，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又几乎同时被捕，结果一个英勇就义，烈火见真金；一个却贪生怕死，大浪淘沙粒。在党的历史上，两人都创下了一个记录：罗亦农是第一个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袁达时是第一个叛变的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