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卷第6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9 No．6 2008年12月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Dec．2008
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与启示
吴晓霞1，刘纯阳2
（1.农业部 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北京 100026；2.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韩国新村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典型模式而得到普遍认可
和颂扬。韩国新村运动大体上包含了以下4个政治诉求：一是立足本国增加农产品供给，扩大粮食供应，减少对农产品外援的依赖性；二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三是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平衡增长；四是重塑农村道德风尚，从精神层面全力打造“勤勉、自助、合作”的新农村理念。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韩国；新村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8)06-0024-04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背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就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韩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飞速发展，成就了“汉江奇迹”，为其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但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缓慢，一些矛盾日渐尖锐。
第一，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青年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从1950年到1971年，韩国的农村人口比例从70%下降到了46%，平均每年以超过1%的速度在下降。
第二，在投资不足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制约下，韩国农业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能满足国民需求、农业发展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剩余的局面，以致于政府不得已推行了粮食消费控制计划，并导致对美国农产品援助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在1962－1971年的10年间，韩国农业年均增长只有3.7%，而非农部门的增长率则高达17.9%。
第三，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非均衡发展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从而演变为经济发展的阻力。1962年，韩国农户收入水平约为城市家庭收入的71%左右。而到了1971年，这一比例
收稿日期：2008-10-29
基金项目：湖南省软科学重点项目(2007ZK2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102)
作者简介：吴晓霞(1980-)，女，湖南湘阴人，硕士，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下降到了61%。更为重要的是，在韩国农户中，小农户(土地面积1公顷以下)的比例高达67％，而这些农户的户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家庭的一半[1]。
第四，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乱，加上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严重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互相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农民原本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的精神几乎丧失殆尽。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必将成为韩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的新村运动才应运而生。韩国新村运动大体上包含了以下4个主要诉求：一是立足本国增加农产品供给，扩大粮食供应，减少对农产品外援的依赖性；二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三是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平衡增长；四是重塑农村道德风尚，从精神层面全力打造“勤勉、自助、合作”的新农村理念。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成效
1.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新农村精神的酝酿期(1970－1971年)。1970年4月，在韩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总统提出了以农民、相关机构、指导员之间的合作为前提的农村自助劳作的振兴方案。从此，韩国传统的地区社会建设活动转变为全面的新农村打造运动。接下来，在1970年10月－1971年5月间，政府针对全国33 267个村庄推行了新农村打造试点事业，这次试点包括10项重点内容：绿化山地，拓宽村道，维修河堤，设置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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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清理河塘，管道和水井的修补和整治，村庄卫生，建公共洗衣场，钻公共水井，消灭鼠害。
第二阶段，新村运动的扩散阶段(1972－1976年)。1972年3月7日，韩国政府通过第6104号总统令的形式号召全面开展新村运动，并批准“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为负责新村运动的最高行政机构，内务部长官担任委员长，各相关部门的次官担任委员。同年10月17日，总统在特别宣言中指出:“新农村运动是国家方针中的最优先事业”。在政府鼓励和大量财政投入的情况下，韩国农渔民开展新村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到1974年，全国已经有34 665个村庄和5 253个职场参与到新农村运动中来，新农村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这一阶段的前期主要是帮助农户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比如厨房、屋顶、沟渠、厕所以及修筑围墙、公路、用水设施等等。后期则开展了增产、勤俭、邻保等三大运动，新村运动的事业进一步延伸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社会治安和农村道德风尚建设等领域。
第三，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以及农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三个领域：一是推行农村工业化，大力举办新农村工厂，以带动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二是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并将新村运动引入城市，逐步将新农村精神推向全体国民。1979年2月，政府正式设定了城市新村运动的十大核心事业。三是狠抓农村住宅改良事业，促进小城镇发展。从1978年3月始，在内务部以及道、市、郡都相继设立了农村住宅改良事业推行机构，有70 000栋农村住宅得到改良(其中政府资助的有50 000栋，自力完成的有20 000栋)。
第四，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至今)。政府大幅度调整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并把新村运动中的部分工作(如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等)改为政府支持但由民间组织为主来承担。这样，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转变为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式”运动。新村运动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扩大到全国所有的乡村和城镇；不再以追求物质条件的改善为单一目标，而是走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的良性发展轨道。
2. 韩国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效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0美元左右，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0%以上。250万农户中有80%住茅草房，80%的农户不通电，40%的村不通汽车。但是在新村运动的促进下，到70年代末期就已基本实现了户户通电、村村通公路的局面。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韩国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的社会目标，有效解决了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早在1993年，韩国每100户农民拥有彩电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23%，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到2004年，韩国农村人口下降到191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7.6%，其中真正的农业人口仅为3.7%；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4 000美元，较之40年前增长了200倍；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已经达到2 900万韩元，约为市民收入的77.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一个和谐、文明、富裕的韩国农村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从总体上看，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1. 以政府为主导构建新村运动的三大支持体系 一是严密的行政和法规支持体系。1972年，韩国政府通过第6104号总统令的形式号召在全国全面开展新村运动，并批准“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为负责新村运动的最高行政机构，内务部长官担任委员长，各关系部门的次官担任委员。1973年，政府在农水产部、商工部、文教部以及农协内部都设立了新村运动的专门负责部门，并且还按赏勋法制定了新农村勋章。此后，韩国各级地方政府(道、市、郡)也都仿效“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的形式相应建立了一整套组织领导体系。而到村庄这一级，政府则为每个社区任命一个公务人员作为“新村运动”的领导人，并帮助每个村设立一个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项目的具体组织和执行。此外，韩国政府还对各级政府公务员在新村运动中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市、郡和面、邑两级公务员每人要联系4个村， 道一级的课长和局长则要负责一个郡，而中央内务部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道。对县乡两级公务员实行奖罚分明的新村建设考核制度，帮扶干得好的优先提拔，干得不好的则调往边远地区工作。这些行政和法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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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持，为新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强大的财政支持体系。新村运动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在新村建设的初期，韩国农民异常贫穷，几乎不具备任何开展大规模建设的能力。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就成了新村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据统计，从1970年到1980年，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投入的资金累计达到2万亿韩元（相当于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多年来，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投资人角色，财政支持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很高。除了1972－1973年在20％以下外，其余年份都在20%以上。其中1975，1979，1980和1982年的政府投入比例都超过了40%。在部分项目的建设中，政府投资甚至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比如在农村住宅改良事业中，中央政府提供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资30％，农户自己只要出15%。农民可在以后若干年内通过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形式，逐年扣除所欠政府的建设款。为了支持新村运动， 韩国政府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 并帮助农民争取各种国际组织贷款，而且还从“住宅彩券”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农村建设。此外，各级农协在新农村运动的资金筹措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是健全、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新村运动的初始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尽快化解当时国内的粮食供应危机。由于韩国人多地少，所以只能通过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目标。为此，韩国政府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方面也不遗余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一套健全、高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水稻生产已达到每公顷6 146公斤的水平，位居世界第一，不仅很快地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难题，而且还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据全罗北道农业技术院介绍，韩国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服务人员都被纳入到了公务员编制，所以农业科技服务人员不仅具有稳定的收入，而且还具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加之农业技术院所需的科研、示范与推广服务费用基本上都是政府足额拨付，因此，农业科技成果往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以及很高的转化率。现在，韩国农业技术院的职责已经从狭隘的农业领域延伸到了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他们除了要承担科学研究、实验示范、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等工作外，还要开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开发、农民教育与培训以及农村生活改善事业等多项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2. 以各种形式的项目建设为平台，把新村运动细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行动
新村运动中所开展的具体项目可谓五花八门，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修建和改善乡村公路，推进农村电气化和农村信息化，改善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建设公共洗衣场，河渠以及堤坝的建设与整治等等。二是村民私房的维修、改良和重建。三是农村组织建设，如农协的发展和壮大，邻里会以及新村妇女、新村青年、新村领袖等各种协会的创办和运行等。这些组织虽然都不具有正式赋予的社区公共权力，但在新村运动中却能与正式组织形成互补作用。四是有关农民增收的一些项目，包括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政府对粮食的保护价制度，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强农村工业园建设，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业高新技术研究等等。
3. 以村庄为单位，在充分考虑各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村庄分治和分类激励的策略，使新村运动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政府免费提供水泥开始的。在第一年，政府对全国所有村庄一视同仁，都免费提供了350袋水泥，每袋25公斤，并限制农户必须将这些水泥用于政府设计的近20种建设项目。然而，从水泥的使用情况来看，各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有的村十分配合政府的行动，有的村则态度消极，有的村甚至干脆把免费水泥全部扔掉。基于这种状况，韩国政府就根据各村农民上一年的出资力度、提供劳动力情况以及相互配合作业的能力，同时还考虑他们在提高生产率、开发工业品等方面的表现，将全国村落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三种等级。参与程度最低的叫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叫自立村。为了刺激基础村参加新村运动的热情，政府的支援物资只分配给自助村和自立村。村庄要想争取到政府的支援，村民就必须举办自助事业。基础村经过努力可以升入到自助村和自立村的行列，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财政支持。各种类型的村庄在新村运动中的侧重点不同：对于基础村而言，要继续改善生活环境，培育自助精神；对于自助村，则以改良土壤，疏通河道，改善村镇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业收入为重点；自立村则把重点放在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鼓励和指导农民采用机械化、电气化、良种化等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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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生产标准，组织共同耕作，建立标准住宅，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等方面。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激励机制的引导下，各基础村的新村运动激情才被点燃。到1978年，韩国的基础村基本上已消失，2／3的村升格为自立村。
4. 十分注重对新村运动带头人的培养以及新村运动典型人物和事迹的塑造
为了搞好对新村运动带头人的培养工作，韩国政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相应的培训机构。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是专为培训新村运动骨干而建立的。培训期间从早晨 6 点一直安排到到晚上11 点，公务员与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2]。研修班制定出各村建设规划，然后交给市、郡核准后实施。总统也曾到研修班与学员一起听课、讨论。10年间，韩国为基层培养新村运动骨干人员16.5万名，有2 700多万人次的农民接受过相应教育。此外，韩国政府还十分注重舆论宣传，塑造了一批新村运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使他们的典范形象深入到了千百万农民的心中。例如忠清北道清原郡农民河四容就被推崇为“传奇式的新农村领导人”。朴正熙总统这样赞扬他：“河四容不仅是我们农民伟大的教师，而且还是我们所有国民的伟大教师。”
5. 在注重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始终不忘以“勤勉、自助、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农村精神的打造
新村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重塑农村道德风尚，向韩国农户乃至全体国民“注入新的意识、促成团结、形成以地区社会建设为目的的自助风气”。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韩国农民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环境以及人生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精神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民族自立、身土不二、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勤勉、自助、合作”的新农村精神帮助韩国彻底甩掉了贫穷的帽子，这种精神还将继续鼓舞着他们早日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
然而，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并不是十全十美，在巨大成就的光环下，还存在着一些瑕疵。相对而言，我国在学习他们经验的同时，对这些瑕疵也应该进行深入分析，认真吸取他们的教训。唯其如此，才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少走弯路。韩国新村运动的教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村运动与政治的结合过于紧密，以致造成新村运动与权力升迁乃至政权变替之间互为影响，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二是
在新村建设的初期没有注意到对自然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从而造成相当一部分自然环境的不可逆性毁坏和传统文化的丧失。三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规模方面，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必然规律，从而导致一部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变成沉没成本，形成浪费。
四、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1)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韩国农村发展的事实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低于市民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城乡收入差距的继续存在，而不能奢望完全消除它。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将这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比如农民收入不低于市民收入的75％。
(2) 必须跳出农村来筹划新农村建设。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新农村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尤其是来自工业和城市的支持。新农村运动中所开展的各个建设项目就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平台和微观基础。二是通过新农村建设运动必须树立起一种自强、合作、诚信、守法的时代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送到城镇的工厂、学校、机关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活动场所，使其成为全国人民的“国民精神”。
(3) 必须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民身份转变和农业功能的拓展结合起来。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只有不断地减少农民，才能造就富裕、文明的农村。农民相对和绝对数量的减少，将是决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终极性因素。而农民数量减少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在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中畅通无阻，换言之，必须建立起顺畅的农民－市民身份转换机制。此外，我国是农业大国，多数农产品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因此，在农业发展的战略定位上也应该实现两种转变：一是从以产品贡献为主向以要素、市场和外汇贡献为主的方向转变；二是从只注重农业的经济功能向既注重农业的经济功能又注重其生态和社会功能的方向转变。
(4) 必须将林林总总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以及各型各色的地区和村庄排定一个合理的优先序。我们的建议是先公共基础设施，再农民增收项目，再村级组织建设，再村庄建设。在地区和村庄的优先序上则要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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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6期 李学文等 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中风险溢价的计量 39
率；将以上三个变量值代入上述计算公式可得该笔贷款利率中的风险溢价率。
从以上分析可知，违约概率模型中的变量数目较少，指标数据的收集较容易，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也较为简单；违约损失率的计算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数据要求相对其他方法低；期限风险系数可以自行计算或者参照当地商业银行确定，使得以上贷款风险溢价计算模型既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适应性，又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贷款风险衡量成本。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和篇幅限制，我们只是对整个贷款风险溢价率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进行介绍，没有以经验数据来进行PD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并计算出准确的农村信用社贷款违约损失率，这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补充并予以完善。 注释：
① 由于对层次分析法介绍和应用的文献较多，本文对层次分
析法以及使用该方法进行指标筛选的过程不进行详细介绍，相关知识可参考：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主编．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② 若有变量的系数在回归分析中不能通过检验，则可以剔除
不能通过检验的变量，以剩余变量和变量系数作为违约概率计算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系数。
③ 包括仓单质押、提单质押、股票和股份质押、工业产权中
的财产权质押等。
④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违约损失率比较低，这与“人不死债
不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中国农民最朴素的信用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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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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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必须构建一个强大的新农村建设支持体系。一是要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从中央到地方都确定一个基本的新农村建设财政支持额度(按财政年度)；二是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中设立“新农村建设委员会”，全面负责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执行和协调工作，克服现在的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工作内容重叠等多种弊端；三是要对涉农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整合，精减人员，提高效率，尤其要对县、乡两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进行全新打造[3]。
责任编辑：李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