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在中国文坛独具特色，他以乡下人的叙事视角，关注湘西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他的作品是关乎人性、人类的文学创作。在他的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写出了湘西的风俗民情，以《边城》为代表，其中所宣扬的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模式，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人生和对湘西的热爱，同时试图用文字来唤起人民的觉醒，表现出沈从文在乡土意识和城市文明的抉择中，从“地域故土”的失落到“理想人生”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理想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他对湘西有着深切的热爱，多侧面多角度地向世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湘西世界。他以既浪漫又写实的手法，描写了边地生活和人性的牧歌情调，其中《边城》便是其艺术成就和小说风格的杰出代表。在作品中，作者以优美的文字、真挚的笔触，建构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同时作者又以现代人的理性眼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审视、观照故乡和传统文化，透过边城人民身上的人性美，洞察了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消极等待、迷信、愚昧的缺陷，意在呼唤健康人性的复归，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 一 审思《边城》 “《边城》的出现是在1934年回到家乡，探望母亲时，看到文明的脚步已玷污了故土，是对乡土的热爱经压抑下的圆梦创作。在《边城》题记上，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为了使湘西能存真去弊，使湘西的未来更有希望，于是他写下《边城》，希望借助文字的力量，除去湘西由于贫穷、烟毒、内战带来的不良影响，再建一个美丽、平和的理想湘西。沈从文创作《边城》的意图，“不是逃避现实，也不只是思古怀旧，而是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企图将过去生活的美对照现实的丑，让人们来鉴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启发人们弃恶向善，舍丑求美”。 《边城》是沈从文美丽的乡土梦，反映的是湘西一个边远的小城——茶峒20世纪初叶的社会风貌，他用了环境、人物、生活构造这个乡土梦，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描述了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作品如数家珍地道出了茶峒的乡土风情，塑造出如老船夫、顺顺、翠翠、傩送兄弟等具有典型意味的乡间人物，并用精致流畅的笔调编织了柔美纯净的爱情故事。 《边城》充分体现了沈从文朴素的叙述与幽雅田园式的抒情艺术风格，他用自然景物烘托人物，叙述方式节制凝练，故事情节浪漫凄美，心理描写简单生动，处处呈现出含蓄的情感氛围。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二 《边城》中理想人生的寻觅 为了实现文学梦，沈从文怀着对知识和理想的渴望来到了都市。然而，纷繁的都市却让他感到疏远、寂寞，这使他对故乡充满了怀念之情，于是，早年的沈从文，以极其清新的格调和优美的文笔，以“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魅力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描绘了他的家乡湘西那个偏远山乡的风土人情。他所描写的《边城》中的一溪一楼满街风情，到处弥漫着“小乡城”特有的文化气息。沈从文以独特的风格，深刻地把握了文化深层结构，表现出“小乡城”勃发的生机、自然的纯真，显示出毫无心机的天性，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怨无悔地生活着。作者对“小乡城”所具备的鲜活生命形态充满了爱慕，这是他所认定的有价值的生命。 沈从文怀着构建理想人性的伟大抱负，深入到对人性、生命的探索，努力平衡各种现实的与心灵的冲突。《边城》这个故土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地域故土”和“理想人生”，创作上经历了“地域故土”的失落和“理想人生”的寻求两个过程。略带甜意的回忆是作家早年亲历生活的“地域故土”，而“理想人生”则是经过作家的现实观察并进行加工而形成的理想湘西。 湘西文化哺育了沈从文，但乡村文化的落后，又使他决心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现“理想人生”。都市文明的诱惑令他感奋，乡村文化被都市文化同化变异的比照，引起他复杂的情思。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乡村与都市永远不能合而为一。沈从文深爱自己的故乡湘西，他反感都市文明中的浮华，相比之下，他更加怀念家乡人民的纯朴善良，但也深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而忧虑，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为：由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失望变成对故乡人民的赞美。这种文化选择在沈从文作品中总是显示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刻骨铭心的恋乡之情让沈从文以饱满的热情去歌颂湘西故土的人性美，以诗一般的语言来描绘边地湘西的山水风情；而另一方面，随着沈从文从乡村走入城市，其文化修养随环境以及阅历不断提高，看待人生的角度也在不断地成熟，因而人生理想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升华，因而在赞美故乡人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湘西人当前的生活状态，严肃地揭示了当前故乡人真实的生活形态和日趋麻木的心灵。虽然这种认识令他痛苦，但沈从文还是清醒、客观地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这种危机。 沈从文对故土的挚爱，使他迫切希望故土有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和“健康人性”，但是，面对现实的“地域故土”，沈从文深切地意识到：在他所深切怀恋、无比怜悯热爱的故乡人身上，他心中理想的人性美，在现实湘西中已经找不到或者差不多消失了，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幻想来编织理想的人生。面对“地域故土”的失落，他从“乡下人”生命中含着的善良热情、勤劳质朴，以及他们表现出的纯真爱情上寻找答案，并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一个“理想人生”，表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式。这种对“理想人生”的渴求，在沈从文因母亲病重重返湘西后，变得更为强烈。归乡后路途的所见所闻，那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情怀浸透了沈从文的全身：“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抱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庸俗人生观……‘现代’两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沈从文回忆中的经过自己情感净化升华的“地域故土”已荡然无存，在故乡的土地上，看到的是没有文明的黑暗，看到的是愚昧和落后。原有的朴素和善良，需要他在作品中寻找和构建，他也感到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为了这再来的春天，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理想人生，唤起雄强的做人意识，沈从文坚定了寻求“理想人生”的决心。
沈从文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十年，受新思想文化的影响，他是用现代眼光去审视故土的落后与停滞的。那块土地的人们，数十年如一日，庄严自在、无比自足地生活着，这让沈从文感到无比的悲凉。这种“自在”的、原始的、尚待开发的人性，让沈从文陷入深深的思索。乡土寄予了他的理想，却与现代的发展趋势不协调。带着这种寻觅，沈从文着手写返乡前已开始了的《边城》。 在《边城》中，沈从文刻意加重了对故事发生时间的模糊处理，旨在突出故事发生的环境，这主要是为了突出表现沈从文所期望的理想人生形式。故事发生的时间有意处理得相当模糊，使人感觉到这一故事似乎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尽管在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时间线索，但这些线索不具有确定性，使人不由自主地去寻觅，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在不确定性的时间里，寄予一种理想人生形式，使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使人感觉到故事中的人物似乎生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人们能触摸到他们的声息，但又仿佛生活在读者的想象与梦幻中；使故事传达出浓厚的牧歌情调，表达出沈从文的理想人生形式，这种理想人生形式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即传达出沈从文“共通处多差别处小”的共通人性，“生命流传，人性不易”“人性皆善”的完美生命理想。 三 《边城》中理想人生与现实的冲突 为了给完美的“理想人生”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在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上，充分运用了“实景”与“梦境”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把自己的理想融合到曾经存在于湘西的古朴人性中去。因此，《边城》对沈从文而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它充满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诠释了作者对理想人生形式的理解。在《边城》中，沈从文用精致的文笔描绘了湘西边城世外桃源般美丽的自然风光，旨在表现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社会。小说让人物与自然和社会的背景和谐地融为一体，构成完美的“理想人生”。可以说，《边城》寄托了沈从文对理想世界的完美追求，试图以此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希望当时安于现状的国人能够再次崛起，这是沈从文所梦想的理想人生形式。 《边城》具有由人性美的文学理想向现实土壤回归的过渡意义，作者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追求贯穿在整个作品中。沈从文认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边城》中，翠翠是沈从文笔下完美的、理想化的少女形象，她集各种美好品质于一身：“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边城》虽然是沈从文苦心觅求到的最完整的“理想人生”，但作品忧郁的结尾却让人体察到作者对它并不完全感到理想。在《边城》中，翠翠的爱情存在两个阻碍，即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隔阂和金钱价值观念。小说发展到后来，由于天保出走溺水，造成翠翠、老船夫与顺顺、傩送之间的误会，导致了翠翠爱情的悲剧。作品中最能体现边城受文明侵蚀的就是王乡绅的那座陪嫁碾坊，它是现代物质对纯朴人性彻底改变的象征。旁人议论二老婚事时，将碾坊与渡船指代有碾坊作陪嫁的团总女儿和以摆渡为生的翠翠，以物质来衡量婚姻的好坏，给纯净的爱情增加了现实庸俗的意味。“事弄妥了，好的很呢！人家有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二老怎么样？可乐意”，“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房，要渡船吗”。碾坊是一种财富的代表，这些对话表现出碾坊对人们的诱惑，它也是翠翠与二老爱情的破坏者。世俗的利益考验着二老的心，碾房的出现，象征着现代文明已开始浸染这块纯净的土地，同时表现出沈从文对现实的无奈——完美人性在现代价值观念面前显得脆弱无比，也表达了现代浪潮对传统社会的侵袭使沈从文深感忧虑。 总之，《边城》是一部有写实因素的作品，沈从文在其中不仅仅只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意义上的人生寄托，它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人生命运而继续着悲凉人生的认识和自身生命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和人生情绪。《边城》的创作为传统湘西走向世俗唱出一曲挽歌，表现出沈从文完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展示了他“生命重造”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 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4] 沈从文：《龙朱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 张先锁，男，1963—，江西九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公共语文教育，工作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张先成，男，1970—，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单位：九江职业大学信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