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以下简称“中导”社），不仅引导我们这一代（20世纪40年代）的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征途，还激励我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学习解放军冲锋陷阵的精神，在忠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农民群众闹革命，迎来了忠县的和平解放。
成为“中导”社的“战士”
抗战时期，我们就读于坐落在重庆南岸弹子石的重庆市文德女子中学（现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长刘哲如提倡“女孩子不要管政治”，为了贯彻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信条，对学生严加禁锢。广大同学生活在这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牢笼里，迫切希望呼吸到政治上的新鲜空气。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先后为我们文德女中派来了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我们记忆中有周微林、刘文范、靳鲁雨、王仲雄等。英文老师周微林是我们革命的引路人。她性格温和，真诚地关心我们，不知多少个星期天我们都是在宿舍度过的，她给我们讲形势、讲阶级，使我们逐渐懂得了当时人世的不平等，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在她那里，我们看到了《新华日报》，看到了《群众》《中国妇女》，看到了巴金的《家》《春》《秋》等进步小说。周老师还指导我们读《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不懂的地方，她耐心地讲解。在我们身上，周老师倾注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成了心心相印的好姐妹。
1944年，复旦大学进步同学杜子才、陈以文、戴文葆等同志，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以下简称《中导报》）。随着报纸的出版，重庆的大、中学生有了广泛的联系，不少学校建立了以“中导”社为名的校际性学生社团，文德女中也是其中之一。
1944年秋，党派陈以文到文德女中亲自领导我们的斗争。见面后，我们有千言万语要向组织倾诉，当得知陈以文同志是代表“中导”社来领导我们时，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最后，他讲了当前全市的形势，并分析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帮我们制订了贯彻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方针的具体措施。
“中导”社要开展活动，需要经费，我们是学生，无经济收入，哪来钱作活动经费呢？大家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拿出来，一共凑了6000元（旧币，下同）作为办社经费。为了使活动经费再多一些，我们参加总社组织的话剧演出和音乐会服务工作，抢着干一些杂活，如布置会场、搬板凳、治安执勤、收门票等等。此外，我和罗玉清、文家荣还利用星期天直接参加《中导报》的发行工作。“中导”社把我们作为她的战士，大家也把“中导”社当作自己的家，特别是陈以文同志，从政治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我们冲破了文德女中严酷的牢笼，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痛快，我们兴奋激动，要甩开膀子大干，把文德女中的枷锁彻底砸烂，让民主自由的阳光把校园照亮。
我们严格地本着“三勤”方针行事。首先，以“中导”社员为核心，针对同学们求知欲旺盛的特点，根据个人不同兴趣、爱好，组织了一些活动小组，如“不夜天社”（有关文学的社团）、“社会科学小组”、“时事学习小组”。各种小组的成立也促成了我校“中导”社的发展，不仅有高中同学，也有初中同学参加，“中导”社影响日益扩大。这一年，学校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导”社员和广大同学一起，把原来沦为学校御用工具的学生自治会改选掉了，选出了以“中导”社员为主的新的学生自治会。从此，我们“中导”社的各种活动就具有了全校性。
“不夜天社”原来每周出一期学术研究性质的壁报，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不久，我们以“不夜天社”之名，用文艺形式出了一期壁报，提出了“反对禁假、反对拆信、反对检查壁报、反对奴化教育”的口号。我们一方面出墙报，造舆论；另一方面，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跟校长刘哲如交涉。由于广大同学坚持斗争和采取恰当的斗争方式，学校不得不取消禁假、拆信、检查壁报等规定。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团结了更多同学，取得了一些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在新出版的壁报上，表扬了校长开明能听取同学意见，刘哲如“面子”放下了，缓和了和学生间的矛盾。我们利用刘哲如喜欢音乐的特点，向她提出组织学生合唱团，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们又提出办工人夜校，她也不好推辞。我们的活动取得了校方的同意，成了“合法”，“中导”社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
陈以文同志告诉我们，要把学生自治会的活动搞得丰富多彩，团结同学使之成为同学之“家”。为此，我们邀请了茅盾、沙鸥、王亚平等著名作家来校讲演。沙鸥是“中导”社员，每次邀请，他都欣然答应。
我们办的工人夜校，由“中导”社员任教员，并自编教材。同学们对工友态度和蔼，上课认真，辅导耐心，平常也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不少工友直接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有的成为我们的通信员；有的在我们秘密开会时站岗放哨；在工友李保忠的掩护下，学校传达室还成了我们和陈以文同志联络的机要室。
争民主 反内战
昆明“一二・一”惨案消息传来后，文德女中的同学在“中导”社组织下参加了全市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还召开了座谈会，陈以文同志也来校作形势报告。一系列的活动，使同学们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愤怒立即化为力量，同学们倡议募捐和写慰问信声援昆明同学。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同学卖报、擦皮鞋和演出话剧，以此筹钱。通过各种活动，我们共筹集到1万元。数量虽不大，却包含了文德女中同学们的一片心意。侯文川还代表全校同学给昆明同学写了慰问信，信中写到：“是谁杀害了你们（指“一二・一”烈士）？是谁给了你们这样大的伤痕？你们知道，我们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用鲜血铺成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道路。”充分表达了文德女中广大同学的觉醒和斗争的决心。
1946年，文德女中的学生运动在陈以文同志领导下，达到了高潮。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苏大游行”，以转移人民“反内战”的视线，下令各校学生必须参加。游行前几天，陈以文就通知我们：一定要破坏这次反苏游行！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通知“中导”社骨干，用摆事实、说道理的方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然后采取具体措施，即在游行前的四五天，不是这个同学“发烧”，就是那个同学“拉肚子”，利用平时我们和校医室两个校医关系搞得较好的有利条件，同学们一个个陆续离开了学校。等到游行那天，偌大一个文德校园，学生所剩无几了。 不久，反动当局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准备在全国集训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天，陈以文同志来校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要我们学校和市女中在全市首先发起反集训的运动，还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我校负责组织联络，市女中负责宣传。为了壮大声势，扩大影响，罗玉清和我们迅速联系广益、懿训、南山等八所学校，联合起来，反对集训。最后，反动派迫于全国学生的反抗和进步舆论对学生的支持，取消了这次集训。
蒋介石加紧内战进程后，在国统区，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为此，我们主要进行了两次斗争：一是张泳雩事件；一是反贪污事件。
1946年3月3日晚7时，我们学校的张泳雩老师、徐跣冰老师及一女工一行3人由城返校，在距校门百米处被3名持枪歹徒拦劫，钱物全部被抢，张老师不忍自己的订婚戒指被抢，欲反抗，歹徒竟用枪击伤她的头部，使她当即血流满面，昏迷过去。我们得知此事立即奔赴现场把张老师送到医院抢救。同时，派代表要求学校方面与政府交涉。第二天，十八区（学校所在区）政府装模作样地派出保卫干事王振汉等人来校“了解情况”，徐跣冰老师震惊地认出，王振汉就是头一天打伤张老师的暴徒！全校师生哗然，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强烈要求政府对凶手进行处理。《新华日报》立即声援，于3月8日刊登文德女中老师受伤的消息。当局迫于舆论，将王“拘留”，但实质是将他保护起来，真是无耻至极！师生愤恨不平，立即组织请愿团到政府游行示威，并向各界人士揭露事件真相。我们正义的行动和要求得到了我党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新华日报》《中导报》《民主报》都为此事发表了有关消息和文章。《新华日报》4月27日在刊登“文德女中一群学生”的文章《我们的呼吁》的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从文德女中枪伤案说起》。通过《民主报》编辑鲜特生同志的引荐，一天早上，我和罗玉清来到市中区枣子岚垭史良大姐公寓，介绍了张泳雩事件的经过。史大姐非常气愤，表示一定要替我们辩护。我们又向政府提出4项要求：一、严惩杀人凶手王振汉；二、保障人身安全，保证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三、改组十八区区政府；四、由王振汉负责张老师的全部医疗费和营养费。这4项要求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通过这次斗争，师生更加团结，对反动派抱有幻想的同学也逐渐清醒，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张泳雩事件还没有结束，伙食委员会负责人、“中导”社员董世芝又揭发出校长刘哲如的一桩贪污案。事件是：学校为修蓄水池，曾预收了每个学生5000元，共收学生400万元钱。后来蓄水池未修，钱也分文不退。经查证，此钱有10万元变成了刘哲如手上的翡翠戒指，6万元变成了她另外的金银首饰。账目一公开，刘哲如狼狈不堪，在广大同学面前只好乖乖地作了检查，说是欠同学们一笔“来生账”，随后灰溜溜地跑到美国“考察”去了。这次斗争表面上是赶跑了一个校长，实际上有力配合了全国人民的反蒋斗争，揭露了反动政府的黑暗。
我们的斗争震惊了校方，他们视“中导”社员为眼中钉、肉中刺。1946年暑假后，校方以“不适合”的罪名将我们和罗玉清、文家荣、温自强、左琳华等同学开除或默退了。事后，许多同学愤然退学，以示抗议，上学期40多人的班只剩下20余人。
《中导报》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先导，也是我们投身革命的引导者。孔庆伦和罗玉清、文家荣就是在1947年由陈以文同志介绍入党的。后来我们虽然离开了文德女中，但“中导”社已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在党的领导下，“中导”社带领文德女中的广大同学又开展了新的斗争。
迎接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筹三大战役之时，为了配合正面战场，四川地区在华蓥山开展了游击战，“中导”社不少社员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1947年，“中导”社领导陈以文同志到华蓥山地区领导游击队。我们（即孔庆伦和殷治华）按组织安排于1948年3月来到华蓥山地区的渠县。
1949年2月，川东地下党特委又派我们两人到忠县，在范硕默（时忠、梁、垫工委书记兼忠县县委第一书记）、罗永晔（时忠县县委副书记）两位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从外地去的同志，分别以“丫头”、“同学”、“亲戚”等关系分住在群众家中，利用各种机会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我们（孔庆伦、殷治华）分别冒名范硕默同志的女儿范履涛和侄女范鸣秋，对外称我俩在外地上学，现在回来住在九亭的堂兄范礼门家中。范礼门的儿子范昌�、范昌炯都是要求进步、活动能力较强的好青年，在外人眼里我们活像亲姐妹兄弟一般。
九亭院子住的农户比较集中，很贫困，大都沾亲带故。范硕默同志的老家就在该院子，早就撒下了一些革命火种，因白色恐怖严重，处于隐蔽状态。该院农民一经我们宣传教育，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昌�兄弟俩送我们走乡窜户，我们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间同农民一起围炉烤火，同老人、青年，并专门同妇女打堆闲谈，找准时机宣传《土地法大纲》和解放区的生活，以及解放战争的形势，还结合当地农民受苦的实例进行阶级教育。群众都喜欢接近我们，同我们“摆家常”，向我们“倒苦水”。我们很快发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如范云全、胡吉中、孙宗海等。通过他们串联宣传，我们成立了农民的组织“农翻会”。我们还以该乡高城山三抚庙保校为阵地，趁农民们在此乘凉时进行宣传教育。保校教师周厚民同志早已受党的影响，在我们指导下，他办起了农民夜校，在校里大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你是灯塔》《走，跟着毛泽东走》等革命歌曲。我们也根据不同对象，用他们喜爱的民歌民谣曲调，以当地现实内容编成歌曲由大家互教互唱，启发觉悟。我们记得的自编歌曲有《拉丁歌》《放牛娃命苦》《团结起来闹翻身》《解放军就要来》等等。
在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仅汝溪、九亭、黄金三地（不完全估计）就发展了“农翻会员”400人。范昌�两兄弟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表现与申请，经地下党县委组织批准为新青社社员。我们在黄金、汝溪、九亭一带共发展了新青社社员20多人。
忠县各乡党的外围组织，除“农翻会”外，还有“兄弟会”、“干人会”（即穷人会）、“抗丁队”、“姊妹会”、“互助会”等，八德、马贯等地还组织有“儿童团”，农村中90%的基本群众都组织起来了。 忠县城内一些机关、街道和学校，都根据不同情况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社团。1949年6月，孔庆伦从乡下被调到城内，协助范硕默、罗永晔搞统战工作。她与县中教师程孔铨同志（中共地下党员）商议后，通过串联发动，把22个进步中学教师组成“鲁迅学社”；把25个进步小学教师组成“生活学社”；又把中小学校中爱好音乐的人分别组成“长江乐艺社”（89人）和“少年学社”（25人）。在精中，组织了50人的“学联会”， 70人的“大众文艺社”， 24人的“青联社”。在街道居民中，组织了30人的“妇联会”。所有这些组织，在摸清敌情、调查研究、开展“三抗斗争”（抗丁、抗粮、抗税），迎接忠县解放，配合接管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在“抗粮”、“抗税”斗争中，农民一般采取“明拖暗抗”的办法，先是写具存条来拖延时间，实在拖不过，就通过组织控制的政权将已收到的粮食扣下来，不运走。汝溪乡的范云朴、周厚民同志就利用其保长身份发动可靠群众将3个保的10万多斤粮食一直拖住不运，直到忠县解放后才送交汝溪区粮站。其他各保也仿照此法。在“抗丁”斗争中，采用软硬两手的办法。通过“内线”了解敌人抓丁的时间，迅速通知被抓的人逃跑，有的“农翻会”组织青壮年集体躲藏，使反动派“十抓九空”。对不幸被抓的人，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放行。如通过统战关系由忠县卫生院院长钟文相趁检查壮丁身体之机，以有传染病为名，放了不少人。有时也采用硬的办法，如有一次花桥乡的莫及训同志（新青社社员）组织了一批人，乘押送壮丁的人不备之时，一哄而上，把一批壮丁强行解绑放走。事后，反动派找不到“哗变首领”，只得悻悻作罢。
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开展“三抗”的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乡保政权的控制工作，一是“派进去”，二是“拉出来”。“派进去”是派我们的同志打入乡保政权机构掌权。花桥乡长莫及训，显周乡长徐宁波（中共地下觉员），同德乡长吴子扬（地下党员罗守初的表弟），双河乡民代表主席卢胜发，汝溪乡保长周厚民、范云朴，三江乡保队副谢邦奎、保民代表副保长潘其贵、常晏成，都是我党“派进去”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同志，提供情报，联络上层，做了大量的工作。潘其贵、常晏成打入敌人内部后，把保长李隆达争取过来，经过考验，李隆达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卢胜发同志利用乡民代表身份，隐藏被敌人追捕的罗永晔同志在家，并卖掉两石谷子为罗治伤，使罗痊愈脱险。范云朴同志利用其合法身份，掩护范硕默、罗永晔、范首明、唐玉辉、李维庸等同志，同志们经常进出他家，都十分安全。经我们“拉出来”的，所知的就有陈孟道、邓学洪、邓成学、袁会兴、李隆达等人。黄金、汝溪、顺汝、涂井、兴隆、新立、同德、马贯、花桥、石宝、双河、三江、显周等乡政权均为我党所控制。
在忠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按照党的指示和方针政策，通过深入城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和统战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控制地方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很快打开了局面，迎来了1949年12月7日忠县的和平解放。
（本文作者系原重庆市文德女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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