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传(三)

　　十 此生绝不能在女人问题上跌倒 　　1964年，陈忠实22岁。这一年，是他当民请教师的第三年，他已经调到新成立的公社农业中学当教师，但学生借用东李六年制高级小学的一个教室上课，他们就暂归该校代管。 　　有一天教师们按往常的时间，聚在一起准备开会。开会的时间过了，校长还没有来。大家感到奇怪，在各种猜测中略有一些不安。又过了一会儿，大家看到，校长和几个公安人员走出校长办公室，还有民请教师西片区教研组组长。与会的教师都紧张地注视着他们一行人。陈忠实清楚地看到，刚一出校门，公安人员就把手铐铐在了西片教研组长的手腕上，押上警车走了。 　　与会的教师悄悄议论，说这个教师所犯的事，是他跟另外一个小学女教师有男女关系问题，而这个女教师的丈夫是一个现役军人。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有不正当的行为，这叫破坏军婚罪。军婚受国家法律的重点保护，破坏现役军人的家庭婚姻关系，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民间把这种情况称为高压线，触碰这个高压线自然后果严重。接下来的会还照常开，但教师们的心里都涂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第二天下午，校长把陈忠实叫来，对他说：“走，咱俩给那个货去取铺盖。” 　　陈忠实跟着校长，走上了学校背后的白鹿原北坡，到了一个长满樱桃的村子。到了犯事教师曾任教的初级小学，陈忠实看到，这个教师已经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铺盖卷早已打好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坑上。显然，这个教师对他的结局早有所预料，而且提前做了准备。 　　陈忠实把这个教师的铺盖卷背在肩上，随同校长往原下走。两人都不说话。秋天的夕阳还很灿烂。原上的风顺沟吹来，带来一股秋庄稼的气味。陈忠实无心欣赏这些，只是觉得自己的腿有些发软，心咚咚地跳，很紧张，想得也很多。 　　完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完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此完了。一个人被法办，然后坐牢，还会有什么前途呢？ 　　就因为一时冲动。感情冲昏了头脑。 　　因为女人。被女色打败了。栽倒在了女人脚下。 　　后果竟然是如此地严重。一生都完了。 　　陈忠实想到自己。自己还年轻，刚走上社会，刚当了几年民请教师。自己前边的路还很漫长，很艰难。他告诫自己：这一生无论干得成干不成什么事，事情干多大干多小也不论，反正，绝对不能在女人问题上栽跤。其他的错误，比如政治上犯不犯错误，这个有时不能完全由自己，但在女人问题上，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切记切记！ 　　现实生活给他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这一课留给陈忠实的教训，应该是铭心刻骨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和女性保持必要的距离，避免让人误解。如果必须和女性在办公室或房间里谈事，他都要大开着房门。当民办教师时如此，当公社干部时是如此，以至到后来，他成为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有一天住在省委的一个招待所里开会，一个平时也熟悉而此时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女性作家，晚上好心去他的房间看他，他也把房门大开着。事后，这位女作家当着陈忠实的面，向其他作家朋友揭露陈忠实的这个作为，说他如此作法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令人尴尬。陈忠实这才意识到，他与女性谈话说事，大开房门这个作法会使女性感到尴尬。 　　2011年12月6目晚上，陈忠实与几位文友吃饭聊天。闲谈间聊到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创作，笔者说，陈忠实当年被誉为擅长写农村老汉，他的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陈忠实说，他当时接触的农村基层干部，多是新中国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干部，文化不高，年龄也都大了，他接触得多，熟悉他们，有生活体验，所以写起来顺手，写女性就差了。笔者说，你不擅长写女性，是你这方面的生活不够多，体验不够深。陈忠实笑着以为笔者所言不差，说他当年在女性这个问题上，思想禁锢比较多，而最初的起因，就是来自于上述的生活经历。他说他早期的小说，所写女性形象，一是比较少，二是比较单薄，基本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后来他有意识地塑造女性人物，这就是中篇小说《四妹子》，才引起一点反响。 　　纵观陈忠实的小说人物塑造，总体上看，写男性多，写女性少。即使是他的代表作《白鹿原》，这样一部描写一方地域五十年历史风云和生活变迁的巨著，也是群“雄”竟出，而只有寥寥数个女性。此种叶繁花稀的创作性别偏差，显然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深层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理有关。 　　十一 从农中教师到“保皇派” 　　1964年，灞桥区毛西公社成立了一个农业中学。农业中学与一般中学的区别是，它招收的对象是没有考上初中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年龄还小，不能参加劳动，也无法升学，就在农业中学学习。农业中学同一般中学的课程一样，只是多了一门农业课程，用以培养合格的有新文化的农民。陈忠实因为在蒋村初级小学教得好，多次被评为先进，这一年的九月就被调到了农业中学当教师，并担任该校的团支部书记。虽然由小学教师升为中学教师，但他的身份依然是民办。 　　1966年2月12日，陈忠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那个时候，毛西公社机关已有七八年都没有发展党员，到了这一年，就发展了他一个。陈忠实当时认为他还不够党员标准，不敢写入党申请。公社领导让妇联主任找他谈话，启发他写入党申请，他仍不敢写，妇联主任又和他第二次谈话，说他应该对党表一个态度。陈忠实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陈忠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神圣而纯洁的。1987年10月25日，陈忠实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他坐在开阔的人民大会堂里，瞅着大会主席台上十面红旗簇拥着的金色的由铁锤镰刀构成的党徽，心中既安详而又思潮澎湃，他回想起两件与入党有关的往事。一次是他听战斗英雄讲人生的目标和对共产党员的认识，显然他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他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他忍受着瓜菜代粮的饥饿，坐在学校操场浓密的柳荫下，听一位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位英雄讲：“我一生无他求，高官嘛，没意思；金钱嘛，太乏味！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陈忠实说，“这段话，一字一句浮雕般地铭刻我心头”。另一件事是回忆被批准入党时的情景。1966年2月，农历丙午年春节刚过，时令还是冬天，那是一个早晨，在毛西公社一个简陋狭小的房间里，不满24岁的他羞怯不安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那些比他年长的共产党员们对他的评价，听介绍人向支部汇报对他的考察结果，他的心情激动难捺。最后，他被接收了。他走出那个狭小的房间，看见了冬天里灿烂的太阳，几乎流下泪来。此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在学校听那个战斗英雄演讲的情景，想起了那段话。战斗英雄的话，也许正是此时此刻陈忠实的心声。 　　从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此时也掀起了新高潮，学习积极、表现良好的人会被不同层级、不同单位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1966年上半年，陈忠实就被评为毛西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康生是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问题作了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为二号人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成立。背景是这样的，5月，清华附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经常聚集起来讨论形势，他们认为，革命的后代有责任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他们在与校领导发生争执后，于5月29日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的学生群众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日，这个组织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不久，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批评校领导压制学生，支持师生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红卫兵受到鼓舞。6月24日，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申明“革命就是要造反”，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红卫兵写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论证“革命造反精神”。他们的活动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工作组不同意红卫兵的某些主张，劝说红卫兵停止独立组织和活动，与红卫兵发生摩擦。7月下旬，工作组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红卫兵参加了对工作组的批判，于7月27日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卫兵的活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赞赏。红卫兵请江青把他们的大字报和信件转呈毛主席。此时，红卫兵作为以“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体的“左派”群众组织，影响迅速扩大。北京许多学校的学生仿效清华附中成立了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全国各大、中学校也开始闻风响应。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同时，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此时的情景，真个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这样的背景中，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陈忠实由于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贫农出身，底子好，也年轻，才24岁，被红卫兵组织看中，拉进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也当了红卫兵，推选为红卫兵的政委。笔者“文革”开始时八岁，身在较为偏僻的乡村，对“文革”了解不多。我曾问陈忠实，红卫兵不全是学生，老师也当红卫兵？陈忠实说，红卫兵不分年龄，毛泽东当时胳膊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陈忠实的这个红卫兵政委前后共当了三个月。当时毛西公社农业中学红卫兵活动较少，主要是搞破四旧、立四新。 　　大串连开始后，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根据西安郊区教育局的通知精神，推选师生赴京代表，陈忠实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并负责带领去北京的学生。他们于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一是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是参观了一些学校单位的大字报。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第七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陈忠实见到了毛泽东，激动万分。 　　陈忠实在毛泽东逝世后应《陕西文艺》之约写的纪念文章《努力学习努力作战》（《陕西文艺》1976年第6期“毛主席啊，延安儿女永远怀念您”专辑）中，对这次被接见有过较为详细地回忆。抄录如下： 　　最难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声中，我作为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华灯之下，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十年前动人的情景，此时那么亲切地浮在脑海，如在眼前。 　　那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幸福时刻！十一月七日（邢注：应为11日），北京已是秋末冬初，长安街上的白杨已开始落叶，我们心里却正是一番明媚的春天，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轻轻飘浮，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雄伟的天安门、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缀着祖国各地方名称的红卫兵旗帜，穿着各种服装的各民族红卫兵，唱啊，跳啊。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我作为一个农业中学的青年教师，夹在这些小将中间，顿然觉得自己更年轻了。是啊，在祖国的首都，在毛主席身边，我不正是一个年轻的小兵吗？我的心里不断地响着“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旋律，渴盼着那幸福的时刻！ 　　四时，广播里响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整个广场变成一个欢腾的海洋，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一身绿色军装，从西长安街徐徐开来。我看见毛主席了！我看见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躯，一手扶着车栏，频频向两边欢呼的小将挥手，微风吹着主席的头发。我踮着脚尖。不住口地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正当毛主席经过我们队列前面的时候，主席侧过头来，挥着巨手，向我们挥动着。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 　　我坐在地上，打开语录本，在毛主席像下，记下了这一永生难忘的时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邢注：应为十一日）下午四时十七分，我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华表下。看见了您慈祥的面容。”…… 　　这个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的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也乱了。11月末，回到学校，社会上已经兴起造反高潮，原先的红卫兵多被认为是保皇组织，陈忠实所加入的红卫兵，也被打成了保皇派，很快就散伙了。陈忠实成为批斗对象。中共灞桥区党委在1982年5月7日关于陈忠实的考察报告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这样一个考察结论：“陈忠实带领学生从北京返校不久，学校红卫兵分裂出对立的‘红色战线’组织，这个组织刚成立，就以陈忠实是公社党委的‘保皇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对陈忠实进行了多次批判。从此，陈忠实成了批斗对象，除了参加劳动、留校看门以及接受群众组织批判外，无其他活动。此后也再未参加过任何派性组织。” 　　除了批斗，造反派学生还给陈忠实宿办和一房间的门框上贴了一幅白纸对联，上书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横批是：送瘟神。门框右上角还吊了一只白纸糊成的灯笼。这种农村办丧事用的东西，在他的门前一挂就是三个多月，不得撕扯，不得取下，24岁的陈忠实天天面对这些晦气的东西，觉得自己政治上已经死了，文学前途也完蛋了。 　　陈忠实极度灰心。入党很难，好不容易入了党，原来想着前途一片光明，没有料到，却被打成了保皇派。那个时代是以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选人用人，一个人一旦被划入保皇派，就是划入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了，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对象，一辈子都完了。年轻的陈忠实，当时心劲很高，正欲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却没有料到，斜地里来了一股风，就把他吹倒了，并且晾在了岸边。 　　1967年春天的一个日子，天气还很寒冷，陈忠实从乡下进西安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面粉厂的麸皮饲料，看到他崇仰的作家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游街。陈忠实心中十分震撼：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自己这个爱好文学刚刚起步的人还能弄啥，还想弄啥？ 　　其实，早在“文革”初期，陈忠实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有一天回家，他把自己几年来记了几厚本的日记和为创作做准备的生活纪事，拿到后院的茅房里烧毁了，烧得连个纸渣都不敢剩。此后多年，陈忠实再也没有读过文学书。 　　陈忠实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他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发生在这一段。前途无望，文学这个唯一的爱好也弄不成了。他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然而不能没有文学爱好和追求。一旦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的追求，他的精神支柱垮塌了。他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凑合为生了。这是精神的危机，也是生命的危机。别人诅咒自己，他也曾涌起过死的念头。他的精神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就在他陷入精神危机的时候，他的在外省生活的姐姐和表妹先后来看他，一个没有文化，一个正上大学，但两人的看法惊人地一致：“想开点！刘少奇、刘澜涛都被斗了游了，咱个平头百姓算啥？”这个话犹如当头棒喝，使他多少有些清醒。 　　这种沮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1968年，陈忠实才慢慢地缓过劲来。 　　十二 “半个艺术品”修复了文学神经 　　“文革”开始以后的几年里，在举世一片的批判风潮中，陈忠实的文学梦被彻底摧毁了。后来的几年，他与文学世界也隔绝了。他忍受着心灵上的折磨，不知道生活应该走向何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要破旧立新，全国各地曾经兴起一股地名更改风潮，将原来的老名字更改为具有“革命”或“红色”意味的新名。1966年10月，中共西安郊区委员会决定：将洪庆、新合、狄寨、十里铺、毛西、水流、席王等七个人民公社，分别更名为红星、永红、红原、向阳、立新、火炬、曙光人民公社。陈忠实所在的原毛西公社，这次就更名为立新公社。到了1972年5月，改名的七个公社又恢复原名。报纸的名字也不断更改。《西安日报》创刊于1953年7月。1962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城市提倡办晚报的精神，《西安日报》易名为《西安晚报》。1966年5月，《西安晚报》在“文革”风浪中停刊。1969年6月又以《西安日报》之名重新出刊。1981年1月，《西安日报》再次改为《西安晚报》。1994年1月，又增出《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并存。弄清了这些名堂，我们才能明白，何以跟陈忠实有关的生活基地，忽儿叫毛西，忽儿又叫立新，他发表作品的报纸，忽儿叫“晚报”，忽儿又叫“日报”。 　　1968年，立新公社农业中学撤销，陈忠实到立新公社东李八年制学校（戴帽中学，原东风小学）任初中教师。12月，立新公社借调陈忠实到公社协助搞专案、整党等工作，他主要是负责文字工作。这里的专案工作，主要任务是给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来的人落实政策。参加整党工作，组织后来对他的评价是，陈忠实在工作比较难的龙湾队工作，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对干部有错误认识的群众，坚持政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任务完成的比较好。 　　这一借调，就持续了几年。一直到1971年6月，因为他的工资问题在公社不好解决，立新公社把他安排任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院长，但当时不叫院长，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忠实在这里还学会了打肌肉针。负责公社卫生院，新官上任，他就组织十多名医务人员先后三个月进山采药一百多种，近万斤。组织的评价是，为“三土四自”方针开了新路，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制度，职工和群众的反映都比较好。 　　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天，立新公社来了《西安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合作医疗的发展情况，陈忠实受命陪同采访。记者知道了为自己引路的人名字叫陈忠实，很惊奇，记者说，他们报社一位姓张的编辑，听说他要到西安郊区来采访，特意让他留心并打听一下一个叫陈忠实的人的情况，想不到事有凑巧，居然一来就遇上了。经过这位记者的沟通联络，陈忠实和《西安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张月赓认识了。张月赓原在西安市和平门外的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是一名地质勘探工作者，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业余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时间，与陈忠实基本同时。“文革”前他在《西安晚报》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对同在《西安晚报》发表作品的陈忠实有所关注。1969年5月，《西安日报》筹备复刊时，张月赓调干至报社，安排在文艺部编辑文艺副刊。副刊需要和作家联系，他便打听陈忠实，想约稿。陈忠实与张月赓见了面，说：“我已经六年不写文学作品了，对文学已经陌生了。现在，倒是熟悉了给上边写某项工作的总结材料，熟悉了给公社领导代写各种报告。”张月赓说：“你陈忠实总是有文学基础的嘛，重新试笔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盛情难却，同时，陈忠实心底那一缕对文学的情丝也还未断，便想重新写作，但搁得久了，思想也被几年来形成的公文思维占满，一时难以形成艺术的思维。就这么一拖再拖，过了半年，陈忠实也没有拿出任何作品。张月赓那边却不断催问，不断鼓励。 　　在这期间，陈忠实和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到灞水之源的秦岭山中采药，听到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许多感人事迹，感动之余，忽生灵感，艺术思维也张开了，于是写了一篇散文，叫《闪亮的红星》。他当面把这篇新作交给张月赓时，心中仍然没有底，诚惶诚恐。他对张月赓说：“六年了，手生了，思维也僵硬了，写东西时有时枯涩得连一句生动的词儿也蹦不出来，你看不行就算了。”没想到张月赓看过以后，却很是满意。很快，这篇散文就在1971年11月3日的《西安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发表以后，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不小的反响。《西安日报》的文艺副刊自1969年复刊以来，是张月赓一人主持。张月赓说，当时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等，基本都是标语口号式的，《闪亮的红星》刊出后，报社接到了很多读者的赞扬信，大家觉得很新鲜，认为有文学性。当时西北大学的蒙万夫等老师，称《闪亮的红星》虽然也有缺点，但可以算作“半个艺术品”。1971年11月29日，《西安日报》正式开辟了“延风”文艺副刊栏目。《西安晚报》“文革”前的文艺副刊名为《红雨》，“文革”中的《西安日报》文艺副刊更名为《延风》。那时报纸的文艺副刊很少，以《西安日报》为例，该报当时是四开四版的小报，1971年11月的文艺副刊只有两期，一期一版，第一期就是发表陈忠实散文《闪亮的红星》的这一期，第二期是《延风》栏目登台亮相的那一期。而到了下一个月，即12月，整整一个月，一期副刊版也没有，一篇文艺作品也没有。所以，对于《闪亮的红星》引起的较大反响，陈忠实自己倒很清醒。他明白，在“文革”开始后的六年里，文学和艺术类杂志全都停刊，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也取消了。书店里除了浩然的小说再见不到任何文艺书籍了，与文艺几乎绝缘了六年的民众，在报纸上突然看到一篇散文，肯定会有一些新鲜感，这是对于文学形式的久别重逢的新鲜感，而不会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佳作。 　　张月赓主持的《延风》越办影响越大，到后来，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还带了一位李姓编辑到《西安日报》，说《西安日报》办了副刊，办得很出色，《人民日报》也要办副刊。 　　陈忠实“文革”前最后一篇文学作品是散文《迎春曲》，发表于1966年4月17日的《西安晚报》。 　　《闪亮的红星》是陈忠实中断文学写作六年之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在陈忠实看来，这是i灰复写作生命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写得很是艰难，先是没有感觉，找不到文学的感觉。但是心里记着一件事，要写一篇散文，因此，思维也在慢慢地转变着，眼光也在渐渐地调整着，公文时论思维要转换成艺术的形象思维。眼光也要从政治与政策，转向生活和人，以及人的情感。《闪亮的红星》作成，成败并不足论，重要的是，陈忠实把截断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接通了，干涸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也润泽了，变得有些僵硬的思维，也柔软了，灵活了，似乎跳跃着文学的浪花，重新流动起来了。 　　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散文《寄生》，寄给张月赓。张月赓已经编好并排版，但在主编那里未能通过。主编认为这篇散文观念上有些问题。后转投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工农兵文艺》，《工农兵文艺》将原题改为《老班长》，发表在该刊1972年第7期的小说栏目头条。笔者见网上有些资料还记陈忠实有散文《寄生》，发表于1972年的《西安日报》，不确。陈忠实在后来的各种文集、选集中未收此文。2011年9月15日，笔者查原始资料发现此文，询以陈忠实，陈忠实也只记得有散文《寄生》而不知有小说《老班长》了；陈忠实还对将原题《寄生》改成了《老班长》很惊奇，他想了想，认为可能是当时的编辑部认为《寄生》这个题目有些敏感，不那么“正面”，就把题目给改了。《老班长》所写的题材也是陈忠实那次和赤脚医生进山采药时发现的。陈忠实在秦岭山中发现了一种老树上的寄生物，这种寄生物没有树叶，长得很像小孩的手指头，靠寄食老树的营养维持生命。陈忠实在文中以“寄生”喻地主，所表达的主题，是借对寄生物的批判，批判“一切剥削阶级”。张月赓说这篇散文的寓意是批判林彪。笔者恰好看到两则据称是林彪的“笔记”，林彪所说的话，似乎正是这个“寄生”之意的注脚。“九一三”事件之后，搜交了一个林彪、叶群的“笔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有这样两则，一：“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林彪称毛泽东为“一号”，称自己为“一零一”。二：“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张素华：《变局：七干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所谓“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亦步亦趋”，从而“得一人而得天下”，实乃寄食而生之意也。因此，张月赓说陈忠实当年写这篇散文是批判林彪，差得不远。 　　这之后，陈忠实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革命故事《配合问题》，刊于1972年8月27日的《西安日报》，散文《雨中》，刊于1972年10月22日的《西安日报》。闸门一开，涌泉之水汩汩不息。 　　这些散文或革命故事发表之后，没有稿费。报社给他的报酬，有时是寄一些购书票。陈忠实当时收到的最高价码的购书票，是一元五角。然而拿着购书票去买书，却无可选择。他到西安城中最大的也是指定的钟楼新华书店去购书，却发现没有他想要的书。看来看去，看巴掌大的《新华词典》还算实用，就买回去供孩子念书。这样一来二去，买回了不少词典，多到自家用不完，又只好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点灯熬油，自赔纸张，劳心伤神，稍有不慎还会惹来灾祸，写这些东西到底所为何来？陈忠实以为，全是因了个人的兴趣。再后来，这个问题一再浮出，始渐悟出，原来是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在作祟。 　　有人的神经敏感于官，有人的神经敏感于钱，有人的神经敏感于声音与节奏，有人的神经敏感于线条与色彩，而他的神经，是敏感于文字。而且，写字作文，虽苦却乐。苦中自有其乐，甚至大乐。兴趣在也。 　　在重新对文学产生兴趣之后不久，陈忠实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1972年，他从农民身份变成了吃公家饭的人，命运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一年，上面要培养一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条件是，年龄限于三十岁以下，中共党员，人选定后，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或副主任。西安市郊区共有26个公社，这一次试点培养十个，毛西公社即在其中。陈忠实是毛西公社的推荐人选。陈忠实当时最大的人生考虑是，这一次如果被任命为公社干部，他的身份就变成公家的即体制内的了。此前他还一直是民办教师身份。民办教师，属于大集体性质，是民办公助。如果当了公社的副主任，就变成了公家的干部身份。因此，这个公社副主任对他的人生非常重要。 　　负责这次干部选拔的，是中共西安市郊区组织部，组织部部长把陈忠实叫到组织部谈话。谈话中，部长问了陈忠实一个问题，当时西安市有五个造反派组织，他问陈忠实认为哪一派好。陈忠实回答说，他认为西安交通大学工总司这一派好。陈忠实觉得，相对而言，其他四个造反派组织都很激进，而工总司这一派相对温和一些。不料，部长听了他的话，却很不以为然。部长说，交大工总司这一派是保皇派，而另外四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上要用的是有造反精神的人。 　　陈忠实心里想，完了完了，这一下完了。组织上谈完话后，陈忠实回去把这个谈话结果汇报给毛西公社的书记。书记听了，沉吟了一会儿，说，他去给组织上再做一做工作。 　　书记的热情陈忠实很感激，但陈忠实心里总觉得这事完了，自己的观点与组织上的用人要求不合，岂能被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还是被选上了。在西安市郊区这一批任用的十个年轻公社干部中，从政治态度和观点上分，九个都是造反派，就他一个保皇派。 　　1973年，陈忠实被任命为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人生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他由11年民请教师的身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很多年后，陈忠实还说，他很感激这位组织部长。 　　话说“文革”结束以后，上边查这个组织部长如何执行“四人帮”路线的问题，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让干部揭发，通知陈忠实也参加了一期。陈忠实始终没有说这个组织部长的问题，他说他与这个组织部长只见过一面，工作上和私下都没有联系，事实上也不了解。组织部长当年和他谈话中说的关于造反派中哪一派更革命这个话他也没有说。陈忠实认为，当时的政治就是这么要求一个组织部长的。 　　当年提拔陈忠实当革委会副主任的西安郊区组织部部长叫杨立雄。杨立雄后来从组织部门调到了另外一个局任局长。退休后，有一年春节，杨立雄携夫人到陈忠实家看陈忠实。杨立雄对陈忠实说：当年调查我，找你谈话，你没有说过我一句不是，这事我知道。陈忠实笑，杨立雄也笑。第二年春节，陈忠实也携夫人去看杨立雄。 　　十三 亮相《陕西文艺》 　　陈忠实之走上文坛，成为文学人物而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应该从他1973年亮相于《陕西文艺》开始。此前，他主要是在《西安晚报》或《西安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一些诗和散文，按当时的一般看法，这样的作者，只属于地方性作者，准确说，属于西安地区的作者。而在《陕西文艺》发表作品就不一样了。《陕西文艺》是当时陕西省唯一的以文学为主的文艺性刊物，代表着当时陕西的文学形象，而且，《陕西文艺》又与此前的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延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文学名刊，另外，20世纪70年代文学期刊也少，因此，能在这样的刊物上亮相，作品同时也有引人注目之处，就很容易被人记住或者说是“成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中回忆说，“文革”后期他在贵州，常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们觉得当时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有三个作家，一个是陈忠实，另外两个是蒋子龙和克非。 　　在这里，我们梳理一下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历史和《延河》与《陕两文艺》的关系，以明其在变化多端的当代政治风云中的流变和名称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夏，成立于1954年11月的中国作协两安分会即处于瘫痪状态，作家搁笔，刊物停刊，由文革小组领导。1967年1月，“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夺权，后成立“斗批改委员会”，直至1968年10月，工人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原文化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中国剧协陕两分会、省剧目工作室、省音协、省美协等6个单位，领导和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6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及文化局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局机关设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出版组。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延河》于1956年4月创刊，为月刊，当时是由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文学期刊。1966年7月，“文革”兴起，《延河》停刊。《陕西文艺》于1973年7月创刊，为双月刊，当时是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的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1977年1月，《陕西文艺》改出月刊，同年7月，恢复原名《延河》，为月刊。如此看来，刊物名字也有变，但实质未变，这就是《延河》或《陕西文艺》这份刊物是陕西省的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 　　《陕西文艺》当年位于两安市东木头市172号。这也是当时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地。这是一座貌不起眼的小院。当年西安城里像这样的老院子很多。大门是老式的高门槛木门，坐南朝北，院内有几进土木结构的房屋。这个院落，历经时代的变迁，在原格局的基础上或拆或盖，已不那么整齐了，有门窗敞亮的高大正房，也有低矮简易的青灰平房，这里凸出来，那里凹进去，与普通居民的大杂院差不多。院里有个东跨院，青砖铺地，老树葱郁，一排坐南朝北的老式平房古色古香，《陕西文艺》就在这个小跨院里办公。《陕西文艺》编辑部人员大多数是原《延河》的班底。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副主任杨韦昕，小说散文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 　　1972年冬天，西安市的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把陈忠实的一篇散文推荐给正在筹办《陕西文艺》的路萌和董得理。次年7月，在《陕西文艺》1973年第一期亦即创刊号上发表，陈忠实由此跨进了陕荫最高级别文学杂志的门槛，从而也进入了全省和全国的文学视野。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到了1972年，时局有所松动和变化，党的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文艺界开始恢复文艺机构和文艺创作。上海当时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爆发新火花的重镇，文艺上也领先一步。1973年5月，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朝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4月，《朝霞》丛刊第一辑《青春颂》出版。《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刊。这个时期的文学写作也有所恢复，但是作者基本上都是新人，称为“工农兵作者”。老作家不写或不能写了。以陕西为例，郑伯奇这样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就基本上不写作了，柳青、王汶石这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影响很大的作家也不写了，杜鹏程还没有被平反。但是文学要恢复，要有新人和新作品，与时代文化氛围相适应，“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应运而生。“工农兵业余作者”中有的人从此步上文学之路，甚至成为后来中国文学的中坚。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 　　1972年，陈忠实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大家热情很高，创办了一份自编自印的内部文学刊物《郊区文艺》。创刊号在1972年出版，陈忠实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刊登其上。这一年下半年的一天，陈忠实收到徐剑铭的一封信。徐剑铭在信中说，他刚刚参加过一个重要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原来被下放到农村的作家和编辑又回来了，被砸烂的作家协会要恢复工作了，只是不能再用“文革”前的旧称，改成了“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同时，《延河》也即将复刊，但是为了与当年的“文艺黑线”决裂，也不能用旧名，改名为《陕西文艺》。他参加的这个重要会议，就是“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共同召开的，与会者都是西安地区的一些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让与会者向新的编辑部推荐各自认识的业余作者。徐剑铭说，新刊物需要作品，那些声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虽然从流放地回来，但思想改造的过程还很长，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能否重新发表作品一时还很难说，这样，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倍受重视，刊物主要靠他们写稿，业余的“工农兵”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极受器重。《陕西文艺》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诗人。徐剑铭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陈忠实，董路两人此时均表示对陈忠实还毫不知晓。徐剑铭同时推荐了陈忠实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散文《水库情深》，徐剑铭把这篇散文剪贴好送到了编辑部。陈忠实对此极为感动，感动这种文友间真诚而无私的帮助。 　　时隔不久，陈忠实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里边装着他的散文《水库情深》，这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样稿的边角上，编辑用红笔作了很多修改和勾画，样稿呈现出一片红色。陈忠实当时刚刚从村子里下乡回到公社机关，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兴奋异常，下乡一天的劳累烟消云散了，饥肠辘辘的感觉消失了，居然情绪慌乱，无法静下心坐下来阅读修改的文字。直到吃过晚饭，他才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作品再读一遍，而对编辑那些以红笔修改过的字句，更是细细琢磨，反复推敲，以求获得启示，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散文再行打磨，进一步完善。 　　两三天后，陈忠实借到郊区开会进城之机，顺便到《陕西文艺》编辑部送去他的修改稿。他兴奋而又有些惶恐地走进东木头市文创室的院子，问到一间屋子，见了董得理和路萌。董得理和他说了几句诚恳的见面话之后离开了，路萌和他谈稿子。陈忠实这时才得知，用红笔修改他散文的人，正是当面坐着的这个名叫路萌的编辑。陈忠实感觉路萌很客气，很和悦，很谦逊，文质彬彬又热情洋溢，总之，印象好极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陈忠实的语文老师曾把他的一篇作文亲自抄写并投寄给《延河》，后来音信全无，此后许多年，陈忠实在他的业余文学创作操练和投稿过程中，一直对《延河》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从来没有敢给《延河》投寄一篇稿子。陈忠实事后回忆说：“在我的感觉里，说文雅点，《延河》是全国大作家们展示风采的舞台；说粗俗点，那门槛太高了。”此时此刻，陈忠实最深切的感觉是：我终于进了早就仰慕着的这个高门槛了。 　　《水库情深》刊《陕西文艺》1973年第一期即创刊号。这一期的《陕西文艺》在这一年的七月出版。 　　亮相《陕西文艺》之前，陈忠实共写诗和快板计3篇，散文、特写计6篇，故事计3篇，除两篇故事刊于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的内部刊物《工农兵文艺》之外，其余全部刊于《西安日报》或《西安晚报》。计有―― 　　诗歌、快板： 　　《钢、粮颂》，刊1958年11月4日《西安日报》。 　　《一笔冤枉债一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断》，刊1965年1月28日《西安晚报》。 　　《巧手把春造》，刊1965年3月6日《两安晚报》。 　　散文、特写： 　　《夜过流沙沟》，刊1965年3月8日《西安晚报》。 　　《杏树下》，刊1965年4月17日《西安晚报》。 　　《樱桃红了》，刊1965年12月5日《西安晚报》。 　　《迎春曲》，刊1966年4月17日《西安晚报》。 　　《闪亮的红星》，刊1971年11月3日《西安日报》。 　　《雨中》，刊1972年10月22日《西安日报》。 　　故事： 　　《春夜》，刊1966年3月25日《西安晚报》。 　　《老班长》，刊《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7期。 　　《配合问题》，刊1972年8月27日《西安日报》和《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9-10合刊）。 　　《水库情深》虽然只是一篇散文，但意义重大，毕竟，陈忠实迈入了他向往已久而且对之颇感神秘的高门槛。单是对增强文学自信心一项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