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民工问题
每天，马小朵都要“从一个‘北京’，赶到另一个‘北京’”。
起点是万寿路甲15号院，紧靠着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一个高级超市，周边的房子每平方米卖到3万多元。
目的地叫刘娘府，一个聚拢了上万名打工者的城中村，房租最贵时也不过每月300元。院里也有一家超市，招牌上印着“兴隆连锁锁超市”，“锁”字多印了一个，怕花钱，老板便一直没把它换掉。
“你不能指望北京的所有地方都建设得一样好。”马小朵站在由养猪场改造而成的民房边上说，“就像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成为北京人一样。”
在这片被官方文件称为“社区”的聚集地，流动人口数量是常住人口的10倍。“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和长大，这里算不算他们的家？”
从4年前来到这个社区开始，马小朵和她创办的民间组织“同心希望家园”，努力帮漂泊的外乡人找到家的感觉。她见证了这个农民工社区的成长，也见证了它的死亡。
这个社区有温度，但不属于打工者
马小朵很早就发现，在刘娘府，到处都可以找到“公共”的影子。
3个厕所是社区里最“豪华”的公共建筑，它们和城里的公厕一模一样。但是，由于公厕数量是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规划设计的，所以每天清晨，厕所门口都要排起长队，有些大人憋得急了就会随地解决，更莫提小孩儿。
社区里最大的公共住宅，是在过去猪圈的基础上砌上墙，再搭上一个大顶建成的，人们至今还以“猪场”来称呼这个上千人居住的地方。类似的住处还有“鸡场”，前年着过一次大火，但因为每月租金不到100元，今年又人满为患了。
此外，因为多数人家都没有淋浴设施，社区里还开设了一个公共浴池。但是，一次7元的价格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在“可以接盆水冲凉”的夏天，这里多数时间没有生意。
这一切让马小朵觉得，这种“公共”显得冰冷而物化。
在社区居委会的大院里，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服务站的办公室是面积最大的。在许多打工者印象里，“流管站”办公室总是人最多，有些人磕着瓜子看报，有些人对着一大缸的金鱼喂食。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好像就是办暂住证”。
马小朵不由感慨：在这里，打工者的处境就像这个打工者社区所处的位置一样，“很尴尬。”
比如，她发现，在这个社区里，有北京户口的人可以去居民液化气服务站换气，40元一罐；而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则必须花上140元一罐的价格向私人开办的服务站购买，买来的气罐大多是早已淘汰的旧货，经常有人因为罐口着火而被吓到，或者被飞溅的火星烧掉刘海儿。
“这个社区有温度，”马小朵说，“但不属于打工者。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还是被称为‘老外地’。”
她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民工聚居地，而算不上一个“社区”。它缺少社区所应有的群体间的有机联系，也缺少一个社区应该有的文化、精神纽带。更要命的是，住在这里的打工者缺少归属感。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她一头扑在这里，并整整坚持了4年。
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
没有人比马小朵更在乎归属感，因为这个44岁的女人曾被这3个字“折磨了整整28年”。
翻开这个女人的奋斗史，城乡纠葛如影子一般，对她紧追不舍。
这种纠葛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1982年，16岁的马小朵从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从那一刻起，“外地人”的身份就一直困扰着她。她的第一次恋爱，因为男方的北京人身份而阻力重重。恰好听说深圳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马小朵带着600元去了深圳。当时，她告诉自己，“有户口，才有爱”。
后来，她拥有了深圳户口，并嫁给了她的初恋。然而，当她想把孩子的户口随丈夫迁到北京时，派出所的警察大声告诉她：“那还了得，这北京的窗户一开，什么苍蝇，蚊子，不是都飞进来了？”
她说，城乡之间，总有些问题是她永远也想不清楚的。
她特别爱笑，但是右眼的眉毛却总是皱着，那是打工的时候，被勒货用的弹簧绳打到了眼睛，落下的毛病。
走起路来，她总是低着头，步子又小又快，并被丈夫取笑为“日本女人”。但马小朵自己知道，“那种谨小慎微，是常在屋檐下的证明”。
马小朵15岁入团，16岁进城，所以只交过一次团费，她说她做梦都想有人能来收她的团费，但一进城，“就再没人管我了”。
如今，身份已经变成了城里人，但马小朵仍然觉得“城市永远都不是我的家”。因此，她尤其能体会在北京的农民工。这也成了她创办同心希望家园的直接原因，“我希望能真正回到这个群体里，去服务他们”。
不过，这个想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没有挂靠单位，在选定刘娘府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之前，她吃了很多闭门羹。
4年来，她每天有10个小时在社区里，丈夫一边抱怨“家被你当成了旅馆”，一边被迫干起了家务；而读初中的女儿为了帮社区里的孩子募集旧书，“已经打入了校学生会”。
超市里的家
马小朵在刘娘府创造归属感的尝试，是从一家超市开始的。
说是超市，其实只是一间出售旧衣服的路边小店。店里唯一的“试衣间”是一个布帘子，没有镜子，但多数打工者并不介意，他们只希望试试“是否合身”。
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整齐、干净，样式也多，只是有些衣服的袖口已经磨损，一些黑色T恤也褪了色。这些衣服都是从各个大学募集而来，再分类、整理，低价卖给社区的打工者。
一张详实的价格参考表就贴在墙上：一般的衣服绝不会超过5块钱，碰到冬天的羽绒服，如果有6成新，又是“最大的品牌”，“比如李宁牌”，负责整理衣服的蔡琴才会咬咬牙，标上“13元的超高价”。
在这个名为“爱心超市”的地方出现前，离刘娘府最近的服装市场步行要40分钟才能到，衣服最便宜也要20元一件。
有人计算过，自从2006年开业以来，这里每年能卖出上万件的衣服，大概可以为社区里的打工者节省30万元。超市每天的流水账都会贴在门外，截至去年年底，这家超市连续3年盈利上千元。
这些钱，捐助过一个社区里患白血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以卖煤为生；一个社区妇女患了子宫癌，死后却没钱火化，爱心超市替她出了这笔钱。
这个超市在打工者里口口相传，最远甚至传到了山西。据说，一个建筑工人为了送礼，专程坐火车赶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的衣服，又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
不过，这些值得称道的“业绩”，并不是马小朵开办爱心超市的主要目的。她的打算是，通过这个超市“创造家的感觉，让农民工拥有主人的心态”。
出于这个考虑，超市很多管理都是集体决议。超市开业时，为了确定衣服价格，马小朵特地和六七个社区妇女一起进行了一场民主讨论。
店长宋朝莲是河南人，在这个社区生活了10多年。在超市开业前，她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如今，她每天都坐在缝纫机旁，把卖不出去的衣服做成鞋垫，送给工地干活的小伙子，有时还会给他们缝缝衣服。3年来，她在这里结识了20多个同乡的姐妹，有的还是远亲。
显然，聚集在超市里的打工者，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来。
超市里摆放着十几把塑料板凳，用来给打工者们聊天，但却远不够用，一到晚上，很多人都只能站着。
一些人从工地下班后，会相约在超市“扯淡”。每当这时候，他们会特意换上从超市买来的大学文化衫，有的印着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的印着中央民族大学，在超市里肆意地互相取笑：“你是大学生啊，冒牌的吧。”
一个在国外做研究的华人学者来过爱心超市以后觉得：“在这间屋子里找不到歧视，只有打工者才会来，大家就会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只属于我们的地方。”
在这里，一个叫李金华的女孩觉得很放松。她来北京7年，从来不爱去城里的商场，因为售货员看她的眼神，总让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偷”。
来自秦皇岛的张国最为放肆，他总是一进超市，就将手机里的歌曲声音调到最大，靠在墙上，等待接踵而至的工友们。张国喜欢买彩票。这一次，他买的彩票又没中，一边向宋朝莲大声抱怨，一边在衣架旁挑挑拣拣。最终，他选中了一件佳能相机的文化衫，背面印着“EOS3000万”的字样：“6个500万，这个好！”
交了两块钱，张国心满意足地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