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剪不剪

　　辜鸿铭拖着油光可鉴的辫子泰然自若地上台领取北大英文教授的聘书，他倔强地与时代保持距离，非共时地生活在民国里。这有些像一个著名的悖论：我转过身，障碍就在我身后。而我，我拖着我心中的辫子，根本做不到像辜鸿铭那样泰然自若，一往无前。我在这个时代里常感到巨大的不适。时代的断裂感永远在心中晃荡。满大街金黄色的染发大波浪，满大街的高筒靴子与紧身裤，露出两条细瘦美丽的腿，骄傲地高昂着头。上网时，我只会打字，收发电子邮件，网上的杀人新闻桃色新闻爆炸新闻我总是不知。我极端缺乏当代的娱乐态度，酒吧，夜店，我从未涉足。我保持着十点入睡的习惯。我曾经到超市购物时发现现金不够，便对收银员说，麻烦你先把我的菜放一边，我到银行取个钱马上回来。我知道，附近就有一家建设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收银员万分诧异，你怎么这么快？是不是银行里没客人，所以你用存折取钱能这么快回来？我更诧异了，为什么说我用存折取钱呢？我用卡到自动取款机取的。收银员瞪大了双眼，那你为什么不用银行卡直接买单就好？她又重新打量了我一遍，仿佛看星外来客，心里嘀咕道：看起来像三十出头的人，怎么思维像上世纪八十岁的老人？　　刹那间，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发生了短路：原来到超市买菜可以直接用银联卡买单！以前也经常看别人用银联卡买单，但因为一直习惯拿着现金买菜，所以才闹了这么一出笑话。我想，我可能会慢慢地变成这个电子时代的活化石，当全世界都在用银联卡购物的时候，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坚持使用现金购物的人。我已经慢慢地蜕化成小说家何也先生笔下的人物：老阿婆是老街上唯一一个坚持使用分币的人物。时代永远以一种比我们更快的速度远去，我们奔赴向一个不能错过却又必然错过的约会。时尚就像一条滑不溜鳅的鱼难以追逐，我是处于当代的上一时代的人，是被新时代新时尚灼伤的人。　　我自身的遭遇与体验让我相信，大清国亡了后，那些痛哭的满清遗老是真心的。家再破，也还是家；国再破，也还是国。可是亡了国，就发现满世界非我族类，江山已被陌生的小屁孩占领。时代呼啸前行，国仇家恨向后漂移，历史的尘土迫不及待要掩埋这些遗孽。他们失去了可以跪拜磕头的皇上，就像一个人丧失了他的宗教；没有人打他们板子了，他们不能动不动就下跪了，所以流泪。金银珠宝散逸，荣华富贵烟消了，云散了，一切均是昙花一现。当年溥仪退位，人们纷纷削短发，穿中山装，辫子一日少于一日接近于绝迹。很多年后，似乎只剩下两根最著名的辫子，一根在北大，主人辜鸿铭，一根在清华，主人王国维。当一根辫子逝去的时候，另一根辫子也逝去了，但两根辫子主人留给我们的知识产物，就像郭沫若所说：“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诸位，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辫子，这也许是中国人走不出的怪圈。旧思想是旧习惯在国人心中留下的烙印和阴影，“心里的辫子”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时代问题。中国的辫子问题从清朝开始，那时的辫子，是外族强加给汉族的耻辱性标签，更多地代表了某种外来武力文化的基因。当先辈还在为“留头还是扎辫”的文化命题血溅菜市口时，后辈早已忘记了辫子的来历与意义。国运更迭，大浪淘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辫子变成了牢笼。人在里面关久了，就出不来了。所以说，失去了理智和争鸣，往往结果是悲剧性的。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之所以留辫子也许是想提醒在历史火车头牵引下狂热向前的国人：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你们还应该有所坚守。　　短短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多少大事件，人们脚步趔趄无法跟随。人心被揪裂了，有人发疯，有人投水，知识分子的尊严被毫不留情地践踏在地。在新的秩序和新的意识形态面前，人心难免狂热。有位叫魏嗣銮的中国留学生到德国留学，遇到一位哲学教授纳尔逊先生。纳尔逊教授在哲学领域上卓有贡献，他很钦佩辜鸿铭。谈话中纳尔逊问起辜鸿铭在中国的情况，魏嗣銮告诉他：“辜鸿铭这个名字，听说过，但却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一般都把他看作顽固派，青年人是不大理会他的。”纳尔逊教授大为吃惊，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在中国居然如此潦倒。他说：“辜鸿铭的著作，我有幸读过几种，我以为他的哲学意义深远，令我佩服。”　　我时常表情复杂地审视着那些富有激情的年轻革命者。犹记得七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各种标语传单、宣传画、大字报、样板戏，“红光亮”“高大全”毛时代的图像符号，红皮书、红袖章、像章、五角星等等，都是有着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经典符号。由于这些公共的图像的搬用和重叠使政治波普更加的流行于大众。年轻革命者一度热衷于戴着八角帽，别着红袖章。人们狂热地爱着新辫子，被新辫子所绑架。但是，再年轻的激情也会消退，再革命的革命者也会落伍。时代是多么地花样百出。　　我常笑母亲的古板与落伍。母亲打不开微波炉的门；她对自动取款机心怀恐惧，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这怪异的机器吞噬；她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动车车票；她不懂得如何摆弄电视机顶盒摇控器；声控电灯突然而至的光明会把她吓一大跳；她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她一辈子不敢穿裙子，一辈子穿革命式的裤子，哪怕夏天捂出通红的热痱；她会迅速把你上酒店吃饭的钱折换成一头牛的价钱；她会在半夜里偷偷把空调关掉让你热醒。一天我下班后回家，母亲向我诉说她整个上午被闹钟折腾得死去活来的遭遇：“你忘了关闹钟，它拼命响，吵得人头晕，我横着放不行，竖着放也不行，最后只好把它塞进被窝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我大笑。又有一次，母亲絮絮叨叨地倾诉：“刚买的手机，也不知放哪里，整整找了一下午，后来才发现被你宝贝儿子放在窗台上。”母亲第一次使用这新时代的武器，敬手机为神明，从不敢乱碰乱动。她要嘛充完电不懂得开机，要嘛出门时忘了随身携带，打她的手机十有八九打不通。我教她：用家里的电话拨打一下，它就会响起来，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了吗？母亲一拍额头：哦，我怎么没想到？她对一切新机器崇拜而满怀畏惧，你教了她数遍她还是不能领悟，看着你那张不耐烦的臭脸，她小心翼翼地努力想把自己缩小在这奇异的世界里。在这里我已不仅仅在描述我的母亲，而是在描写全天下所有节俭而落伍于时代的母亲。即使这样，她依旧是让下班后满身疲惫的我能立刻吃上热饭菜的母亲。　　在我笑母亲落伍的同时，儿子也在嘲笑着我的落伍。我不懂得用手机下载音乐。他满嘴新新人类的词汇：“超搞笑。”“郁闷”。 九十年代，我的习惯用语是再见，我把它带入新的时间门槛，结果电话那头总是说拜拜，我的语言错乱了节拍。我改说拜拜，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再见，他们停下了节拍等待。我其实想找个一起说再见的人。如今我语言节奏凌乱，我还是闹不清，对谁说再见，对谁说拜拜。　　我经历了自行车时代、摩托车时代、汽车时代。在别人拥有自行车的时候，我羡慕了别人很久才骑上自行车，是带横杠的，上下车特别不方便，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满足了少女的虚荣心。自行车带给我的快乐时光是过年的时候，父亲用家里那辆老式的男式自行车载我们全家去给干爷爷拜年，我坐在横杠上，母亲和哥哥姐姐坐在后面，活像一个杂技团表演。九十年代，身边的人有了摩托车。时髦的男青年用摩托车载着女青年上城里看电影，上坡时，他潇洒地加大油门，轻松地上了坡，身后留下一串黑烟。他怜悯地看了看身边那对推着自行车走路上坡的青年男女。不过也有遇上尴尬的时候，电影散场后，由于寒露使摩托车无法启动，男青年猛踩发动机，无奈摩托车就是不发动，男青年一身热汗，喃喃地对女朋友说对不起，眼神流露出一阵阵绝望，倘若此时女朋友不在眼前，他绝对会猛踢摩托车几脚。新世纪，有些城市开始禁止摩托车出行，街上爬满了甲壳虫一样的小汽车。夏日炎炎，打开车里的空调，在空调里从容地调动着方向盘，感觉自己掌握着移动的天堂。速度这个意象十分美好，它带着人们奔向远方的希望。即使以后进入家庭飞机时代，我也只能停留在摩托车时代，因为我高度近视加散光，根本驾驭不了那移动的天堂。　　一个再老的人也想本能地抓住些什么，以免被时代无情地抛弃。　　你心里有辫子吗？　　你的辫子剪不剪？